腳步聲越來越近。雖然耳中有轟鳴聲，但我還是聽到了腳步聲。我那混亂的頭腦突然間清醒過來，發出一條明確的指令：把它藏起來。我把游標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號上，點了下去，馬特的臉就這樣從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著聲音轉過身，背對著自己的工位隔間。向我走來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嗎？我又回頭瞥了一眼電腦屏幕。沒有照片，只有打開的文件夾，有五個文件。我關得及時嗎？
我腦中有個細微的聲音質問這有什麼關係。為什麼我要把它藏起來。這是馬特。我的丈夫。難道我不應該跑到安保部門，質問為什麼俄羅斯人會有他的照片嗎？我的胃裡一陣翻騰噁心。
「開會？」彼得說，一側的眉毛透過厚厚的眼鏡框翹起。他站在我面前，穿著休閑鞋，緊身卡其褲，紐扣襯衫繫到最頂部的一個扣子。彼得是團隊中的高級分析員，蘇聯時期就開始幹這一行，過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導師。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俄羅斯的反情報工作。他沉穩老練，很難讓人不尊敬。
此時他的臉上沒有異色。只有一點疑問——我要不要參加晨會？我覺得他沒有看到。
「不能。」我說，聲音尖銳，很不自然。我使勁兒壓低音調，盡量不顫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點了點頭，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腦袋，沒有任何別的動作。他的表情正常，沒有疑惑。「希望她好起來。」他說著轉身走向會議室——一個有玻璃牆的房間，看起來不應該是中央情報局總部的會議室，反而更像個創業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確信他沒有回頭看我。
我轉過椅子來到電腦前，看著已經空白的屏幕。我的腿已經酸軟，呼吸急促。馬特的臉。在尤里的電腦里。我的第一反應是把它藏起來。為什麼？
我聽到團隊其他成員慢步走向會議室。我的工位離會議室最近，去會議室的人都要經過。這裡在一片小隔間的最遠端，平時都很安靜，除非有人去會議室或再往裡走的限制區域——分析員可以躲到這裡，調閱最機密敏感的檔案，這些信息極具價值，很難獲取，如果俄羅斯人知道我們得到了這些情報，一定會追蹤泄露情報的人，並幹掉他。
我顫抖著吸了一口氣，又吸了一口。聽到他們的腳步聲越來越近，我轉過了身。最先過來的是瑪爾塔。特雷和海倫並肩走過，輕聲聊著。然後是拉斐爾和伯特，伯特是我們的團隊主管，他的工作無非是編輯一下文件。彼得是真正的頭兒，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的潛伏間諜組共有七個人。其實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團隊，因為我們與俄羅斯反情報中心的其他團隊沒有任何相似之處。他們的情報很多，多到不知該如何處理。而我們幾乎什麼情報都沒有。
「你來開會嗎？」瑪爾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來，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牆上。她說話時嘴裡飄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塗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瑪爾塔以前是一線探員，喜歡威士忌，也喜歡回味在前線工作時的榮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頭針開門鎖，那個大頭針還是上芭蕾舞課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搖了搖頭。「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開手，繼續向會議室走去。其他人走過的時候，我都微微一笑——這裡一切都很正常。他們都走進玻璃屋子，伯特關上了門，我又轉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檔，那些混亂的斯拉夫文字，讓我的身子顫抖。我低頭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時鐘。還有三分鐘就得離開。
我的胃絞成一團。我現在不能離開吧？但是又別無選擇。如果沒有按時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們就出局了。學校里每個班都有長長的候補名單，根本就不會猶豫。而且，我留在這裡又該做什麼呢？
有一種方法肯定能找到馬特的照片在這裡的原因，而瀏覽更多的文檔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覺有些噁心，挪動游標關上了「雅典娜」，然後關上電腦，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門外走去。
他被設為目標。
我來到車旁時，手指已經凍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著，現在我敢斷定了。
他不是第一個。在過去一年裡，俄羅斯比以往更活躍。最開始是瑪爾塔。一個東歐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裡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奧尼爾酒吧喝了些酒。接觸過幾次之後，那個女人就直截了當地問瑪爾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誼」。瑪爾塔拒絕了她，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她。
隨後是特雷。當時他還住在一間小屋裡，「室友」塞巴斯蒂安經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臉色慘白，渾身顫抖，走向安保部門。後來聽小道消息說他收到一封勒索郵件——兩人行不軌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脅他。如果他不出來會面就把照片發給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羅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們知道我的身份，那麼弄清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們的弱點也同樣簡單。
我扭動鑰匙發動汽車，卡羅拉汽車像平常一樣發出哽咽般的聲音。「快點兒。」我嘟噥著又轉動了一次鑰匙，聽到引擎喘息著發動起來。幾秒鐘之後，通風口噴出一陣冰冷的空氣。我轉動按鈕盤把空調溫度調到最高，又搓了搓雙手，掛倒擋從車位里開了出來。我應該先熱一下車，但是沒時間了。時間總是不夠。
這輛卡羅拉是馬特的車，在我們相遇之前他就已經有這輛車了。毫不誇張地說，這輛車快報廢了。我懷上雙胞胎的時候換掉了我那部舊車，換了一輛商務車，二手的。馬特開那輛家用車，因為大多數時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機械地開著車，精神有些恍惚。開得越久，胃裡絞得就越厲害。我並不擔心他們把馬特設為目標，真正令我擔憂的反倒是那個詞。朋友。是不是說明馬特在某種程度上是共謀？
馬特是軟體工程師。他根本不知道俄羅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們有多冷酷，不知道他們會以最小的點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絲與他們合作的意願，他們也會加以利用，不斷開發，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學校時只剩下兩分鐘。走進教學樓，迎面一陣暖流襲來。教導主任是個女人，特點鮮明，總是皺著眉頭，她下意識地瞥了一眼鍾，沖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這一瞪是什麼意思，是「怎麼花了這麼長時間？」還是「你這麼早就下班過來了，顯然早上送孩子來的時候她就已經病了。」我從她身旁走過，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內心卻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麼病，但肯定是在這裡染上的。
我走過教學樓走廊，兩邊掛著孩子的藝術作品——手印北極熊、亮閃閃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緒卻飛到了別處。朋友。是不是馬特做了什麼，讓他們認為願意合作？他們只需要一點點跡象。某個跡象，任何跡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紅黃藍色彩斑斕。她在教室的一個小角落裡，獨自一人坐在亮紅色的兒童沙發上，腿上打開著一本硬皮的圖畫書。看來是和其他孩子隔離了。她穿了一件我毫無印象的紫色打底褲。我隱約記得馬特說過要帶她去購物，一定是他帶著她買的。她長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過去，伸開雙臂，露出誇張的笑容。她抬起頭，警惕地看著我：「爸爸呢？」
我有些難堪，但還是硬擠出笑容：「爸爸帶凱萊布去看醫生。今天我來接你。」
她合上書，放回書架，說：「好吧。」
「我能抱抱你嗎？」我的胳膊張開著，雖然耷拉了下來。她盯著我的胳膊看了一會兒，然後走過來抱住我。我緊緊地抱著她，臉埋進她那柔軟的頭髮里。「親愛的，抱歉讓你覺得不舒服了。」
「我還好，媽媽。」
媽媽？我如鯁在喉。今天早上還叫我媽咪呢。千萬別再也不叫我媽咪啊，我還沒準備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對著她，又擠出一絲笑容。「我們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嬰兒房外的長凳上，我則走進房裡接蔡斯。這個房間很壓抑，就像它七年前給我的感受一樣——換尿布台，成排的嬰兒床和成排的高腳椅。那是我第一次來這裡——為了生盧克。
我走進嬰兒房的時候，蔡斯坐在地上。沒等我來到蔡斯身邊其中一位年輕的老師就抱起了他，將他抱得緊緊的，還在他臉頰上親了親。「真是個乖巧的孩子。」她說著朝我笑了笑。我看著他們，突然有些嫉妒。這個女人能看到他邁出第一步，能在他蹣跚學步的時候伸出雙臂扶住他，而我卻只能待在辦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時候那麼自然，那麼愜意。這也難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
「是啊，可不是嘛。」我說，聲音卻有些奇怪。
我給兩個孩子都穿上寬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經是三月，天卻冷得出奇——然後將他們放進安全座椅，那種堅硬、狹小的安全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