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醫院住到第八天就偷偷跑了出來。石膏的鎧甲讓我一舉一動都很滑稽，轉身是直的，是木偶式的。我的出逃絕對秘密，連彼得都被我瞞住了。我是為他好，怕嚇著他。此前護士告訴我來了個鬼頭鬼腦的人。護士是個四十多歲的美國女人，問我到底在外面幹了什麼，讓此人幾次詭秘地來打聽我的病房號碼。一個很賤的中國狗腿子，她說，從電話上打聽不到就悄悄溜進了住院部，是被她擋住的。用美國英語說：就是我把那貨色扔出去了。
我逃跑的計畫是在此之後擬定的。彼得照樣在傍晚時分來看我，和我一塊吃布法羅雞翅膀或者芝加哥比薩，總之那幾頓晚餐讓他領略夠了美國人在口味審美上的無救。這天我們剛剛點了被美國人篡改的義大利面，父親來了，照樣是笑聲比他人先到達。
呵呵，我把綠波廊搬來了！
跟他人一塊兒到達的，是一個拎摺疊桌的夥計，一個拎多層食盒的跑堂，還有他的小夫人凱瑟琳。
他叫夥計把十多樣點心擺開，一面掏出手帕頭上頸上地猛擦汗。義大利面送到，他揮手叫醫院的送餐員「拿走拿走，中國人誰吃那個」！
彼得手足無措地站在床邊，突然一瞥目光向我掃來，我不明白那目光的意味。猜來猜去，似乎他的意思是：謝謝主，你不像你父親這麼旁若無人地吵鬧。
就在那頓晚餐進行的時候，我的逃跑計畫完全成熟了。小夫人不斷夾食物給我，很像樣子的一位小長輩。我突然說：凱瑟琳，你這頭髮怎麼做的？真好看！
小夫人臉通紅。我這位晚輩從來就沒有正眼看過她，今天對她的頭髮如此捧場。
我自己做的呀。照著瑪蓮娜·迪特里茜的髮式做的。等你出院了，把頭髮剪一剪，燙一燙，我來替你做。她對我們之間剛剛出現的和平喜出望外。不過你現在的頭髮也能做出很好看的花樣，明天我帶一些東西來做給你看。
凱瑟琳這點好，女流的事務樣樣精通，第二天真的讓我改頭換面，披了一頭「郝斯佳」鬈髮。她為了我的髮式整整忙了一天，帶了個小煤油爐，悄悄在廁所里點燃，把三個燙髮夾子輪流在上面燒。她為我仔細篦過頭髮，又是塗油又是打蠟再用火燙的夾子去卷，我的頭髮熟了似的冒起香噴噴的油煙。
晚上六點，彼得面前的，就是這個油頭粉面的我。他半張著嘴，皮笑肉不笑，我趕緊說：快說我美麗！人家整整一天的手藝！
他說：好的——真美麗！
小夫人從廁所出來，臉上一片羞紅：告訴彼得，要是有根粗夾子，她能把我做得跟費雯麗一模一樣！
在那個向費雯麗借來的頭髮下面，還有一系列借來的東西：眉毛是借胡蝶的，嘴唇是周璇的，旗袍是借凱瑟琳的。頭天晚上我央求小夫人帶一件晚裝旗袍來。她以為我在醫院閑得生霉，實在沒什麼好玩兒，玩起她和她女死黨之間的遊戲來：相互借衣服穿。
我正南正北地轉動石膏鉗制的身體，讓彼得看我是不是漂亮死了。
旗袍是酒紅色底子，上面罩一層黑蕾絲。這大概是小夫人凱瑟琳最得意的行頭，看梅蘭芳、周信芳搭班唱戲時才穿的。
晚上十點鐘，所有的病房清房，然後熄燈。十二點鐘，值班護士查房。值班護士的手電筒往我帳子里晃了晃，看見薄被下的我側身躺著，肩是肩，腰是腰，枕頭上一蓬黑髮。床欄杆上搭著毛巾浴衣，床下一雙印有醫院字型大小的白布拖鞋。我告訴你，被子下的「我」是用一條毯子捏塑的，枕頭上擱的黑雞毛撣，是我從清潔品倉庫偷的。
在護士輕輕掩上門離開的那一刻，我的真身正在匯中飯店的一個三等房間里。我是九點鐘左右離開醫院的。和彼得、凱瑟琳前後腳離開。日本憲兵雇的廉價眼線假如在醫院某個角落埋伏，一同出門的凱瑟琳和彼得會讓他多少岔一下神。
我油頭粉面地走出醫院，把換洗衣服打成個長形包裹，斜抱在懷裡。盯梢的漢奸假如正盯著大門，看見的是個剛接了孩子出院的少奶奶。為了甩掉可能的跟蹤，我叫黃包車夫在最熱鬧的福州路上飛跑，然後再轉向九江路的一家餐館，這家餐館賣一種名牌食物，叫「阿娘黃魚面」，吃的人排隊排到了馬路上。做學生的時候我常來這裡開葷，所以知道館子樓上有個門，通向隔壁的公寓。從公寓二樓下去，穿過走廊、天井，再出門，就是一條小弄堂。
所以我出了弄堂，走回南京路就放鬆許多，「襁褓」也不抱了，而是一隻手拎著。高跟鞋、石膏背心、晚裝緊身旗袍可要了我的命，讓我走到匯中飯店時累得奄奄一息。
第二天清早，我爬上樓頂，往四周的街道上看，發現我的逃跑成功了，冷清的街上沒誰像是跟蹤者。干這勾當的人你能認得出，任何時代，什麼年代都有，主子給點錢他就不做人了，去做狗。
大多數人是一打就怕，進一趟審訊室出來就安分守己了。有的人，像我，是一打就再也不怕，因為事後一想，不是都過來了嗎？也不過如此。還有就是，我心裡一直以來模糊不定的敵意在此之後變得十分具體。那個少佐，他平直單調的面孔就是上百萬日本兵的面孔，非常具體，有聲有色，我把我祖父那輩子的不快活不順心全清算在這些面孔上。
下面再跟日本人藏貓貓，對於我，就有干大事的意味。民族對民族了嘛。我要和你較量到底，把輸贏玩兒到底，這個念頭使我的躲藏更加刺激。我那時覺悟有限，把惹一惹日本人當成抗日。
我從此成了這樣一個人，突然出現在某人面前，某人家裡，或某個場所。我會突然出現在彼得面前，對他說：我想念你了，所以來看看你。我也會突然出現在我父親的客廳（我身上有鑰匙），祝福他生日快樂，問美國的大伯是否有信來，是否替彼得辦妥了經濟擔保。有一天，我突然出現在D女士的公寓門口，對她說：晚上好，我專門來謝謝你對我的幫助。從她的模樣我看出她沒有馬上認出我來。
離開匯中飯店不久，我按照報上的廣告找了個工作。當然是用假名字。某某私立中學需要英文代課教員，因為原先的教員回新加坡生孩子去了。這個學校在江灣，提供教員半間宿舍，另外半間歸一個菲律賓女教師。我安置下來後，給彼得的診所打了個電話。接電話的就是那位混血打字員。她去叫人，卻叫來了唐納德先生。老愛爾蘭人一聽就聽出我的嗓音，給了我幾句忠告：政治都是很醜惡的，像我這樣一個教授之女別放著太平日子不過，讓政治利用。我滿口答應，說他教訓得好，但能否請他把彼得·寇恩叫來聽電話。唐納德說，這就是美國至今不涉足這場戰爭的原因，美國有腦筋的人都反對美國介入這場戰爭。
我說：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我想和彼得說話。
他說：可是我介意。彼得工作很忙。我介意你把他拖到那些兒戲的抗日活動中去。雖然我和這小夥子共處才幾天，可我已經看出他是個好小夥子，純正、聰明，不值得在你們的胡鬧中斷送前程。
這老愛爾蘭人在為猶太好小夥子當家，中斷他和一個中國女子的密切關係。美國的人等分明，猶太人屬於下三等，上大學都要把「寇恩」、「伯格」、「斯坦」之類的姓氏改成「沃克」、「格曼」、「庫勒」之類（前幾個形式是較有代表性的猶太姓氏，後幾個為英國、北歐、德國姓氏）。否則排猶的名牌大學就不會錄取他們，成績優秀，會馬球、網球加鋼琴、小提琴也沒用。儘管如此，猶太人等級還是在中國人之上。唐納德也許忘了，愛爾蘭人在英格蘭人的眼裡，相當於白皮膚的黑人，低劣得只配去做管家、廚子。
我掛上電話。假如搭電車從我學校到診所要一個小時，這時離他下班還有半小時，來不及了。有個辦法是直奔虹口，在他回難民大宿舍之前截住他。我算了一下路線，便叫了一輛黃包車。7月底的上海，一場暴雨使虹口的許多街道成了瘟臭的蘇州河支流，孩子們坐在四腳朝天的板凳和桌子上進行水上狂歡，死貓死狗死老鼠在濕漉漉的陽光里漸漸肥胖。每個下水道入口，一圈圈烏黑的漣漪翻上來，城市吞下太多污穢，此刻上吐下瀉。黃包車走不下去了，把我撂在舟山路口。
我學前面那個郵差，把脫下的鞋夾在腋下，蹚進沒膝的污水。郵差把自行車泊在街口，扛著大郵包，挨門送信。曾經的小東京現在讓難民變成了小柏林、小維也納：麵包店、咖啡館、香腸鋪，一個小極了的煙紙店，居然改成了「維也納」理髮店。我跨進用磚和木頭搭起的「水壩」，發現理髮店的水剛剛被舀出去，老地板泡得很透，快發芽的樣子。理髮師告訴我住大宿舍的難民全搬了，因為倉庫地勢最低，灌了暴雨成了游泳池。我問他是否知道兩百多號難民搬去了哪裡，他說無非是另一個大倉庫。謝謝上帝，他因為理髮手藝沒有落魄到跟幾百人做室友。我說那就完蛋了，不可能找到那個庫房了。正好上門送信的郵差用洋涇浜英文說：那麼問問我呀！沒有我找不到的地方！
這個郵差的爸爸就是郵差，比一張虹口地圖還好用。不一會兒就給了我另外幾個庫房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