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你在德國攻讀哲學時也沒有放棄《噁心》的寫作。你在兩個方面都花了時間。
薩特：《噁心》是很重要的。
波伏瓦：但攻讀哲學對你說來同樣重要，這使你在德國呆了一年。我問過你，你是怎樣寫起《存在與虛無》的，你卻答道，「因為戰爭。」
薩特：是的。
波伏瓦：但這個解釋不太令人滿意。
薩特：嗯，我為寫《存在與虛無》做了很多筆記。其思想都是建立在我在奇怪的戰爭期間寫的一本筆記的基礎上，這些思想直接來源於我在柏林的那些年。我寫那本筆記時手頭沒有一本書，這樣我自己重新改寫這本筆記。我不明白戰俘營里德國人為什麼給我海德格爾的東西。至今這對我仍是一個謎。
波伏瓦：他們是怎麼給你的？
薩特：我在戰俘營，一個德國官員問我需要什麼東西，我答道「海德格爾」。
波伏瓦：大概是因為海德格爾比較得當局的歡心……
薩特：也許是這樣。總之，他們把書給了我。一本厚厚的很值錢的書。這很奇怪，因為他們一般對我們是不會這麼大量的，你知道。
波伏瓦：是的，這是有點奇怪。那麼，這就是說那段時間你在讀海德格爾。
薩特：我在戰俘營讀海德格爾。可以補充一句，我早就通過胡塞爾了解他了，比讀他自己的東西了解得更好。我在1936年就讀過他的東西……
波伏瓦：噢，對，我記得你讓我翻譯了他的很多東西。好像還是在魯昂的時候，我們談到過他。對的。同時，《存在與虛無》又是來源於你在《想像心理學》中的發現。
薩特：不錯，是這樣的。我發現了意識就是虛無。
波伏瓦：後來你常說，你再沒有像你寫《存在與虛無》時那樣的思想和直覺了。
薩特：雖說是這樣，我還是寫了一些與哲學有關的書，例如《聖·熱內》。
波伏瓦：是的。
薩特：在我看來，它是一個長篇隨筆，不是哲學的。實際上我一直運用著哲學思想。
波伏瓦：對。
薩特：也可以把《聖·熱內》稱為一部哲學著作。……後來通過寫《辯證理性批判》，有些東西又回到我心中。
波伏瓦：噢，不錯。這也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與當時的境況有關，因為波蘭人要求你……
薩特：波蘭人以哲學方式向我提些問題。這樣就產生了《方法問題》。波蘭人發表了它。我想在《現代》上發表它，你也勸我這樣做。
波伏瓦：是這樣的。
薩特：原來的本子不是很好。我重新寫過，在《現代》上發表。
波伏瓦：你是這樣做了，但這裡沒有另一個動因嗎？從1952年開始你大量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哲學成了一種政治性的東西，由此看來，波蘭人要你寫這篇文章就不完全是偶然的了。
薩特：對的。在馬克思看來，哲學應該被取消。我不這樣看問題。我認為哲學仍在未來之城中。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參考過馬克思主義哲學。
波伏瓦：這裡似乎應該更詳細地解釋一下；人們向你建議寫《方法問題》。但你為什麼同意做這事？
薩特：因為我想知道自己的哲學究竟處於何種地位。
波伏瓦：在你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中……
薩特：從表面上看是這樣的。但首先是同辯證法的關係；如果你看過我的那些筆記本——可惜它們都不在了——你會看到辯證法是怎樣以其自身的方式進入我的寫作之中的。
波伏瓦：在《存在與虛無》中完全沒有辯證法。
薩特：確實如此。我從《存在與虛無》發展到一種辯證法的思想。
波伏瓦：是的。在寫《共產黨人與和平》時你開始創立一種歷史哲學。
這是產生《方法問題》的某個階段。
薩特：是這樣的。
波伏瓦：但你是怎麼繼續從《方法問題》前進到《辯證理性批判》的呢？
薩特：《方法問題》只是方法論；它後面還有哲學，有我開始解說的哲學辯證法。我在結束《方法問題》三個月或三個月之後，開始寫《辯證理性批判》。
波伏瓦：你是怎樣發現自己有新思想的？因為有些年你對我說，「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再寫一本哲學書。我不再有思想。」
薩特：嗯，我想我當時說「我不再有思想」時，是漫不經心說的，我甚至那時也是有一些東西的……
波伏瓦：有些自我創立的東西。
薩特：對。寫《方法問題》時，我寫得很快，我的思想又得到清理。這些思想是在我積累了三四年的筆記中匆匆記下來的……這些筆記你知道……
波伏瓦：噢，不錯，我好像仔細看過這些厚厚的筆記。……但在我看來，它們似乎還沒有包含像溯逆和惰性實踐這樣非常重要的思想。
薩特：對。但在辯證法的水平上已有對它們的某種預示，這在我說來已經夠了。
波伏瓦：你實際寫作時，對文學或哲學有什麼不同的態度嗎？
薩特：我寫哲學時差不多不打草稿。寫文學我要連打七八遍草稿，每一頁的七八段作為單獨的一組。我寫三行，在它們下面畫一橫線，然後第四行是寫在另一張紙上。哲學沒有這種情況。我拉過一張紙，開始寫上我頭腦中醞釀的思想——那大概是不久前才有的思想——然後一口氣寫完。可能這一頁紙還寫不完，得好幾張紙。然後到某一張紙寫完時我停了筆，因為我有個地方寫得很不好。於是我進行修改，接著再往下寫，一直寫完。換句話說，哲學是我向人們講的話。它不像一部小說，那也是向人們說話，但是以另一種方式。
波伏瓦：是這樣的。
薩特：我認為，一部小說是為了給人去讀。而在哲學中我是向人們作解釋——我可以用筆這樣做，也可以用舌頭、用嘴這樣做——正像現在這樣來表達我的思想。
波伏瓦：換句話說，你不可能用錄音機寫文學，卻可以用它來寫哲學。
薩特：對。
波伏瓦：我看到你寫《辯證理性批判》，氣勢真嚇人。你幾乎完全不再看一遍。
薩特：第二天上午我再看頭天寫的。我一般每天寫十頁左右。這是我一天可以完成的最大工作量。
波伏瓦：看你寫《辯證理性批判》時我好像是在看一個運動會中的絕技表演。你是在科里特拉納的作用下寫作的。
薩特：寫《辯證理性批判》的整個期間我都在服用這種葯。
波伏瓦：寫文學作品時你從來不用科里特拉納。
薩特：寫文學不可能用科里特拉納，因為這東西影響靈感。我記得在戰後我試著用它寫《自由之路》。寫的是瑪志厄回家前在巴黎街上徘徊這一段。寫得糟透了。他走過好多條街，每一條街都使他產生各種聯想。
波伏瓦：我記得這事。這真糟糕，我想問你另一個問題。即使一個人不是自我陶醉者，他也有某種關於自我的形象。我們談過了你小的時候和稍大一點時的自我形象，那麼你現在的自我形象呢？你六十九歲了。以你為題的論文、書目提要、傳記、訪問記和作品是那麼多，有那麼多的人想見到你，這對你有什麼影響？所有這些有什麼作用？你認為自己是不是已被劃為歷史紀念碑式的人物或者……
薩特：在某種程度上講，我已是一個歷史的紀念碑。但不完全是。我好像重新發現了一個人，我一開始就常常想到要做這種人。這個人不是我，但又是我，因為他畢竟正在講話。人們為他們自己創造了某個人物，而這就是我。這是一個「我-他」和一個「我-我」。這個「我-他」是人們創造的，同時又是以某種方式同自我發生關係的「我」。
波伏瓦：這是不是說，在今天的這個人物和你年輕時夢想的人物之間有著完全的一致？
薩特：不是這個意思。我從沒有對自己說，「嗯，這差不多就是我年輕時想望的，如此等等。」我沒有這種意思。我很少想到自己，這些年來我完全不去想這事了。
波伏瓦：從什麼時候開始？從你開始介入政治嗎？
薩特：差不多是的。當我干著私人的事情時，當我去看某人或為某人做某事時，這個自我就再現了。這時這個自我就再現。但是在文學中，我正在寫作時，這個我就不再存在。在五十歲或五十五歲時——在寫《詞語》之前——我常常夢想寫一個故事，地點是在義大利，寫一個年齡跟我相彷彿的人同生活的關係。這會有濃厚的主觀色彩。
波伏瓦：我模模糊糊記得這事。我們還要回到一件事情上來——那些你沒有寫完的書。
薩特：行。
波伏瓦：你為什麼打算寫它們？後來你為什麼又放棄了？
薩特：關於《阿貝瑪爾王后或最後一個旅行者》我已經寫了很長一部分，還做了很多筆記。
波伏瓦：再問一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