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人民在國內戰爭中取得輝煌勝利後，即著手和平建設，當時他們面臨著恢複被破壞了的國民經濟的巨大困難。幾乎所有的部門都處於極端衰落的境地。工業、農業、運輸業極端困難的狀況要求把全國的力量集中於經濟戰線。必須派出幾百萬複員兵從事恢複工作，必須減少軍隊的開支。但同時也必須保持並鞏固國家的防禦。列寧曾說過：「現在，我們使許多強國放棄了反對我們的戰爭，但是能不能長久，我們不敢擔保。」
在1920年和1921年已開始把沒有直接參加作戰的軍隊全部地或部分地轉入勞動生產。為了這一目的，在勞動國防委員會下面建立了一個由М·И·加里寧和Ф·Э·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委員會。從事勞動的軍隊為了增加燃料、原料開採量，為了提高農業，做了大量工作。
軍隊複員以後，到1924年底，整個武裝部隊的人數由550萬縮減到了56.2萬人。
當然，複員符合幾百萬士兵的利益。他們嚮往土地、車床，想要回家與家人團聚。要想在軍隊中保持士兵骨幹非常困難，因為他們之中大多數是農民。複員的步伐如跨得太遠，可能「衝掉部隊的精髓」。1921年2月，根據俄共（布）中央組織部決定，軍隊中的共產黨員停止複員。 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黨組織發出《關於紅軍》的通知，嚴厲警告所有黨組織絕不允許放鬆對紅軍的關懷。總的說來，在軍隊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適宜於並有決心獻身於軍事工作的人。
在當時和平建設的條件下，必須建立統一的軍事學說，鞏固正規紅軍，解決組織建設方面的新的複雜問題，妥善安排軍政幹部的訓練。當時已特別注意到，必須加強專業技術部隊（機槍、炮兵、裝甲、空軍及其他部隊），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給。
這些問題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都經過了周詳認真的討論。當然討論中不是不存在尖銳的爭論的。М·В·伏龍芝和С·И·古謝夫受黨中央委託起草了《紅軍的改編》提綱，提綱堅持保留常備軍，提出逐漸過渡到民兵制，並鼓勵發展蘇維埃軍事科學。另一些人則強調，軍隊應當立即過渡到民兵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在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列寧方針。在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明確寫道：「有些同志提倡實際上取消現在的紅軍並立即轉為民兵制，這在當前來說是不正確的而且實際上是危險的。」
儘管黨盡一切力量來鞏固軍隊，但看來仍有必要採取某些較為強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擔任騎兵第38團的一個連的連長，後來任薩馬拉騎兵第7師騎兵第40團的副團長。這些團的領導都是一些有經驗的指揮員，我從他們那裡學到許多東西。團的指揮人員、黨組織和政治機關組成為一個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體。
當時在紅軍大多數部隊中，還不具備軍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設備良好的兵營、首長住房、食堂、俱樂部和其他設施。我們分散在村子裡，住的是農民的小屋，做飯是行軍灶，馬匹拴在院子里。我們都認為，這樣的生活條件是正常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正經受著巨大的困難。
部隊的領導幹部大多是年青力壯、精力充沛、意志堅強的人。再者，我們大多數是單身漢，除了工作以外，沒有什麼牽掛。我們興高采烈地工作，每晝夜工作15-16小時，但要把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安排妥當，仍感到時間不夠。
1923年春天，接到師司令部的電話通知，要我去見師長。原因不明，應當承認，我多少有點緊張，是不是我出了什麼錯？
師長Н·Д·卡希林熱情地接待我，請我喝茶，長時間地詢問我們團戰鬥和戰術訓練的情況。後來，他又突然問我道：
「你看，我們對騎兵的訓練是否符合未來戰爭的需要？對未來戰爭你是怎麼看的？」
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很複雜。我臉紅了，一下子回答不上來。很明顯，師長看出了我有些慌張，他耐心地等我鎮靜下來。
我回答說：「為了按現代要求來訓練部隊，我們指揮員還很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技能。我們現在是按在舊軍隊所學的來教部屬的。為了能很好地訓練部隊，必須用現代軍事知識武裝領導幹部。」
「這是對的」，師長同意地說，「我們儘力做到我們的指揮員能進軍事政治院校和訓練班。但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而我們的學校又很少。所以指揮員首先得自學。」
他在房內走了幾步，突然向我宣布，已決定任命我為布祖盧克騎兵第39團團長。
「我對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談過的一些同志推薦你擔任這個職務。如果沒有反對意見，請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簽署了。」
我同師長分手後，心情十分激動。新的職務十分光榮，責任也十分重大。指揮一個團始終被認為是掌握軍事學術的最重要環節。
團是基本戰鬥部隊，團一級的戰鬥需要組織陸軍各兵種的協同動作，有時還不僅限於陸軍的各兵種。團長必須熟悉下屬各分隊，以及在戰鬥情況下通常配屬給團的加強兵器。團長必須善於在戰鬥中選擇主要方向，並把基本兵力集中於主要方向。這一點當敵人在兵力兵器上佔有顯著優勢時特別重要。
一個團長，如果能熟練地掌握對團的指揮方法並能保障團經常保持戰鬥準備，那麼，他在以後的各級指揮崗位上無論平時或戰時，都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指揮員。
在國內戰爭末期，軍隊中共有200多個訓練班和學校，培養各兵種的幹部。1920年指揮人員訓練班已培養出26,000名紅軍指揮員。廣大的訓練班、學陵、學院網逐漸建立起來了，訓練和培養無產階級指揮人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的統一制度也誕生了。初級指揮人員首先在團屬學校訓練7到10個月，中級指揮人員在軍校和海軍學校學習，高級指揮人員在軍事學院學習。在各共和國還開辦了民族軍事學校。後來開辦的指揮人員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這種班上學習過，這方面的情況以後會談到。
現在我想談的一點是，我認為，直接在野營條件下，也就是說不脫離工作的學習和自學，對於培養熟練稱職的指揮人員，特別是培養初級和中級指揮人員，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幾萬、幾十萬軍人用這種辦法充實了自己的知識，並在演習和行軍中加以演練，提高了作戰技能。那些因某種原因未能進學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隊頑強地進行自學。
當然，那時也有一些指揮員，在勝利結束國內戰爭後，覺得自己是軍事通，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可學的了。他們之中有一些後來認識到自己錯了，及時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著過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適應不斷增長的需要，於是不得不轉為預備役。
1923年5月底，當我接任團長時，該團正準備出去野營。這是國內戰爭以後騎兵部隊第一次拉出去進行野營訓練，許多指揮員對於新條件下的工作還缺乏明確的認識。我接任團長時，發現部隊在戰鬥準備方面存在缺陷。部隊的射擊訓練和戰術訓練特別差，因此我要各分隊特別注意野營的訓練設備和器材的準備工作。
6月初，營地基本上準備好了。團得到了一座構築良好的帳篷營房區，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樂部。營地構築有馬棚和系馬場。特別是進行各種武器射擊訓練的射擊場簡直是團的驕傲。
緊張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開始了。我們大家都很滿意，我們在野營訓練中消耗的勞力和器材沒有白費。各騎兵連長和政治指導員都齊心地積極地工作著。在各項工作和活動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員的創造力和主動精神。
我特別想談幾句我們的政治委員А·М·亞寧。他是一個堅定的布爾什維克，是一個很好的人。他體貼戰士的心，很懂得如何對待戰士、如何要求戰士。我們的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和紅軍戰士都熱愛他並尊敬他。但很可惜，這位出色的政治委員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線與法西斯匪徒的搏鬥時英勇犧牲了。他是和他的兒子一同犧牲的，他把自己的兒子也培養成了祖國英勇的保衛者。
仲夏，國內戰爭的英雄Г·Д·加伊擔任了我們師的師長。
我現在是懷著愉快的心情來回憶和Г·Д·加伊師長一同工作時的情況。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在他的野營帳篷里，當時他召集各團團長和政治委員開會。進門報告以後，Г·Д·加伊讓我們圍著他的工作桌坐下來。我發現他是二個漂亮的、軍人姿態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靜的聲音說明他具有沉著的性格且充滿自信。我過去聽到過許多關於Г·Д·加伊的英雄事迹，這次我十分注意地觀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靈魂深處，看清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指揮員。
談話繼續了很長時間。當我們分手時，同師長的第一次會見給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我告別時，他對我說，幾天以後他想看看我們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