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和
葛亮的新作《北鳶》，雖然是一部以家族史為基礎的長篇小說，但虛構意義仍然大於史實的鉤沉。尤其讓我感興趣的是，這又是一部向《紅樓夢》致敬的當代小說。小說第一章第一節「孩子」，描寫了盧文笙來歷不明地出現在襄城大街上，被盧氏昭如收養；小說的最後一章最後一節「江河」，又寫了盧文笙與馮仁楨未結婚先收養亡友的遺孤。用非血緣的螟蛉故事來結構整部小說的敘事框架，似乎已經在消解家族史記憶的預設。在小說第八章第三節，以作者祖父為原型的毛克俞對未來的親家即以作者外祖父為原型的盧文笙說：「我們兄弟就先說好了，將來，你們有了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叫他與念寧結為金蘭。若是女孩更好，我們就做個親家吧。」小說中的念寧影射作者的父親（小名「拾子」，取《滿江紅》「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之意），毛克俞這段話顯然是作為家族史隱喻的點睛之筆。但是小說的結局並未寫出盧文笙與馮仁楨結婚生女的大團圓，反而讓他們領養了一個孤兒。這樣就生出了未來的多種可能性，形成一種假語村言式的自我解構的張力。其次是，這部小說名之「北鳶」，直接來自曹雪芹的《廢藝齋集稿》中《南鷂北鳶考工志》篇，更深的一層意思作家已經在自序里說得明白：「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而《考工志》終以殘卷而見天日，「管窺之下，是久藏的民間真精神」。暗示這部小說以虛構形式保存了某些家族的真實信息，所謂禮失求諸野。從一般的意思上來理解，這部小說正好與作者的前一部小說《朱雀》構成對照：「朱雀」的意象是南方，而「北鳶」則是北方，南北呼應；與《朱雀》描寫的跨時代的金陵傳奇相對照，《北鳶》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細節鉤沉為主要筆法的民國野史。
這也是典型的《紅樓夢》的寫法。真實的歷史悼亡被隱去，滿腔心事託付給一派假語村言。小說時間是從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寫起，到一九四七年戛然而止，應該說是以半部民國史（1911年到1924年的歷史闕如，1949年以後的歷史也未展現）為背景。但是民國的意象在小說里極為模糊。有一處，作者寫到毛克俞為兒子取名念寧，盧文笙問：「念寧這個名字，思閱是金陵人，你還掛著她。」這吳思閱是毛克俞女友，後來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活動，失敗後離開毛克俞，不知所終。另外一處，寫吳思閱從重慶來到天津，動員毛克俞盧文笙他們參與抗日活動，她對著他們念了自己寫的舊體詩，盧文笙聽下來，首首都是關於南京的風物。思閱念罷，盧文笙在她眼睛裡看到了濃重的暗影。於是他想著南京這個城市：「這是他未去過的城市，中國的首都，是思閱的家鄉。」兩處連起來理解，不僅點明思閱是南京人，而且南京還是「中國的首都」，但是小說里寫到思閱念詩的細節，發生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的那一年，南京早就不是國民政府的首都，而是汪偽政府的「首都」，所以思閱寫詩是在悼亡淪陷並經歷了大屠殺的南京，那是她的家鄉，而對於不明事理的十五歲少年盧文笙來說南京只是一個讓他感到陌生的抽象地名，「中國的首都」是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所指。所以，從思閱到文笙，南京的意象已經發生了變化，從具體的故鄉變成了一個抽象的國家的象徵。所以盧文笙解釋念寧這個名字時，不說南京卻說是金陵人，這就把吳思閱家鄉的「金陵」與中國首都的「南京」分別開來。這裡埋伏了一個隱喻。不過故事發展到最後就比較寫實了，又一次出現南京這個城市的名字，是馮仁楨繼承她姐姐的道路參加反對內戰的請願活動，在南京被警察打傷而歸。這時候的「中國的首都」已經成為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對立面，已經被青年一代所拋棄。
我之所以要這樣來分析小說中的南京/民國意象，是有感於作者自序里的一句話：「這本小說關乎民國。」這是個含糊的說法，我們究竟是在哪一個層面上理解小說所「關乎」的民國？似乎可以斷定，小說的故事時間雖然發生在一九二六年以後，但是作者卻無意表現國民黨統治的「民國」。小說里幾乎沒有提到國民政府的事情，甚至連南京被屠城都輕輕一筆帶過，馬上轉入了山東臨沂地區人民遭遇的慘案。在描寫抗戰歲月的篇幅里，作者林林總總地寫到地方土匪活動，寫到民間自衛武裝，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寫到西方教會支持抗戰的活動，唯獨迴避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場。甚至小說寫到范逸美、阿鳳等策劃京劇名角言秋凰暗殺日本軍官和田，也被暗示為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而不是國民黨特工所策劃。同時與刻意迴避國民政府作呼應的是，作者有意寫了兩個以自己家族前輩為原型的人物：一個是盧文笙的姨夫、直系軍閥石玉璞，原型為直隸軍務督辦褚玉璞；一個是毛克俞的叔叔，原型為晚年困居江津小城的新文化運動領袖、第一代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這兩個人物，一個是明寫，一個是暗寫。褚玉璞為中心的故事裡牽出了張宗昌、劉珍年（小說里為柳珍年）等一系列歷史人物，還特意嵌入《秋海棠》里描寫的民間野史，成為故事構成的一部分，這個人物在小說里對孟家、盧家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尤其是通過昭德這一傳奇形象，間接地傳遞了這種影響。陳獨秀在小說里沒有直接出場，只是通過吳思閱與毛克俞的對話，含含糊糊地暗示了他的存在。但是陳獨秀的存在仍然是小說里不可忽視的一個精神坐標，毛克俞他們反覆說到他「一把硬骨」，「硬了一輩子」的性格，然而毛克俞一生與政治絕緣，吳思閱最後不知所終，可能都與這位硬骨頭「叔叔」的政治遭遇不無關係。褚玉璞死於一九二九年，陳獨秀死於一九四二年，他們對於中國政治的影響主要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但他們所代表的各不相同的民國政治，與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構成互相對立的力量，形成了多元而複雜的民國政治背景。
小說就是在這樣一個民國的多元背景下，開始了北方城市幾個大戶人家的興衰故事。褚玉璞與陳獨秀本來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不可能發生人生軌道的交集。偏有作者家族的奇特歷史交集了兩脈香火，使得風馬牛不相及的民國梟雄同時或現或隱地寄身於同一個故事裡，象徵了民國特有的文化現象：軍閥勢力延續了舊帝制代的沒落文化傳統，又加入江湖草莽的生命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則不斷以西學為武器，衝擊舊傳統和舊文化；這樣兩股力量的交集和衝撞，促使了老大中國的文化軌道向著現代社會轉型。小說的筆墨重點落在盧氏、孟氏和馮氏家族的糾結和興衰，通過大家族中兩代人生活方式的變遷，敏感地展示了新舊文化衝突對於普通家庭的深刻影響。在某些展示舊文化的場景中，作者以平常的心態寫出舊式家庭里老一代人們的腐朽生活，在這裡，納妾、纏足、養戲子、鉤心鬥角等等文化陋習，都是以常態的形式制約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另一些場景里，我們看到新文化的因子已經不知不覺中滲透到舊家庭，開始影響下一代的年輕人。仁珏秘密參與抗日活動終犧牲、文笙偷偷走出家庭奔赴戰場、仁楨從不自覺地參與抗日活動，到親身投入進步學生運動，等等，這是民國歷史的基本走向，也是民國時代新舊文化交替和過渡的基本特徵。
然而，如果《北鳶》僅僅是這樣來刻畫民國時代的特徵，那就過於簡單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巴金的小說里就表現過類似主題。而《北鳶》的作者在把握這樣一些基本的時代走向與特徵的前提下，卻著重刻畫了在新舊交替變化的大時代里，某種具有恆久不變價值的文化因素。這是這部小說最大的看點：它展示了現時代人們對「民國」的一種文化想像。譬如，傳統文化的某些價值取向。小說里主要刻畫的女主人公盧氏昭如。昭如姓孟，相傳是亞聖孟軻的後裔，但是在民國時期，這一支家族已經到了花果飄零的沒落地步，大姐昭德下嫁土匪軍閥褚玉璞，二哥盛潯投靠軍閥獲得一官半職，繼而失勢做了萬般頹唐的寓公，唯有老三昭如嫁作商人婦，能夠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作者不吝筆墨寫了昭如在商人家庭里的不如意，寫了她時時以商人家庭的門檻低微而自卑，但好在她天性寬——用小說的語言說，是「先天的顢頇，使得她少了許多女子的計算與瑣碎」。這種天性的寬厚仁義，不僅表現在她對於下人（小荷）、弱者（小湘琴）、亡者（秀娥）一視同仁的好，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她與丈夫盧家睦夫唱婦隨，培養一種儒商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對商人重利輕義持有微詞，正如盧家睦對另一個商人所說的：「自古以來，商賈不為人所重，何故？便是總覺得咱們為人做事不正路。我們自己個兒，心術要格外端正。要不，便是看不起自己了。」盧家睦原來學的是名士風度，卻陰錯陽差繼承父親遺留的產業成為商人，他娶了昭如，夫婦倆氣息相投，堅持重誠信、施仁義的商業道德。小說處處將家睦昭如夫婦與家逸榮芝夫婦作比較，有意誇張榮芝的心機與刻薄，通過刻畫榮芝對家逸的負面影響，來反襯昭如對家睦所示的正面影響。
更進一步論，作者沒有把傳統文化價值觀僅僅落實在亞聖后裔身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