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薩特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討論會由《現代》主持。自從同伊萊·本·蓋爾一起旅行後，維克多一直有搞這個討論的打算；他們經常互通電話。我們的以色列老朋友弗萊潘為《現代》提供了他主持過的一個關於以色列一巴勒斯坦問題討論的會議記錄，但他要一大筆錢，而這個文件並沒有多少新東西。維克多認為最好是在巴黎安排一個類似的會談，並在《現代》上發表會談的結果。這要花不少錢，但伽利瑪出版社願意出這筆錢。維克多和伊萊通過電話擬定了一個參加者的名單，寄出了邀請書。被邀請者多數住在以色列。
會談將要舉行時，又碰到許多麻煩事，《現代》的辦公室根本沒地方可供開會之用。承蒙米歇爾·富柯的好意，我們可以用他那套寬敞、明亮、布置簡樸優雅的房間，維克多在塞納河左岸的一家小旅館定了一些房間，在附近的一家飯館定了一間餐廳。桌子、椅子和錄音機都安置在富柯的起居室里。儘管還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第一次會談仍然如期在3月14日舉行了。薩特在會上作了簡短的發言，宣布了會談日程，這是他和維克多事先商量好了的。除了薩特、克萊爾·埃切雷利和我——我第二天沒有再來——再沒有《現代》編委會的人參加。他們，也包括我自己，都對維克多乾的這事持一種不信任的態度。
會談的參加者作了自我介紹。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伊布拉欣·達卡克認為這個對話是無意義的。薩特難道不知道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每天都在見面和相互談話嗎？既然沒有邀請埃及人和北非人參加，在耶路撤冷召開這樣的討論會，豈不更為簡單和省錢嗎？伊萊·本·蓋爾和維克多辯解說，有些巴勒斯坦人現在不可能進入以色列。達卡克回答說，有些巴勒斯坦人也沒有能從以色列到巴黎來。說完他宣布退出這個會談。別的人實際上都是從以色列來的。除了巴勒斯坦人愛德華·塞德是在美國哥倫比亞任教，還有沙林·沙拉夫，是一位奧地利的巴勒斯坦教師。有一兩個人說德語，其餘的人幾乎都說英語。有人志願充當翻譯。如果有以色列人說希伯來語，伊萊·本·蓋爾就當翻譯。談話錄了音，阿萊特把錄音列印出來。會談進行時，克萊爾·埃切雷利和凱瑟琳·馮·布勞不太熱情地送上咖啡和水果汁。在正式會談之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在維克多定的飯館吃午飯，這樣他們談得比較放鬆一些。給他們安排的旅館房間是那麼簡陋，這使得他們感到驚訝，更讓他們吃驚的是薩特的近乎沉默和由維克多——一個他們一點也不了解的人——所佔的重要地位。一位小個子金頭髮的猶太教教士要求按猶太教教規給他開飯。《現代》的一位朋友施穆爾·特里加諾帶他去梅迪西斯街的猶太飯館。
會議發言多少還是有些意思的，有些動人之處，但總的說來是舊話重提——巴勒斯坦人希望歸還他們的領土，以色列人——這都是些左派人士——同意這一點，但希望他們的安全能得到保證。不管怎麼說，所有這些人都是知識分子，是毫無力量的。維克多卻因這個會議而十分得意。他對薩特說：「這會成為一條重要的國際新聞的。」他可能失望。由於各種原因，這個會議結果在10月份一個以色列和平主義運動——它在政治上沒有起任何重大作用——的刊物《現在要和平》上發表，反應平平。1980年夏天，愛德華·塞德，被維克多認為是會談參加者中最負聲望的人，對他的一些朋友說，他搞不清楚為什麼把他從美國弄到巴黎來，他參加了這個討論會，覺得搞得很差勁，談到會議報告時，他認為更差。1979年3月，薩恃受維克多的影響也對這個會談感到滿意，我沒有對他談我的懷疑態度。
我們和西爾蔽開車去南方度復活節假。我們在維思睡覺，普安特飯館的飯菜讓我們大倒胃口。到了埃克斯，我們的情緒又高漲起來。我們住的這個旅館離城約一公里，有一個大花園，空氣中飄散著太陽和松樹的清香，遠遠地，我們可以看到聖雅克托瓦爾的屋脊凌空而出，飛刺藍天。坐在門外仍然覺得冷。我和薩特在他的房間讀書，我們三人也常駕車外出，去附近我們喜歡的一些地方吃午飯。
回巴黎不久，薩特被一個半瘋的人熱拉爾·德·克萊韋斯弄傷了。他是比利時人，一個詩人，是我們的朋友拉勒曼特和弗斯特雷坦的被保護人。他在精神病院期間，有時到巴黎來，他一來這兒，就日甚一日地向薩特要錢。這次他又從病院獲准出來。每次來，薩特都給他一點錢，最後終於對他說，請他以後再不要來了。但他還是要來。這次來，薩特和阿萊特在家，不讓他進來，門只開了一點，門鏈條仍然拉著的。他們爭吵了幾句，克萊韋斯突然從口袋裡掏出一把小刀，越過鏈條，朝薩特刺去。然後他使勁撞門，他用的勁是那樣大，門上雖然裝了鋼板，但晃得厲害。阿萊特打電話叫來警察，警察在樓房的走廊上追趕了很長時間，才把克萊韋斯抓了起來，薩特流了很多血。他的大拇指被刺傷，好在沒有傷到筋骨。他的手包紮了好幾個星期。
6月20日，薩特出席了「為了越南派只船」委員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
這個委員會已經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步工作。光明之島號船在普洛-貝頓靠岸，接收了一大批越南難民。現在這個委員會希望在馬來西亞、泰國的難民營和西方國家的過渡難民營之間建立一個空中補給線。為此需要動員新聞界。記者招待會在品泰西亞旅館的大廳舉行。格呂克斯曼同薩特一起參加，在這個招待會上，薩特同雷蒙·阿隆長時間來第一次握了手。富柯講了話，接著是庫克尼爾醫生講話，他在光明之島號船上工作，然後是薩特，他在阿隆講話前離開了一會兒。6月26日，他們一起去愛麗舍宮請吉斯卡爾多加援助船民。得到的答覆是一些空洞的承諾。薩特並不認為他同阿隆的會見有多麼重要，雖然有些記者一再談到它 。
這一年的暑假也過得很愉快。埃克斯的春天迷住了我們，8月里我們又回到這裡來了。這次我們的房間在二樓，帶著相通的陽台，在陽台上可以一直看到花園。我們常在陽台上坐著讀書、談話。有時我同他一起去「米拉波」吃午飯，他很喜歡在那兒吃飯——我們乘計程車去，因為薩特幾乎不能走路了。或者在旅館的花園裡吃午飯。或者由西爾薇駕車帶我們去我們喜歡的地方。我們常常看到遠處濃煙滾滾——那是森林火災。薩特住在這兒非常滿意。他也很高興西爾薇——她即將返回巴黎——駕車送我們去馬泰格機場，我們在那兒乘飛機去羅馬。我們又住進了我們的老房間，觀賞著白色的聖彼得教堂，在陽光下燦燦然，在月光下幽幽然。我們又恢複了我們往日的寧靜的生活習慣。薩特經常看望住在羅馬的一位美國姑娘，他最近才同她結識。我們兩人一起去看艾麗絲·施瓦爾澤，我們去看克洛德·庫奇，他同一個朋友卡特琳·里霍伊特住在這個城市。庫奇對薩特健全的幽默感和愉快的情緒感到驚訝。他不很了解薩特，但他曾想像過薩特的病狀和喪失視力會給他沉重的打擊，然而現在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充滿生活快樂的人。薩特出現在公眾場合時，常給人一種痛苦的印象。在呂泰塔旅館相會之後，雷蒙·阿隆在寫給克洛德·莫里亞克的信中說：「我感到自己看到的是一個已死的人 。」但在私人交往中同他交談的人都被他那種不可征服的生命力深深打動。
他同意接受M.-A.馬喬希的採訪，她在《歐洲》上發表了這個訪問記。但他不很喜歡它。
我們離開巴黎後不久，莉蓮·西格爾從巴黎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戈德曼被害的消息，我驚呆了。戈德曼總是準時參加《現代》的會議，我開始就很喜歡他，後來變為一種深沉的感情。我喜歡他冷嘲熱諷式的智慧，他的快樂，他的熱情。他充滿活力，語驚四座，獨具怪才；無論是對敵對友，他的態度是經久不變的。他被打倒時仍從容鎮定，使他的死愈加聳人聽聞。薩特也受到很大的震動，雖然他現在對一切都取一種比較超然的態度。
我們回到巴黎時薩特希望參加戈德曼的葬禮。克萊爾·埃切雷利駕駛她的小汽車送我們夫太平間。我們沒有進去，但我們隨柩車到了公墓的門口。這兒擁擠不堪，我發現很難過去，雖然人們認出了薩特，紛紛有禮貌地給他讓路。但汽車又不允許越出某一地區。薩特和我緩慢而艱難地通過擁擠的人群，埃切雷利留在車上。走了一會兒薩特感到一點勁也沒有了。我想讓他坐在旁邊一座墓上歇一下，這時有人拿來一把椅子。薩特坐在上面，我們在那兒歇了一會，一些不認識的人圍著我們看了又看。幸好勒內·索雷爾看見了我們；她的汽車就停在我們旁邊。我們請人轉告克萊爾·埃切雷利我們走了，便進了勒內的車。
薩特恢複了他同維克多的工作。我有點擔心這事。接連三天我都在問他：
「你的工作進行得怎樣？」第一天他說：「進行得不好。我們一上午都在爭論（某個問題或另一個問題）……」第二天他答道：「還是不怎麼好。我們不一致。」第三天他說：「我們開始相互理解了。」我擔心他可能會作出太多的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