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和第三天上班時，馬特的話一直在我腦中回蕩：這樣我就能退休。
「薇薇，這之後我們就能徹底與他們了結了。」
每次我都會努力把這些話、這種想法從腦中趕走，這正是我想要的。但我怎麼能去做他們要求的那些事情呢？——載入那個程序，讓俄羅斯人了解我們的秘密，危害我們的特工。我不能，我真的不能。
所以我只能工作。在搜索欄里輸入名字，一個接著一個，搜尋這裡面每個人的一切，搜尋著某種東西，證明其中某個人可能是間諜首腦，或將某些人從清單中排除來壓縮清單。
但是一周過去了，幾乎沒有任何成效，只排除了少數幾個名字，沒有找出任何一個可能是間諜首腦的人。
毫無希望。
那天晚上我拖著疲憊的步子回家，孩子們又睡了，馬特在那裡還沒睡，他坐在沙發上，電視里播放著一個節目——某個家裝節目。我剛走進屋，他就按下遙控器，電視畫面消失了。
「嘿。」我走進屋裡，在電視旁徘徊。
「嘿。」
「孩子們都還好吧？」
「還好。」他看起來有些不對勁兒。我不敢說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肯定出了什麼問題。他很反常。
「發生了什麼？」我問。
「不要擔心。」
我張開嘴準備說話，準備爭辯，但還是忍住了，我閉上嘴。「好吧。」我要擔心的事已經夠多了，已經精疲力竭。
我們尷尬地互相看了幾分鐘，然後他站起了身，拿起桌上的嬰兒監視器，向樓上走去。邁出第一步的時候他停了一下，轉身看向我。「你還會考慮照他們說的做嗎？」
「插入那個U盤？」
「對。」
我細細地觀察了他，他明顯不正常，有什麼事困擾著他。「我不能做。我知道你認為我應該做，但我就是不能。」
他久久地看著我，額頭上堆起了皺紋。「好。」他說出這個字的方式有些不同，像是認命了，像是了斷，我的目光一直緊追著他，直到他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了很久。
第二天上班時，依然和前一天一樣毫無成果，但那天晚上我卻沒有加班。我很早就回家了，但走進家門的時候，房裡卻很安靜。
已經快到晚餐時間了。盧克和埃拉應該在爭吵，蔡斯和凱萊布應該在尖叫，或咚咚地敲打。馬特應該在廚房做飯，在調停爭吵，用我不知道的方法搞定一切。
然而，屋裡一片安靜。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來。
「有人嗎？」我對著空蕩蕩的房子說。
「嘿，媽媽。」我聽到有聲音。我向屋子深處走去，看到盧克坐在廚房的飯桌前，作業擺在身前。我環顧四周，沒有看到馬特，也沒有找到其他孩子。
「嘿，寶貝。爸爸去哪兒了？」
「他不在這兒。」盧克也沒有抬頭，眼睛盯著身前的試卷，攥著鉛筆在試卷上寫著。
此時，我的驚慌轉為恐懼。「他到公共汽車站接你了嗎？」
「沒有。」
我幾乎喘不過氣來。「這是他第一次沒有去接你嗎？」
「是的。」
我的心臟怦怦直跳。我在包里翻找出手機，在快速撥號菜單里找到馬特的號碼。電話鈴聲響起的時候，我瞥了一眼手錶，學校還有十九分鐘關門，孩子們還在那裡嗎？電話直接轉入語音信箱。我掛斷了電話。
「好的，寶貝。」我儘力克制著聲音中的驚慌。「我們去學校接弟弟妹妹。」
在車裡我又試著打馬特的手機，還是轉入了語音信箱。他去哪裡了？我不斷地超車，腳像焊在油門上了。孩子還在那裡嗎？我甚至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想這個問題。老天啊，他們可一定別亂跑。
我等不及要去那裡探個究竟，又拿起了電話，撥通了另外一個快速撥號菜單里的號碼，學校。電話剛響了一聲，秘書就接起了電話。「我是薇薇安·米勒，」我說，「我打不通我丈夫的電話，想問問您他有沒有接走我們的孩子。」我不斷地默默祈禱著。老天啊，他們一定要在那裡啊。
「我查查。」她說。我聽到紙張翻動的聲音，知道她在查看前台的登記簿，我們接送孩子都會在上面簽字。「好像沒有。」她說。
我閉上了眼，頓感寬慰，但又伴隨著新的恐懼。「謝謝。」我對她說，「我在去您那兒的路上。」
孩子們還在那裡，謝天謝地，孩子們還在那裡，如果能親眼看到他們，感覺會好千百倍。可是為什麼他們還在那裡呢？那裡就要關門了。馬特知道這些規定，而且他也應該知道我不會及時回家來接他們。
恐懼像電流一樣穿過我的全身。盧克獨自一人在公交車站，獨自一人在家，其他孩子被扔在學校。早就過了接孩子的時間。
馬特走了。
天啊。馬特走了。
「媽媽！」汽車后座傳來盧克的聲音，驚醒了我，我朝後視鏡瞥了一眼。他睜大雙眼看著我。「綠燈了！」
我朝他眨了眨眼，然後看向前方，綠燈變成了黃燈，後面的一輛車朝我按著喇叭。我踩了一腳油門，加速衝過紅綠燈路口。
我回想起昨晚我們兩個說的話。我說我還是不會做他們希望的事情。他說「好」的方式，他臉上的神態，他是不是終於意識到無法說服我載入那個程序，因此沒有必要再逗留？但是這也不意味著他會讓孩子們自己照管自己，不顧他們會發生什麼。這不像馬特。
我們趕到學校，開過馬路牙子。我把車停進一個車位，勉強停在兩條停車線之間，剎車踩得太重，手提包從副駕駛位滑到了地上。我拔出鑰匙，匆匆抱出盧克，沖向前門。我用餘光掃了一眼時鐘——晚了兩分鐘，二振還要罰款，每個孩子每分鐘五美元——但是我不在乎。我剛進門就看到了他們三個，在前台旁，和主任一起等著。
我一下子安心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看到他們之後會這樣如釋重負。我是覺得俄羅斯人可能傷害他們？我不會認為馬特會帶走他們或傷害他們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麼釐清此時腦中混亂的想法，但我並不在乎。
我張開雙臂，緊緊地抱住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在主任眼中是多麼瘋狂，全家人在大堂擁抱可能又要耗掉一分鐘，又要十五美元。此時我只關心他們在這裡，和我在一起。
我永遠、永遠也不會讓他們離開我。
我們立遺囑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其實盧克出生之前我們就該立下遺囑。但是直到有了兩個孩子，我們才不緊不慢地來到華盛頓特區，來到白宮前街一座高樓里的律所，坐下來和律師談這件事。
立遺囑本身很簡單，沒用多少時間。我們指定我的父母為遺囑執行人，一旦我們兩人都遭遇不幸，將由他們處置我們的財產，同時還指定他們為孩子的監護人。這樣的安排並不理想，但是我們兩人都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足夠信任的親朋好友。
從律所開車回家的路上，我說起這件事，如果我們都遭遇不幸，他們要怎樣照顧孩子。「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解決盧克的壞脾氣。」我笑著說，轉頭看向后座上熟睡的盧克。「我們倆至少還是要有個人一直伴在他身旁。」
馬特一直看著路，沒有回頭。我看著他，嘴角的笑意漸漸散去。「你還好嗎？」我問。
他的下巴綳得緊緊的，雙手緊握著方向盤。
「馬特？」
他匆匆瞥了我一眼。「嗯，嗯。還好。」
「你在想什麼呢？」我追問道。他表現得有些奇怪。是因為遺囑的事嗎？還是因為我的父母成為了監護人？
他猶豫了一下。「只不過在想，如果我遇到不幸該怎麼辦？」
「啊？」
「比如，就我一個人出事。如果我不在你身邊會怎樣？」
我輕聲一笑，有些許不安。
他回頭看向我，眼神很嚴肅。「我是認真的。」
我扭開頭，看著風擋玻璃，看著車子從我們左側超過，其實我根本沒有真正考慮過這個問題。孩子們當然會有問題，從他們剛出生時起，需要觀察他們在嬰兒車裡能否正常呼吸。後來，他們稍微長大一些，又要操心他們吃飯。我一直有一種莫名的擔憂，害怕自己會離他們而去。他們的生命如此纖柔，如此脆弱，但是我從來沒想過會失去馬特。他是我的基石，一直存在於我的生命中，一直陪伴在我的身邊。
這時我開始考慮這個問題。我想到可能會接到一個電話，警察告訴我馬特在車禍中喪生。或是站在一位外科醫生面前，聽他講馬特犯了心臟病，他們已經儘力了。我的生活將留下巨大的空洞，變得不完整。於是我老老實實地回答：「天啊，我不知道。我覺得自己可能撐不下去。」
這種想法與說法使我內心產生了動搖，感覺好像不再了解自己了。那個獨自一人橫跨四大洲旅行的女孩，那個研究生期間為了能住單間而做兩份工作的女孩怎麼了？就過了這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