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傑（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近代思想大家笛卡兒曾說：「我思，故我在。」
喜愛大自然、熱衷戶外活動的人可能會說：「我博物，故我在。」通過博物活動，我們知道自己真實存在，由博物我們得以「好在」。
我們並非存在於真空中、不能完全生活於人工環境中。「生物圈2號」的失敗也間接證明，我們離不開大地蓋婭（Gaia）。地球相當長時間內不得不是人類的唯一家園。鼓動移民太空的，要麼不懂博物學，要麼別有用心。
博物學著眼於「生活世界」，是普通人可以直接參与的一大類實踐活動。博物學有認知的維度，更包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後者是基礎、是目的所在。「博物人生」不需要不斷加速，速度快了會導致多方面的不適應。這就決定了博物學不同於當下的主流科學技術。主流科技充當了現代性列車的火車頭，而博物學不具有此功能，也不想具有此功能。不斷進步、革新不是博物學的運作方式，博物學史研究對「革命」也沒那麼多渴望。緩慢、平衡、持久才是博物學最在意的方面。
最近，博物學在中國稍有復甦的跡象，出版物多起來，爭議也隨之而起。許多人習慣於將博物學與科學或科普聯繫在一起，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我看來，最好不這樣看問題。博物學與科學在漫長的過去，有許多交集但也有明顯的不同，誰也沒法成為對方的真子集。一些人是標準的博物學家，卻無法算作科學家，反之亦然。科學、科普的目的，與博物的目的，可以非常不同（也有一致的方面）。相對而言，博物可以更隨便一點、更輕鬆一點。但這並不意味著博物學等價於不專業，許多博物學的工作做得相當專業，不亞於科學家所做工作。誰是博物學家？中文中稱某某家，好像是件挺大的事兒，一般人不能稱「家」。而英文中naturalist（博物學家）限制相對小一些，普通人士也可以稱naturalist。如果不想把博物學人為搞得過分學究氣，許多喜歡博物的人都可以稱為博物學家、博物家，只是不要太把「家」當回事。
20世紀末，在多數人不看好博物學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了它的潛在價值、想復興它，當然不只是盯著博物活動中的瞧一瞧、玩一玩，雖然簡單的瞧和玩也極為重要。我們在哲學層面和文明演化的層面，選中了博物學！「我博物，我存在。」不是簡單的句型練習，而是具有實質內容，我們真的相信如此。通過仔細考察，我們發現博物活動既能滿足人們的許多需要，特別是智力需求、審美需求，也是可持續的。而當今佔主流的科技活動卻是不可持續的，將把人類帶向不歸路。這種確信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博物學歷史悠久，除了近代的個別瘋狂舉動之外，整體上在大部分時間內，它都是人類與大自然打交道的一種環境友好的、破壞力有限的學術和技藝。
我在一個科學編史學會議上講「博物學編史綱領」時，同行、朋友柯遵科先生提出三點疑問：1．西方近代博物學與帝國擴張密切結合，做過許多壞事。2．博物學曾與自然神學相連，而自然神學令人討厭。3．達爾文進化論的傳播或者誤傳給人類社會帶來了深重災難，而進化論是博物學的最高成就。
這三點質疑說到了點子上，我當然早就充分考慮過，所以馬上就能回應。第一，博物學與科學一樣，都干過壞事，對此不能否定。不宜「好的歸科學」，也不宜「好的歸博物」。資本主義擴張，中國是受害者，我們清楚得很。現在中國錢多了、搞經濟建設，也不宜把周邊的環境、資源搞得太差。現在，帝國擴張的時代已經基本結束，對話合作、和平發展是主旋律；對異域動植物及其他好東西的瘋狂掠奪雖然現在還時有發生，但已經比以前好多了。歷史上，特別是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博物學幹了許多壞事，但現在的博物學活動受法律和倫理約束很大，即使是標本也不能隨便採集，而且許多自然保育運動起源於博物學家的努力。當今有世界影響的大部分環境保護組織都與博物學（家）有重要關聯，如英國的皇家鳥類協會、美國的奧杜邦協會、山嶽俱樂部。這些組織開展的範圍廣泛的博物學活動，吸引了大批的民眾，推進了自然保護和環境保護。柯遵科的提醒當然非常重要，博物學工作者一定要牢記。現在，有一些博物活動依然在破壞大自然、糟蹋生命，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要盡量減少傷害。
博物學中有一類可稱之為懷特（Gilbert White）博物學或阿卡迪亞（Arcadia）博物學，非常不同於帝國博物學。前者每個普通人都可修鍊，也是應當提倡的。後者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產物，現在應當盡量避免。阿卡迪亞博物學的代表人物包括懷特、歌德、繆爾、梭羅、利奧波德、卡森等。而帝國博物學的代表人物是林奈、洪堡、班克斯、達爾文、E．H．威爾遜等。自然，後者也做過一些好事，不可一概而論。
第二，以今日的觀念看自然神學，當然覺得可笑、無聊。但是，歷史上在自然神學的大旗下博物學得以迅速發展，這與近代自然科學在基督教的庇護下得以做大做強，是一個道理。不能只承認後者而不承認前者。當然有人兩者都不承認。自然神學為當時的博物學探究提供了價值關懷，這一點是可以「抽象繼承」的。當今科學技術為何令人擔憂、為何不值得知識界依賴？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其去價值化，智力與價值、倫理脫節。不是去掉了所有價值，科學技術也是價值負載的，這裡是專指，指科技失去了終極的價值關懷。一些研究人員，不願辜負了自己那點可憐的智力（注意不是智慧），給錢就做，爭先恐後地與魔鬼打交道。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博物學適當強調人在大自然面前謙卑一點，有那麼一點宗教情懷，可能不算壞事。敬畏、謙卑、感恩，恰好是當代人缺少的東西。過去的老賬不能忘，也要考慮進行「創造性轉換」，可否把當年的自然神學改造一下為復興博物學所用？中國的博物學並不涉及西方的自然神學，但類似的價值觀照是有的，比如「天人合一」。這樣的價值關懷是超越的，屬於信仰層面，不可能在知性的層面嚴格論證。今日的博物學家，可以是也應當是有信仰的人，不能是給錢就做的人。
第三，達爾文的理論的確屬於博物學成果，他和他的爺爺都是優秀的博物學家。達爾文的理論不宜稱為「進化論」而宜稱為「演化論」。這一理論的確屬於博物層面的成果，是博物傳統的成果。達爾文時代人們不可能知道演化的具體機制，那時沒有孟德爾的豌豆實驗，沒有基因概念，沒有發現遺傳密碼，不知道鹼基對。但達爾文竟然猜出了生命演化的基本圖景，這相當了不起。
誤解達爾文理論的危害遠大於誤解量子力學的危害。達爾文的理論雖然沒有使用一堆數學符號和公式，文字表述也不複雜，但是非常容易被誤解。主要原因是，讀者閱讀一種東西，不是空著腦殼而是帶著時代的預設配置（default figuration）而來的，人們以時代的主流觀念加上自己的「洞穴」配置來解讀達爾文平凡的文字，得到了想像中的世界圖景。我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講到達爾文理論的「三非」特徵：非正統、非人類中心論、非進步演化。從19世紀中葉起，這三個特徵都迅速被作了相反的確認。達氏的理論一經出爐就在輿論上快速取代了當時的主流觀念，成了正統（民眾和當時的知識分子基本上理解不了達爾文的觀念，其支持者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據科學史專家鮑勒（Peter J．Bowler）的研究，在19世紀幾乎找不到幾個人能夠完整理解並認同達爾文的思想，雖然表面上大家都非常擁護達爾文。這類人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赫胥黎（Thomas H．Huxley）。達爾文的名著發表70多年後，進入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才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真正理解並認同達爾文的「危險觀念」。非人類中心論的思想超前幾乎一個世紀，在當時及之後百年中幾乎被作了相反的理解，比如相當多的人以為達爾文的理論教導我們：人是進化的最高級階段，世界向我們這個方向進化而來，人是進化的目的所在。這多少令人痛心，但也沒辦法，註定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可能還需要100年、200年或更久），讀者才有可能理解達爾文的平凡觀點。在達爾文看來，演化並不意味著進步，嚴格講演化是沒有方向的，演化是一種局部適應過程。
達爾文理論的誤傳導致許多惡果，能否算在達爾文身上或者一般的博物學家的身上？寬泛點說，達爾文也有份，誰讓他提出了人家不容易理解的理論啦！當然，這有些強詞奪理。重要的是，我們要延續達爾文的事業，把博物學進行下去，讓更多的人理解真正的演化論思想。以演化思想武裝起來的公眾通過廣泛的博物活動，能夠更加親近大自然，更多地認同合作共生的理念，從而有利於生態文明的建設。
達爾文案例也充分表明，博物學成就並非都是「小兒科」。不下一番工夫，不改造自己的陳舊信念，博物學「膚淺」的理論也容易理解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