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所有了解你的哲學的人都清楚你的著作中出現的自由的觀念。但我想讓你從個人的角度談談你是怎樣產生自由的思想，你怎樣給予它一種重要的意義。
薩特：從童年開始，我總是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的觀念在我這兒有發展，它沒有那些模糊、矛盾和抽象難解的地方；而人們一旦把它看成讓與，就會產生種種誤解。它在我這兒是越來越清楚的。從生到死，我都帶有一種深刻的自由感。我從小就是自由的，這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所有那些談到自我的人——他們說，我希望這；我想干那——都是自由的或感到自己是自由的。並不是說他們真正是自由的，但他們相信自己的自由。自我成為一種實在的對象——它是我，它是你——同時又是自由之源。一個人一開始就感到這個矛盾，而這個矛盾代表一種真理。自我同時又是隨著自身力量而時刻展現的意識生活方式。一個人在相同的情況下也看到同樣傾向的連續再現。他可以描述他的自我。後來我在自己的哲學中，通過把自我看作一個在某些情況下伴隨著我們的表象的准對象而試圖解釋這一點。
波伏瓦：你在《自我的超驗性》中說到這個，是不是？
薩特：是的，這個矛盾本身我看正是自由的主要來源。我感興趣的主要不是我的准對象的自我，我在這上面思考得不多，比較重要的是所謂體驗水平上自我創造的自身的氛圍。在每一時刻，一方面，有一種對象意識，即對於人們居住的房間或這城鎮的意識，這是一個人偶然存在的意識，另一方面有一種了解和評價這些對象的方式——它雖然不是預定的，但也不是同這些對象一起被給定的而是來自自身的。它是即時給出的，它有一種鬆脆——它既顯現出來又能夠消失。自由正是在這個水平上表現出來，大體說自由正是這種意識的狀態本身，它表現的方式不依賴任何東西。它不由先前的時刻決定——它也許與過去時刻有關，但這種相關完全是自由的。從一開始起我就把這種意識看成自由。我同外祖父住在一起，我想，因為我是自由的，他顯然也是自由的。但我不能很好地理解他的自由的性質，因為他的自由首先以格言、雙關語和詩的形式表達出來；在我看來這不適於解釋自由。
波伏瓦：你的意思是，從童年起你就有了這種自由感？
薩特：對。我正是由於一種意識狀態的性質而總是感到自由。
波伏瓦：你受教育的方式使你產生這種關於自由的強烈印象吧？
薩特：自由的概念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但它根據一個人受教育的方式被給予了不同的重要性。就我說來——我在《詞語》中談到這一點——我被當成施韋澤家的一個王子、一個雖然不很明確但超出自身一切外在的表現形式的寶貝兒。就我是一個小王子而言，我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同那時我認識的所有的人相比都更自由一些。我有一種由自己的自由而來的優越感，這種感受在我認識到「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之後就失去了。但當時我的認識模糊的。我是我的自由，我認為別人不像我一樣感受到自由。
波伏瓦：但你沒有一種強烈的依賴感嗎？你觀看的東西，度假的地方，這都是為你選擇的。這一切畢竟都是由他人選擇。
薩特：是的，但我認為這並不很重要。我把這當成是正常的。我服從這種安排，就像我坐在一張椅子上，我要呼吸要睡覺一樣，我的自由在一些並沒有重大後果的選擇中——例如，吃飯時要了這種食物而沒有要另一種一表現出來；我去散步或去商店這對我就足夠了。我想我的自由的體驗就在這裡面。當時它首先是一種狀態，一種感受，是在這一瞬間或那一瞬間作出一個決定的意識的狀態——是去買一個東西還是向我母親要一個。我的父母和他們加給我的義務代表了世界的法則，如果我懂得怎樣去應付它，我在對這些法則的關係中就是自由的。
波伏瓦：你沒有感受過壓迫嗎？
薩特：後來我感受到這個。這是在拉羅舍爾，我面對著一群外省學生，他們對一個巴黎人往往是心懷惡意的。他們比我大，他們合起來跟我過不去，但直到五年級末也就是大約十一歲我才感受到這一點。也有一些人來幫助我使我免於困境，對我提出忠告。我沒有受到很多打擊。大概有幾次，我真正嘗到了那些外省學生帶有形而上學意味的可怕的勇敢精神的滋味。但多數時間我是受到鍾愛的。我小的時候沒有感受到壓迫。相反，我意識到一種肯幫助我發展的理智的關懷。只是在我和同齡孩子交往中我才開始理解人們相互關係中的敵意。
波伏瓦：你經受他們的迫害時還保留了自由的感受嗎？
薩特：保留了。但它成了一種較為內向的感受。有一段時間我想通過搏鬥擺脫這種迫害，但結果是無法預料的，或者不如說它們是太可預料了，雖然我不肯做這種預料，我也試圖誘使一些人用種種計謀來幫我擺脫困境。但我不斷地意識到這樣做遇到的障礙。我和別的孩子之間也有著友誼。迫害不是他們對待我的唯一方式；他們也可以同我交談；可以成為我的朋友，同我去散步。我屬於我的學校同學這個集體之中，從這點看，我感到自由。最讓我痛苦的是我開始不同母親在一起的時期，我的繼父確實是這種痛苦的根本原因，我失落了什麼，失落了某種不僅同她相關也同自由觀念相關的東西。在這以前，我在我母親的生活中扮演著一個有特權的角色，而現在我失去了這種地位，因為有了一個人，他同她一起生活，他對她有首要的作用。以前，在我同母親的關係中我是一個王子，現在我只是一個二等王子。
波伏瓦：在所有這些體驗——同學、繼父以及你回到巴黎——之後，你的自由感有什麼發展？
薩特：在這期間我感到自由，但我沒有對自己說，「我是自由的。」這種感受還沒有確切的名稱，或者不如說有多種名稱。在巴黎時，在亨利四世中學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哲學班，我學得了自由這個詞，至少是它的哲學意義，後來我對自由的態度越來越熱烈，成了它的保護人。尼贊在大學時被唯物主義所吸引，這導致他後來參加共產黨。第二年我在路易大帝中學文科預備班。我是一個寄宿生，休息時我們常常在一個陽台上來回走，爭論著自由和歷史唯物主義。我們是相互反對的，他立足於理住的具體論據上面，而我為某種人的概念辯護，但我沒有為自己描述的人提出過任何論據。應該說我們都沒有得到什麼。我們辯論著；誰也沒有辯贏誰，談話仍然沒有結果。一天，尼贊幹了件唯物主義的事情，給我證明他的自由。他進行了一個活動，我不知道詳細情況，那是跟過去沒有關係的——我不能發現它同過去有什麼關係。他從星期五直到下星期一下午都離校未歸。他回來後我問他去哪兒了。他說他去動了切割包皮的手術，我大吃了一驚。尼贊是天主教徒，他母親也是一個天主教徒，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問他，他說這樣要清潔一些，他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在我看來這事是毫無道理的。他決定去切割包皮——這是一個愚蠢的決定，因為這並沒有任何好處，他在旅館住了兩三天，陰莖頭用繃帶包紮著。
波伏瓦：那時你是把自由和無緣無故的行動放在同一位置上，是不是？
薩特：在很大程度上是這樣的，像紀德在《偽幣製造者》中所解釋和描寫的那樣的無緣無故的行動並不使我感興趣。我讀這書時沒有發現這個詞在我的意義上具有的自由。但尼贊的切割包皮確實是我認為的無緣無故的行動，雖然這顯然是由於他對我隱瞞了動機而造成的印象。
波伏瓦：你的自由概念基本上是斯多葛的自由觀——那些不依我們而定的東西並不重要，而那依我們而定的東西就是自由。因此一個人在任何境況中，任何情況下都是自由的。
薩特：確實是這樣；同時我實現的一個行動並不總是一個自由的行動，雖說我總是可以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在我看來，自由和意識是同一個東西。理解自由和是自由的是同一回事，因為這不是被給予的——通過體驗到這點，我把這創造為實在。但我的行動不都是自由的。
波伏瓦：會不會有這種危險：這可能導致你採取十分保守的態度？如果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這很好，不再需要對任何人做任何事了，每個人都只是創造他自己的生活。因此一個人可能把自己限制在他的內在生活之中，怎麼能夠不產生這種結果？
薩特：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後來，在我同人們、事物和同自己的關係中遇到的我的思想上的困境使我把自由弄得更明確一些，給它另一種意義，我開始理解自由同自由的障礙相遇時的情況，然後，偶然性作為自由的對立面，也對我顯現出來。而作為一種事物的自由，它是被先前的時刻所嚴格限定的。
波伏瓦：但你沒有意識到人們經受的壓抑因素吧？
薩特：有一段時間是沒有。
波伏瓦：你寫《存在與虛無》時我們談到這個。你說，一個人在任何境況中都可能是自由的。在什麼時候你就不再相信這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