五分鐘之後,男人把一輛黑色汽車開到餐館門口。已經看不出它是什麼牌子,什麼年頭的產品,因為它是肢解了好幾輛車拼湊的。
猶太俱樂部里沒有一張空椅子。鋼琴曲子是陌生的,但十分好聽,有一絲中國情調。也許是阿龍·阿夫夏洛莫夫新寫的小品。傑克布·艾德勒到上海沒幾天就混進了阿夫夏洛莫夫家,白聽了一場音樂會,白吃了一頓冷餐,之後便把這個猶太作曲家的作品介紹給了我。
走出餐館我就覺得自己在等待什麼。似乎彼得欠我一句話,我在等那句話。我把那個偷梁換柱的計畫原原本本講了一遍,一個細節都不馬虎,總算達到了彼得的理想程度。他總該說點什麼。他一句話也沒說,我被自己的等待一直懸吊在半空。這是一件大事,天大的事,要置他人於死地,他怎麼可能不說一句話呢?
我不是想要一個「謝謝」或者「May,做這一切都是為了救我,太難為你了」!
這些話都會文不對題。有一個人將為了他彼得的安全出逃而待在莫測的上海。不,遠遠不止這些;一個人在發現他的真情被一個女人踐踏得稀爛之後,留在了舉目無親的上海。何止舉目無親,簡直是敵意瀰漫。一旦日本人發現他是交戰國僑民,就會送他去郊外的集中營。街上一隊一隊、一車一車的佔領軍來往,奔向某個罪惡的目的地,一個個軍帽下的腦瓜,運行著惡毒的念頭……彼得逃亡的身後,被丟棄下來的這個人舉目看去,原來這是一座對他充滿不善的城市,茫茫的不善中,竟有一份來自他熱戀的中國女子。
好了,傑克布·艾德勒被榨盡了價值,成了真正的人渣。
彼得至少該對這人渣說一句什麼。
我的心慌慌的,就是等彼得的這句話。比如:May,我們對這位傑克布先生缺乏公平。或者:以後怎樣能償還我們欠傑克布的呢?我們欠他太多了,怎樣才能得到他的寬恕呢?
整個晚上,我聽著鋼琴曲和音樂中人們的低聲交談,其實一直在等彼得的一句話,哪怕是:可憐的傢伙,算他倒霉,愛上你這小巫女!
彼得請我替他翻譜,我這才醒悟過來,果然是他要試奏他剛才即興寫的幾個樂句。他的真實心情我不知道,但手指下的樂句在輕歌曼舞,是個心情不錯的告白。我看著他認真、專註的側影,就像我們第一次見面,他替我翻譜一樣注視他。這側影很優美,沒說的,我卻好失望好失望。彼得怎麼可以讓我懸在等待中,就是不讓那句話把我落實下來?
彼得彈得很出色,人們請他再彈兩首曲子。他說了句什麼,周圍嘩啦啦地鼓起掌來。我發現一隻手在捅我——彼得的手,人們是在沖我鼓掌,因為彼得宣布那支鋼琴小品是獻給我的。
我受寵若驚,但我一直急不可耐等候的絕不是這句話。
傑克布一直沒有回家,也沒有任何消息。我的小繼母這樣告訴我。那時候我當然還不知道傑克布已經進了橋頭大廈的監獄。第二天下午,我教了一節課回來,聽到的還是她這句稟報。家裡又沒小菜錢了,她羞怯地暗示我。
不久有電話打進來,找我的。我剛接電話,那邊人詭秘地說:請等等,有位先生要跟你說話。我聽見電話在兩隻手上交接了一番。
阿玫姐姐,你只管聽,不要說話,世海在電話中用英文指示我。他的嗓音通過電纜傳過來就露餡了,乳臭未乾。阿玫姐姐,傑克布被日本人抓進去了。
我聽自己說了一聲「what」?
請不要插話,世海嚴峻地說。他現在給關在那座所謂的橋頭大廈里。
到了1942年夏天,橋頭大廈對誰都是個著名的所在。日本憲兵隊用它關押收審抗日分子。
然後我便聽說了傑克布·艾德勒事發的始末。他惹了一身禍,卻跟他自身利益毫不沾邊。
世海說:能不能請你去我家一趟?也許我爸爸能找到關係營救他。
我掛了電話就換衣服,換鞋子,一面飛快地想著父親的一個姓劉的學生。那個學生的父親在汪偽政府里做部長,不是教育部長就是司法部長。我打開皮鞋匠縫補過的小皮包,發現裡面的錢只夠乘黃包車,我教鋼琴課的課時費要到月底才能拿到。凱瑟琳跟著我亂轉,問是不是傑克布有消息了。我跟她講什麼?什麼也講不清。我愣頭愣腦地問:你還有多少錢?
做啥?凱瑟琳用應付查賬的警覺口氣說。
沒啥。我沒車錢了,給兩個車錢來,馬上還你。
她轉身就走。我等著她給我拿錢來,卻等來一本賬簿,她指著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數字:喏,艾先生的錢我沒有花一分在自己身上。儂看看好了。
我剛要說我一點都不懷疑她的廉潔,她就嘩啦嘩啦說起世道如何壞透了,昨天顧媽出去買小菜,鈔票在手裡捏得緊緊的還是被小偷得了手。皮鞋壞了,拿到攤頭上去修,結果攤頭和皮鞋通通沒有了。電燈泡買回來只用了兩天,癟掉了!
我從柜子里抓出兩條長裙子,都是最香艷肉感的那種,放在一張舊報紙里一裹,衝出門去。
這是下午五點多鐘。你知道上海的夏天。夕陽又熱又黏,走了一會兒就覺得一身的不潔不爽。我們這一帶的幾家寄賣行都讓陸續登陸的猶太難民慣出了毛病,知道無論他們把價壓得多低對方都會出手。已經傾家蕩產的難民們為了讓全家人吃一頓猶太新年大餐,寧可賣掉他們賴以過冬的毛皮大衣。他們就這樣在上海精明的寄賣商手裡一步步傾家蕩產,走向赤貧,穿起了國際紅十字會捐糧的麵粉口袋。
寄賣行的店員對著光仔細查看這條太平洋彼岸來的三手貨。晚禮服是杏紅色,前面兩個主人滴在前襟上的香檳酒、冰激凌汁、番茄沙司趁夜色混混還可以,在這樣的查看下,太丟人了,我都為它們抬不起頭。
這東西我們賣不出去的,店員說,喏,這條裙子我們到現在都沒賣出去。他指著一件象牙色太陽裙,質地精良,也沒有那麼多點點滴滴的「前科」。我一看標價,也不過幾趟黃包車車費。
另一條裙子讓我連打開的勇氣也沒有。看看錶,已經六點出頭,一狠心,我把表放在櫃檯上,請他隨便給我幾塊錢,我有急事。
我拿著錢便走。店員在後面叫我,忘記你的衣裳了。我轉身謝謝他,請他先替我存放一下。我的事實在太急了。
連黃包車夫都給我嚇了一跳,問我:小姐儂做啥?因為我一句話沒有就從人行道衝到馬路上,連蹦帶跳已經坐在他車上了。
我按照打聽到的地址來到父親這個學生的家——一所在楊浦區的兩層樓的洋房。路上走了半小時,但等人花了兩個鐘頭。父親的這個學生叫什麼我已經忘了,就叫他小劉好了。小劉的父親對我父親非常敬重,所以一下班回到家馬上答應見我。劉部長讓了座請了茶,自己踱著方步來到黑色大辦公桌後面,站在那裡剪雪茄,打火,點煙。他身後轉椅是黑色牛皮的,釘出一個鼓囊一個鼓囊。然後他坐下來,開始聽我講述。我告訴他我的猶太難民「未婚夫」傑克布和日本人如何發生了一場「誤會」。部長絲毫不動聲色,一看就知道我說的對於他不是新聞。我說作為一個在異國寄居過的人,我自己完全能體會猶太難民的不安全感。怎麼會有安全感呢?寄居在美國,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中國人都是被排斥被驅趕被迫害被殘殺的。
我忘了對面坐的是個溫文爾雅的漢奸,什麼都忘了,講述起我祖父的故事來。我祖父乘坐著蒸汽船靠近美國西海岸——就從我和傑克布常常攀登的燈塔礁旁邊駛過——停靠在舊金山東海灣的港口,還沒站穩腳,就被消防水龍頭噴射的水柱擊倒。一注注可以打穿沙土的高壓水柱劈頭蓋臉而來,紅色的高錳酸鉀水柱把從大洋彼岸來的瘦小的中國佬沖得像決堤洪流中的魚。襤褸的衣服被水注撕爛,從一具具瘦骨嶙峋的軀體上剝下來。那是什麼樣的消毒程序?碗口粗的紅色高錳酸鉀液體活剝了人的衣服和體面。
在異國做寄居客,就是從這裡開始。從此他們就知道自己會被人家當成永遠的異己,他們誰也不相信。就像猶太難民在上海,他們誰也不相信。一群凄凄惶惶的人,風聲不妙他們能幹什麼?當然是奔走相告,做好最壞的打算,同時也垂死地爭取逃生的可能性。
那一刻我比漢奸還下賤。我對著部長垂淚,又對著他巧笑。部長問起我父親,我心想,他正是為了不當你這樣的人,不遠萬里去過六個人住一屋、一天只吃一頓飯的日子。
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能暴露傑克布的美國公民身份,否則他就會直接從監獄去集中營。天色在部長身後暗了,我還在講啊講。「啪」的一聲,辦公桌一側的檯燈亮了,照亮了部長左邊的腮幫。那腮幫細膩如膏脂,鬆弛得像老女人的乳房。我在求偷生者幫著傑克布偷生,保存下來的最終就是一點皮肉。我突然沒勁了,低下頭看著玻璃絲襪脫了一串針腳,露出我的皮肉。
部長說了什麼,我一個字也聽不進去。等我被小劉送出大門,才開始回想,我是否得到了部長的承諾,部長是否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