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讓-保爾·薩特的談話(1974年8月—9月) 時間

波伏瓦:今天我想談一個重要的主題——你同時間的關係。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提問題,我想最好還是你自己談談你同時間的關係中你認為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薩特:這很難談,因為時間有客觀時間和主觀時間。我在等8點55分開出的一列火車時有一種時間,我在家工作時又有一種時間。這是很難說清楚的。我想兩種時間都談,但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哲學基礎。

我記得直到八九歲我的時間都很少劃分開來,有著許多主觀時間,而外在的物體——真實的客觀物體——偶然來劃分它。到了十歲——你知道的,有根長時期——我的時間有了一種嚴格的劃分。每一年都被分割為九個月的工作時間和三個月的度假時間。

泊伏瓦:這就是你所說的客觀劃分嗎?

薩特:是客觀的也是主觀體驗的。首先它是客觀的——在校的九個月是強加給我的生活程序。我度過的三個月假期則是主觀的。早上拿著筆進學校同在鄉村某地一覺醒來太陽當頭照,這不是同一件事。這造成我預期的那種時間的改變。在頭九個月我預期著單調——打了分的練習,我可能是第一名或最末一名的考試,被布置下來我在家裡客廳做的作業。後三個月我期待著奇妙的東西,就是說,完全不是學校例行公事那一套東西,而是我通過假期在鄉村或國外出現的東西,這跟前九個月的日常事務毫無共同之處而代表著一種外地的實在,它出現在我面前並使我迷惑,它是非常美好的。這就是我關於假期的想法——鄉村或海濱,在這期間,當我接觸到鄉村和海,這海或這鄉村在我看來當真是奇妙無比。一艘踏浪遠去的船可能是一個美妙的東西;林中一條小溪也可能是十分奇妙的。這是另一種實在,我從沒有搞得很清楚,但它跟世界的另一部分形成鮮明對照。那種日常生活的實在沒有什麼驚人之處,而假期中的實在則相反,有些使人驚奇和得到豐富的東西。直到進巴黎高師,甚至進了高師之後,我就是這樣體驗時間的。在這之後我服了兵役。我服兵役的時間延了期,我二十四歲服兵役,搞氣象工作。我住在圖爾附近的一間小房裡。我記下濕度和天氣,我學無線電知識;懂得摩爾斯電碼並接收各地的氣象情報。夜間我到這房子附近的一個小工棚中用儀器檢查氣溫、濕度等等。總之,我過著一種非常程序化的生活,那時再沒有三個月的假期和九個月的工作之分了。服完兵役後我成了一個教師,我已恢複了三個月——九個月的生活節奏,雖然再不是一個學生而是老師,但在某種程度上恢複了同樣的東西。有九個月我備課講課。我有自己的個人生活,這時間是很可觀的,因為我每周只教十五六小時課,備課的時間大致相當,這樣每周花的整個時間是三十二三小時。我花了很多時間搞文學寫作。後來我又花時間在魯昂同你在一起;我沒有課時我們常去巴黎呆上兩天。我過著一種非常有規律的生活,而主觀時間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勒阿弗爾,我主要做的事是去思考,去感受,以及發展哲學思想;或者我寫作《噁心》。在巴黎和魯昂是有事情做的,有聚會,有要看望的朋友。勒阿弗爾代表了一種主觀性——當然不是唯一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代表了這種主觀性。未來是它的根本尺度。我的主觀時間轉向未來。我在工作,我工作是為了產生一個作品。這作品顯然是一個未來的作品。在勒阿弗爾我一直在寫《噁心》,這形成了一種持久、穩固的結合力,這有點像我在中學教哲學的時間或我同我的朋友、我同你的關係這樣客觀的東西。假期我離開了法國。我們到處漫遊,在西班牙、義大利、希臘,我們走遍了每一個地方,這段時間是太值得留戀了,那幾個月所看到的西班牙或希臘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從我第一次看到我以前從沒有看過的東西———個希臘農夫,一種希臘風景,一座衛城——以來,這種奇景一再對我浮現。這的確是假期的奇觀,它是那樣鮮明突出地對立於我總是教著同一個東西的中學九個月的生活。這三個月永遠是新鮮的,一年和另一年從不類似,是發現的時間。

這一直持續到戰爭。戰爭期間直到我從戰俘營回來,我的時間的早期劃分已蕩然無存。一切都是相同的,至少就我的工作而言。一個士兵無論冬夏乾的事都是一樣的。我是一個氣象兵,我過著氣象兵的生活。後來我進了戰俘營,那兒時間是日復一日地過去。以後我回到法國,那時我恢複了我以前有過的劃分——在巴黎牧師中學九個月和三個月假期——假期常在自由區度過,它代表著國外和甚至是比國外更有意味的東西,因為一個人要去那兒不得不偷越這條邊界線。戰爭末期,德國人走了,我離開了中學。我最終地離開了教育界。我成了一個作家,也就是說什麼都不是,僅僅靠我寫的書過活。而這一年我仍然劃分為九個月和三個月,這種劃分一直保持到我的整個一生。

甚至現在我仍然是三個月休假。我總是去同一些地方,因此這種奇觀是範圍較狹窄的,很少出人意外的地方。我去羅馬度假,這期間的生活是非常輕鬆,非常自由的。我同你漫談一切,我們一起散步。這樣,它是一種有些不同的時間,但它並沒有帶來新的重要體驗,因為我對義大利己經十分了解。再也看不到任何我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我在十月回到巴黎,好像我仍在教學,我在七月離開巴黎,好像學期已經結束。可以說九月——三月的節奏從我八歲起一直持續到我現在的七十歲。這是我的時間的典型劃分。我文學工作的真正時間是在巴黎的那九個月。假期的三個月我通常是繼續工作,但工作得較少一些而世界在我周圍展開,我不再能安排一個時間表。那九個月期間我有一套時間表。這依我寫的書而定。在假期中我是較多地同我碰巧呆在的地方相接觸。我重新找到主觀的時間。我主觀地受到巴黎的影響,我愛它,我在巴黎呆的時間比別的任何地方都多。而我也主觀地受到巴西或日本的時間的影響,這是一種不同的時間,我可以跟人們廣泛接觸,我可以常去遊覽,參觀那些當地人告訴我們值得一看的東西,這是一種奇怪而混亂的時間,我常有一些異常的體驗。這三個月是我體驗世界的時間。在假期中有一些不同的把握時間的方式,它們被夜分開,但實際上卻沒有分開,夜只是代表了一種短暫的停頓。在我的記憶中九個月的日子是聚集在一起慢慢消逝,最後只相當於過了一天。我的時間總是這樣劃分的,這跟有二十天假的工人時間不同——如果他有那麼多假期的話——對他說來,這一年其餘的時間完全由同樣的工作日組成。

波伏瓦:但你的生活——至少是戰後的生活——不完全是像你說的那樣有條理、有規律。有時你並沒有在巴黎呆上九個月。有一年你在美國呆了四個月,第二年在不是假期的時間你又在美國呆了一陣。你去古巴是在2月。

1950年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旅行然後在非洲,這大約是4月份。而這一年夏天我們沒有度很長的假。我們的生活節奏比你說的更多變一些,更奇異一些。而且我們還度復活節假。

薩特:是這樣的。但這兒仍然保有九個月——三個月的框架。在這九個月中有一些未曾料到的事情,但我仍然保持了九個月——三個月的劃分。即使我在工作時期有一個旅行,它跟夏季假日旅行的意義不是完全相同的。

波伏瓦:你說在你的記憶中九個月被縮成為一天。而你在巴黎的生活完全是多樣化的。你把它說得太程序化。

薩特:一天一天這是程序化的,每一天都有同樣的程序。我大約八點半起床;九點半開始工作直到一點半——有人來看我時就工作到十二點半。然後吃午飯,通常在「圓頂」。吃完午飯大約三點。三點到五點我去看望朋友。五點到九點我在家工作。至少在我變瞎了——或者我幾乎看不清什麼,再不能讀和寫——以前的這些年我的時間表就是這樣的。甚至現在,我也常坐在我的椅子上,坐在書桌旁,寫很少一點點東西。我有時做做筆記,但我自己再也看不清楚,而你讀給我聽。九點我同你或另外一個人——通常是你———起吃晚飯。現在有時我們在你的房間吃晚飯。我們常去飯館,但現在我們吃不完一塊餡餅或者你房間里類似的食品,晚上我們談話或聽音樂。半夜時分我上床睡覺。一天的日程就是這樣安排的。一天一天很少變化。我有些天見到你的時間多一些,有時少一些。

波伏瓦:你並不是總是跟同一個人一起吃午飯或度過一個晚上,但這有一個較固定的程序——星期一,一個人;星期二,另一個人;星期三,第三個人,等等。這樣一星期的程序多少是不變的。這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相對於你的九個月——三個月的劃分,你對每天和每星期的生活也有一個非常詳細的程序。這是一個十分有規律的情況。為什麼是這樣一種程序?

薩特:我不知道,但你不要忘記,這個時間表首先是一種形式。它的內容僅僅依我而定。例如,如果我下午工作三個小時,這一星期的每一天就不相同。

波伏瓦:當然。就約會而言,人們想來看你,他們想知道你什麼時候有空。如果你每一次都必得安排一個約會,這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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