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命我擔任我國最大軍區的司令員職務，我感到十分光榮，我要貢獻自己的一切，絕不辜負黨中央和政府對我的高度信任。
基輔特別軍區是一個先進軍區。當我1922-1939年在白俄羅斯軍區工作時，我們非常尊重基輔軍區的部隊，高度評價該軍區部隊的戰鬥訓練、其司令部及領導人的戰役戰術修養。
還有，在軍區能和有豐富經驗的領導幹部和政治工作人員一起工作，也使我非常高興。他們中間不少人我是認識的，有許多人是從其他軍官和將官口裡聽說過的，而有些同志則是同我一起工作過多年的。
當時基輔特別軍區的參謀長是М·А·普爾卡耶夫中將。我和М·А·普爾卡耶夫在白俄羅斯軍區一起工作過，當時他是軍區參謀長。他是一個有經驗、精通本職工作的將軍，他是一個很有教養、熟練的參謀人員。
軍區炮兵司令員是Н·Д·雅科夫列夫將軍，他在炮兵技術和戰鬥運用方面是個第一流的專家。分別指揮兩個集團軍的是И·Н·穆茲琴科將軍和Ф·Я·科斯堅科將軍，我和他們在頓河哥薩克第4師里一起工作了很長時間。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是П·Н·魯布卓夫上校，他是我在國防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里工作時認識的。П·Н·魯布卓夫的職務不久就由И·Х·巴格拉米揚上校接替了。И·Х·巴格拉米揚是一個深思熟慮、安靜、勤勉、精通本行業務的幹部。軍區的供給主任是我的老朋友В·Е·別洛科斯科夫。
另外，我還想說兩句讚美軍區空軍司令員Е·С·普圖欣將軍的好話。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和指揮員，是我們黨的忠實的兒子和富有同情心的同志。
短期內我熟悉了軍區的其他領導幹部。軍區擁有一批能幹、有教養的指揮人員。每次交給他們的任務，他們均能熟練、準確並富有創造精神地完成。
熟悉了軍區的情況以後，我認為我有責任去拜訪一次烏克蘭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我向他們談了我軍在哈勒哈河粉碎日軍第6集團軍的情況及我對基輔軍區的初步印象以後，請求他們在軍區的物質生活保障方面給以幫助。我受到了熱情的關懷，並且十分高興，一切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在1940年6月份，我走遍了軍區幾乎所有的部隊和兵團。然後我同軍區司令部在捷爾諾波爾、利沃夫、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杜布諾地域進行了大規模的帶通信工具的首長—司令部野外作業。就在這一帶，一年以後即1941年，德國人根揩「巴巴羅薩計畫」對烏克蘭實施了主要突擊。
作業表明，擔任集團軍、兵團及其司令部的領導職務的是一批年輕有為的軍官和將官。當然，他們還需要認真的戰役戰術訓練，因為他們只是在不久前才從較低的職務提升上來的。領導上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
1940年夏秋兩季，基輔特別軍區的部隊進行了緊張的戰鬥訓練。部隊學習了紅軍與芬蘭軍隊作戰和與日軍在哈勒哈河作戰所取得的戰術經驗。在訓練中也考慮了法西斯德軍進攻一系列歐洲國家時的作戰經驗。
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在緊張地進行。早在1936年底德國與義大利已簽訂協定，結成臭名昭著的「柏林—羅馬軸心」，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這一協定表面是針對共產國際的，但實際上是侵略勢力相互勾結以爭奪世界霸權。1937年義大利也加入了這一協定。同時日本也再次發動戰爭，妄圖吞併中國。1938年獨立的奧地利被吞併了。與此同時，武裝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已迫在眉睫。蘇聯政府向愛好和平的國家建議：「如果所有的國家，特別是強國，對於集體拯救和平的問題採取堅定的而不是模稜兩可的立場，現在還為時不晚，再拖延恐怕就來不及了。」
蘇聯的提議沒有被採納。
在1938年9月29-30日西方強國舉行的臭名昭著的慕尼黑會議上，英國和法國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讓給德國，以便「拯救和平於最後一分鐘」。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團在緊閉的大門外等待著自己國家命運的決定。蘇聯則完全被排除在會談之外。
我們已準備好支援捷克斯洛伐克。飛機和坦克已做好戰鬥準備。在蘇聯西部邊界附近集中了近40個師。但是，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統治集團拒絕我們的幫助，寧願屈辱地投降。1939年3月15日，德國佔領了布拉格。對希特勒的「綏靖政策」獲得了自然的結果。
這樣的轉變（蘇聯不止一次地預言過這種轉變）在英國和法國面前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受他們唆使矛頭指向東方的希特勒突然轉向了西方呢？於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開始了又一輪談判、會見、會議，以達到用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的可能性來嚇唬希特勒。這些國家的政府首腦達拉第和張伯倫要求蘇聯在他們的國家受到德國侵略時給予幫助，但他們卻不願意承擔任何嚴肅的義務。談判，其中包括英、法、蘇三國軍事代表團的談判，陷入了僵局。
如果說到歐洲，一句話，就是希特勒不斷施加壓力，而英國和法國則不斷退讓。蘇聯為建立有效的集體安全體系而提出的許多措施和建議，在資產階級國家領導人中間沒有得到支持。當然，這是很自然的事。形勢中出現的各種困難、矛盾和不幸，都來源於英法統治集團總希望德國和蘇聯之間直接發生衝突。
當炸彈還沒有在他們自己家裡爆炸以前，昔日在反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鬥爭中勾結在一起的同盟者；，他們的階級利益把他們引到這樣一步——在希特勒的面前步步退讓。達拉第和張伯倫以為，他們可以玩弄陰謀詭計，及時地躲開已經準備就緒的德國法西斯的軍事行動，並且在最後時刻把軍事行動的矛頭引向蘇聯。葚至到9月1日，德國已進攻波蘭，波蘭的同盟者英國和法國雖對德國宣了戰，實際上仍然按兵不動。
德軍最高統帥部作戰指揮部參謀長約德爾在紐倫堡審訊中承認：「如果說在1939年我們沒有遭到失敗，這僅僅是因為，在我們對波蘭作戰時，呆在西方的約110個法軍和英軍師面對著德軍23個師，無所作為。」
地主老爺的波蘭政府拒絕蘇聯的幫助。波蘭政府「英明地」在東面設防線、築工事，準備同蘇聯作戰，但希特勒軍隊就在那個時候，從西面，北面、南面侵入波蘭並迅速佔領了武器庫。儘管波蘭的愛國者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但德軍形成了一個大包圍圈，把波蘭軍隊圍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更大的規模展開了。
在這緊張的時刻，我們紅軍的情況又如何呢？
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1939年3月）國防人民委員、蘇聯元帥К·Е·伏羅希洛夫在其報告中指出，我們軍隊的數量與1934年相比增長了一倍，軍隊的摩托化裝備為1934年的260％。他列舉了我步兵軍火力的總數，該數字不低於德國或法國一個軍的火力。我騎兵增長50％，大大加強了騎兵中的火炮、輕重機槍和坦克（平均加強35％）。坦克的總數增長近1倍，坦克的火力增長近3倍。火炮的射程增大了，火炮的射速，特別是反坦克火炮和坦克火炮的射速增大了。如果說1934年全部空軍一次出動可攜帶2,000噸航空炸彈，而現在其攜帶量增加了208％。不僅是殲擊機，甚至轟炸機也提高了速度，每小時超過500公里。
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關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工作的總結報告中，斯大林指出了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性，他說，我國堅定不移地執行捍衛和平的政策，但與此同時，應極為認真地展開加強紅軍和海軍的戰備工作。實際上我們也是這樣做的。
這裡順便提一下，我們常常發現，有些歷史研究著作中不再引用一些極為重要的文件。結果，一些從間接材料和參考材料中得來的關於戰前問題觀點和見解，有時竟被當成十足的新發現，其實包含這類觀點和事實的書籍可以很容易地從圖書館的書架上找到。
特別是戰前各次黨代表大會的文件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歷史材料，反映出黨和人民在各個領域所從事的巨大工作。再則，這些文件不是由個別人，而是由幾百名幾千名熟練的專家認真準備的，他們為了決定嚴肅的報告中的一個數字，往往要翻閱大量的事實材料。
當然，國防人民委員不可能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提出說明我軍力量的絕對數字。但是，在1939年8月舉行的蘇聯、英國和法國軍事代表團的會談中（當然這些會談是秘密進行的），列舉了具體數字。
這些會談很有意義。它們清楚地反映出我國政府企圖在歐洲建立集體安全的嚴肅負責精神，反映出我國為達此目的準備做出現實努力的決心。蘇聯政府直接委託自己派出的軍事代表團「簽訂關於英國、法國和蘇聯在歐洲組織反侵略軍事防禦的協定」。
但是，英國和法國派來會談的，坦率地說，是次要人物，而且是來試探和摸底的，並不真正關心軍事合作的成功。英國政府在對英國軍事代表團的秘密指示中，直截了當地說，英國政府「不願承擔任何明確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