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在哈迪船長那條漂亮的郵船「獨立號」上預訂了艙位，準備乘該船從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去紐約市。如果天氣允許，郵船將於當月（6月）15日啟航。14日那天，我登船去我的特等艙做一些安排。
我發現打算乘該船的旅客特別多，而其中女士的數量又多於平常。旅客名單上有幾位熟人的名字，我欣喜看到科尼利厄斯·懷亞特先生的名字也在其中，對這位年輕的畫家我懷著一種深深的友情。他曾是我在C大學時的同學，在校期間我倆經常在一起。他具有天才們所常有的那種稟性，既憤世嫉俗、多愁善感又熱情奔放。由於兼備了這些特性，他的胸腔里跳動的是一顆最最熱烈而真誠的心。
我注意到有3個特等艙的門號卡片標著他的名字。再看旅客名單，我發現他是為他的妻子以及他自己的兩個妹妹預訂的座艙。特等艙足夠寬敞，每艙有上下兩個鋪位。誠然這些鋪位窄得只能睡下一個人，可我仍然不能理解為什麼這種關係的4個人需要訂3個特等艙。那段時期我正處於一種憂鬱的心理狀態，這種心態使人對尋常小事也異常好奇。現在我不無羞愧地承認，當時我對他多訂一個特等艙的目的進行了各種各樣無禮而荒謬的推測。雖然這事與我毫不相干，但我還是執拗地絞盡腦汁想解開這個謎。最後我終於得出一個推論，而這個推論使我驚異自己為什麼沒能一開始就想到這個謎底。「這當然是為僕人訂的，」我自言自語道，「我真是個白痴，竟然沒有早一點想到這個如此顯而易見的答案！」於是我再一次細看旅客名單，可我從名單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並沒有僕人與他們同行，儘管事實上他們本來打算帶上一位，因為名單上原來寫有「僕人」字樣，但後來又被劃掉了。「哦，一定是額外有行李，」這下我暗想到，「某種他不願意放進貨艙的東西，某種他希望放在眼皮底下的東西。啊，我明白了，大概是一幅畫，就是他一直在和那個義大利猶太人尼科利洛討價還價的那幅。」這一推論令我滿意，於是我暫時打消了好奇心。
懷亞特的兩個妹妹我都很熟悉，她們是一對非常聰明可愛的姑娘。他妻子同他結婚不久，因而我從未與她見過面。不過他曾經常常在我面前談起她，而且是以他通常那種富有熱情的語調。他把她形容成一個超凡絕倫的美人，既有智慧又有教養。所以我非常渴望能與她相識。
就在我登船的那一天（14日），懷亞特一家也要登船看艙（船長這樣告訴我），所以我比原計畫多在船上待了一小時，希望趁機結識那位新娘，但不久就聽到這樣一個解釋：「懷亞特夫人偶染小疾，要到明天開船的時候方能上船。」
第二天終於來臨，我正從我下榻的旅館去碼頭，這時哈迪船長碰見我並對我說，「鑒於某種情況，」（一個笨拙但卻實用的辭令），「他認為『獨立號』得推遲一兩天才能啟航，待一切就緒，他會派人來通知我。」我覺得這事很奇怪，因為當時正刮著強勁的南風，但由於「那個情況」無從得知，所以我儘管刨根問底地打聽了一陣，最後還是只能回到旅館，無所事事地忍受我心中的焦躁。
幾乎整整一個星期都沒有收到我所期待的船長送來的消息。但最後消息終於傳來，我立即動身上了船。船上擠滿了旅客，一切都處在啟航前的忙亂之中。懷亞特一家比我晚10分鐘到達。登上船的正是那兩姊妹、新娘和畫家本人，後者當時正處於他習慣性發作的憤世嫉俗的抑鬱之中。不過我對他的脾性早習以為常，所以並不特別在意。他甚至沒向我介紹他妻子，這一禮節被迫由他聰明可愛的妹妹瑪麗安來完成，她三言兩語匆匆為我和那位新娘做了番相互介紹。
懷亞特夫人嚴嚴實實地蒙著面紗，而當她撩起面紗向我還禮之時，我承認我當時是萬分詫異。不過我本來應該更加吃驚，但長期的經驗早已告訴我，當我那位畫家朋友縱情談論女人的美麗可愛時，不能過分地盲目相信他那種熱情奔放的描述。我知道得很清楚，當美成為談論的話題時，他是多麼容易翱翔於那種純粹的理想境界。
事實上，我不得不認為懷亞特夫人無疑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女人。如果不說她長得絕對醜陋，我認為離難看也相差無幾。然而她的衣著頗有優雅的情趣，因此我確信，她能迷住我朋友的心，憑的是她更永恆的智慧和心靈之美。她只同我略為寒暄了幾句就馬上隨懷亞特先生進了船艙。
我先前那份好奇心又死灰復燃。沒有僕人隨行，這已經不言而喻。於是我期待那件額外的行李。稍過了一會兒，一輛馬車抵達碼頭，運來了一口長方形箱子，它看上去似乎正是我所期待的東西。箱子剛一上船我們就揚帆起航，不一會兒就平安地駛過港口的沙洲，離岸駛向寬闊的海面。
正如我剛才所說，那個箱子是長方形的。它大約有6英尺長，2.5英尺寬。我觀察得很仔細，尺寸似乎恰好如此。這種形狀非常獨特，我一看見它就暗暗為自己推測之準確而得意。讀者應該記得我已得出的那個推論，我那位藝術家朋友這件額外的行李應該是畫，或至少說是一幅畫。因為我知道好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在同尼科利洛協商，而現在從箱子的形狀可以看出，它裝的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而只能是達·芬奇《最後的晚餐》的一件複製品。我早就知道，一件由小魯比尼在佛羅倫薩繪製的《最後的晚餐》的複製品暫時被尼科利洛所收藏。所以，我認為我心中的疑點已得到充分的解釋。一想到我的精明我就禁不住暗自發笑。這是我第一次知曉懷亞特對我保守他藝術方面的秘密，但他這次明顯是想瞞著我，想在我鼻子底下把一幅名畫偷運到紐約，而且希望我對此事一無所知。我決定遲早得好好地嘲弄他一下。
但有件事令我大為不快。那箱子沒有被放入多餘的那個客艙。它被抬進懷亞特住的艙內並被放在了那裡，幾乎佔據了艙內的全部地面，這無疑會使畫家和他的妻子感到極不舒服，尤其是用來在箱蓋上寫字的瀝青或油漆散發出一種強烈、難聞，我甚至覺得異常討厭的氣味。箱蓋上用大寫字母潦草地寫著「紐約州奧爾巴尼市阿德萊德·柯蒂斯夫人。科尼利厄斯·懷亞特先生托。此面向上。小心搬運」。
一開始我只意識到那個阿德萊德·柯蒂斯夫人是畫家妻子的母親，但隨後我就把那姓名地址統統視為是一種特意要迷惑我的故弄玄虛。我當然能肯定，那口箱子和裡面裝的東西都絕對不會比我這位憤世嫉俗的朋友在紐約錢伯斯大道的那間畫室再往北多走一步。
開始三四天天氣很好，不過完全是頂頭風，因為我們剛離岸不久風向驟然由南轉北。好天氣使船上的旅客興緻勃勃，大家都樂於互相交往，但懷亞特和他的兩個妹妹卻是例外，他們行為拘謹，而且我禁不住認為他們對其他人都顯得無禮。懷亞特的行為我並不很在乎。他情緒低落，甚至比平常還抑鬱，事實上他一直愁眉不展，不過我早已習慣他喜怒無常的怪癖。但對他兩個妹妹的行為我卻無從解釋。在航行的大部分時間她倆都把自己關在船艙內，雖然我多次相勸，可她倆斷然拒絕與船上其他任何人接觸。
懷亞特夫人倒是非常容易相處。這就是說她喜歡聊天，而愛聊天在船上則是最好的介紹信。她很快就與船上的大部分女士打得火熱，而且令我震驚的是，她還非常露骨地向男人們賣弄風情。她把我們大家逗得樂不可支。我說「逗」，是因為連我自己都幾乎不知道該怎樣來形容。實際情況是，我很快就發現懷亞特夫人更多的是被人嘲笑而不是與人共笑。先生們很少談起她，但女士們不久就宣布她是「一個相貌平平、毫無教養、俗不可耐，但心腸好的女人」。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懷亞特怎麼會陷入這樣的一場婚姻。財富是一般的解釋，但我知道這壓根兒不是答案，因為懷亞特曾告訴過我，她既沒有帶給他一個美元，也沒有繼承任何遺產的希望。他說他「結婚是為了愛情，僅僅是為了愛情；而他的新娘非常值得他愛」。我承認，一想到我朋友的這些表白我就感到說不出的困惑。難道可能他當時正在發瘋？除此我還能怎樣認為？他是那麼的高雅，那麼明智，那麼講究，對瑕疵有那麼一種精微的直感，對美有那麼一種敏銳的鑒賞能力！當然，那位女士顯得對他特別多情，尤其是當他不在場的時候，這時她會十分可笑地左一句她「親愛的丈夫懷亞特先生」怎樣怎樣說，右一句她「親愛的丈夫懷亞特先生」如何如何講。「丈夫」這個字眼似乎總是（用她自己精妙的話來說）「掛在她的舌尖」。與此同時，全船旅客都注意到，她親愛的丈夫以一種最明顯不過的方式在躲避她。他大部分時間都把自己一個人關在艙里，事實上可以說他完全是一個人住著那個特等艙，任憑他妻子在大艙的公共場合隨心所欲地按她認為最合適的方式消遣。
我從我的所見所聞得出結論，由於命運莫名其妙的捉弄，或者是因為一陣突發的奇思狂想，致使這位畫家娶了一個完全配不上他的女人，因而很快就自然而然地對她徹底生厭。我打心眼裡覺得他可憐，但由於上述原因，我不能原諒他在《最後的晚餐》這件事上對我保持沉默。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