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在昨天的談話中，你談到一件事，但沒有充分展開，這就是你總是希望建立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之間的關係。
薩特：是的。對許多人說來，社會主義體現了一種巨大的自由；首先是一種經濟的自由，然後是一種文化上的自由，一種日常體驗到的行動的自由，一種有大量選擇權的自由。他們希望自己是自由的，不由社會決定，而按照他們自己的意見形成他們自己。只是，例如馬克思主義者顯示給我們的社會主義並不包含這種思想。馬克思有這種思想，他展望共產主義遙遠時代時，設想社會將由自由人組成。他設想的自由確切他說來不是我設想的自由，但這兩者彼此是相似的，而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那裡，自由再沒有任何地位了。對他們說來，要緊的事是他們將要建立的那種社會；但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人們像許多機器那樣被安放於其內。這種社會主義不承認某些價值，比如說正義，這是在一個人給予的和得到的東西間的一種平等。但一個自由人能超出社會主義存在的思想——我說超出我不是指在一個後來的時期，而是指每時每刻都超越社會主義的統治——是一種蘇聯人決不會具有的思想。蘇聯的社會主義——如果它還可以稱為一種仕會主義的話——並不表現為允許個體在他選擇的方式中發展。這就是我在給那個我們1940年、1941年形成的思想貧乏的小團體起「社會主義和自由」的名稱時我想說的東西。雖然這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是很難認清的，但它是那種結合的力量，體現了社會主義和自由的關係，代表了我的政治傾向。它是我的政治傾向，我從沒有改變過它。甚至現在，我在同加維和維克多的談話中努力維護的，還是社會主義和自由。
波伏瓦：對，這是現在的情況。我們還是回到昨天談的問題上，希望把社會主義和自由連結在一起，使你搖擺在共產黨、組成革命民主聯盟、孤獨、同共產黨恢複關係等等之間。我們不必逐一回顧直到1962年你的全部政治生活的歷史，因為我寫過它，部分地是在你的口述下，在《境況的力量》中，但我希望知道你是怎樣看待你走過的道路的，我們就說到阿爾及利亞戰爭為止。
薩特：嗯，我認為我是沿著自己的路線前進，道路是崎嶇的，困難重重，我常常發現自己是少數派，常常是孤獨的，但這確實是我永遠希望的東西——社會主義和自由。長時間來我相信自由，我已經在《存在與虛無》中寫了它。我覺得自己是自由地生活，從童年直到現在，雖然我也追隨過大流。但我自由地生活過，我現在仍然有同樣的思想，社會主義和自由仍是結合在一起。
波伏瓦：你總是夢想著這兩者的一致；但你從沒有找到它。你有時有一種找到它的錯覺吧？比如說，在古巴？
薩特：在古巴，是的。那兒有多種相互對立的傾向，當時，我在那兒時，卡斯特羅沒有真正的文化原則。他不想強加一種確定的文化。後來他變了。
波伏瓦：那是在1960年，不久他奪取了政權。
薩特：那時他甚至不希望被說成是社會主義。他請我在法國寫關於他的文章時不要提及社會主義。
波伏瓦：事實上這是一種可以說是卡斯特羅主義的東西。
薩特：說真的，這是一個未完成的革命。我記得我總在問他們，「如果你們面臨恐怖統治，你們怎麼辦？」
波伏瓦：後來他們確有一種恐怖統治。
薩特：他們已經有它將要來臨的暗示。他們弄不清他們該做什麼，他們沒有回答我，沒有說不會有一種恐怖統治。
波伏瓦：回到我的問題上來，你還記得你感受過和想過的東西嗎？你走過的這段路程現在對你有什麼影響？你認為自己犯了很多錯誤嗎？你認為自己做了一些本來可以不做的事情嗎？你是不是總是行動得很好？總之，你怎樣看待這一切？
薩特：毫無疑問我犯有許多錯誤。但不是原則上的錯誤——而是方法上的錯誤，在表達某個確定事實時看法上的錯誤，但總的說來我同自己的過去是一致的——總的說來是一致的。我認為這必定會使我達到我已達到的這一點，在這一點上，我帶著一種寬慰的眼光回顧自己的過去。
波伏瓦：你認為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
薩特：當我的年齡正好合適時，我沒有熱切地全心全意地同某些人結合在一起。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指戰前？
薩特：戰前和戰後。
波伏瓦：你可以與誰結合成一體呢？
薩特：那兒畢竟有一個不是共產黨人的馬克思主義左翼。
波伏瓦：你已經儘可能地去接近他們了。
薩特：大概不全是這樣。有些共產黨人左派團體對正統的共產主義提出挑戰，有時他們在許多方面都是正確的。我沒有打算去了解他們。直到1966年，我對有關這個共產黨人左派的一切事情都沒有注意。
我認為政治就是對待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的問題，此外沒有了。跟我周圍的人一樣我仍然被1939年戰爭前舊人民陣線深刻影響著。後來我發現我本來應該同年輕的左翼分子結合在一起。
波伏瓦：但有一些時刻你作出了決定。回顧起來，有哪些選擇是你感到十分慶幸的？比如說我想你不會因為自己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態度而不高興吧？
薩特：對，我想這種態度是必然採取的。
波伏瓦：你為阿爾及利亞獨立而鬥爭的熱望挫敗了共產黨人，你比他們走得遠多了。
薩特：是的。他們只希望獨立的可能性，而我同阿爾及利亞人一起，希望嚴格意義上的獨立。我可以補充說一句，我不理解共產黨人的謹慎。
波伏瓦：共產黨人有時做事是很古怪的。他們投了授予全權票。
薩特：對的，我不理解共產黨人的態度。這清楚地表明，像我常說的那樣，他們不希望革命。
波伏瓦：顯然是這樣。當時我們認為他們是想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大黨，因此是一個取悅於法國人的黨，他們必須是民族主義者。他們不願意人們說他們把殖民地賤價出賣掉。
薩特：但做民族主義者並不意味著做殖民主義者。
波伏瓦：在當時……
薩特：做一個民族主義者意味著同你誕生和生活的國家有著很強的結合力。這不意味著你要接受這個國家的一項確定的政策——例如，一種殖民主義政策。
波伏瓦：但你不認為他們的態度是有煽動性的嗎？他們不願任何人有可能說他們是反法國的人。
薩特：是的，他們確實如此。
波伏瓦：我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有時同他們合作。我記得一起舉行過一些示威活動。最後，在同秘密軍隊組織作鬥爭中，我們建立了一個同盟，其中有共產黨人，你當時說，「一個人不可能同他們一起做任何事；但沒有他們也不可能做任何事。」關於這種聯合的努力你還記得些什麼嗎？
薩特：有段時間進行得還不壞……
波伏瓦：但你同他們從沒有過友誼關係，對不對？
薩特：對的。
波伏瓦：《死無葬身之地》上演後，愛倫堡對你說，你這樣談抵抗戰士是可恥的。在《骯髒的手》上演後，他是那些說你為一份濃湯而出賣自己靈魂的人中的一個。而後來你忽然同他在一起，微笑著。1955年在赫爾辛基，我看到你同愛倫堡在一起，你們都在微笑。我們同他保持著友好關係直到他死。這是怎麼回事？這不使你認為他……
薩特：這不使我煩惱；他是表示友好的人。在莫斯科我再次表達了我的很大的熱誠，他接待了我，在他同他妻子和姊妹住的別墅。我去看他時——我們在一個會議上見了面，但僅僅握了一下手——我主動去拜訪他時，我是很樂於見到他的。有時我們之間是很輕鬆的，我覺得我們的關係總是很好的。而且我是真正喜歡愛倫堡。
波伏瓦：但總的說來，共產黨對待你的方式——例如，對於有關亨利·馬丁的那本書——是沒有真正人的、個人的深信不疑的友誼關係可言的；你對此感到不愉快吧？
薩特：對，這很令人不快。這種關係實在令人討厭，這是我同他們完全斷絕關係的原因；我這樣做完全是對的。另一方面，我認識的毛主義者使人感動的地方是，他們把人當人看。
波伏瓦：你在《現代》上譴責勞動營的存在，你寫了《斯大林的幽靈》一文，你說，蘇聯是血肉築成的社會主義，雖然充滿了錯誤，但仍然是社會主義，你為什麼說這話？
薩特：這話是我弄錯了。它再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蘇維埃奪取政權後消失不見了：當時它本來有一個發展的機會，但由於斯大林，甚至也包括最後一些年的列寧，它逐漸改變了。
波伏瓦：你不再認為共產黨是革命的，但你認為共產黨人是維護無產階級利益的。我相信這是你認為的東西。
薩特：對，確實如此。因為當時我看到同這個黨聯繫在一起充滿錯誤——這些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