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仍然同許多年輕的婦女密切交往——梅麗娜和別的一些人。一天，他抱怨同維克多在一起工作搞得太少，我笑著對他說：「這是因為年輕的女士們太多了一點！」「但這對我是有益處的，」他答道。的確，我相信這可以激起他對生活的巨大興趣。他帶著一種孩子般的自滿心情對我說：「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像這樣受到女人們的喜歡。」
還有一些因素使他保持了樂觀的心情。莉蓮·西格爾搜集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寫了簡短的說明，伽利瑪出版社拿去作為一個攝影集出版。米歇爾·西卡爾為《斜線》雜誌準備了一期關於薩特的重要文章，他們常在一起討論。讓內特·科隆貝爾和許多年輕人來看他，同他談他們寫的關於薩特哲學的研究。伽利瑪出版社把他的全部小說列入「七星」叢書出版，由米歇爾·孔達寫序。「復興」還在繼續著，他的確被這種情景深深打動。
然而他現在有一個極大的憂慮：錢。自我認識他以來，他在錢財方面一直是慷慨大方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自己所得的一切都給了各種各樣的人。他有規律地每月拿出大筆的錢給不同的接受者。他從伽利瑪出版社得來的津貼馬上就用光了；他幾乎沒給自己留下什麼錢。如果我要他為自己買雙鞋，他會答道：「我沒有錢。」而讓他作為一件禮品接受一雙鞋又是很難的。他欠他的出版者一筆數目不小的錢。這使他產生一種真正的焦慮，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所有那些依賴他的人。
因為他希望就近了解薩達特訪問的結果，他在2月由維克多和阿萊特陪同去耶路撒冷，維克多和阿萊特現在成了朋友。雖然這個旅行是很短的，我仍然擔心會累著他，但他完全沒有累感。在奧利機場，一輛輪椅推著他上了飛機。飛機著陸時，伊萊·本·蓋爾接他坐進一輛小轎車。他們四人住在面對耶路撒冷老城的賓館；他們也在死海海濱一家很好的旅館中住了一夜。五天來，薩特和維克多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談話。氣溫25度而天空藍得可愛。薩特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他喜愛活動，願意了解各種事情，在眼睛允許的情況下他願意看看當地的風光。如果像有些人說的那樣，老年的特點是缺乏好奇心，那麼他是完全不老的。
在這樣短暫的調查活動之後，薩特決不會主動去寫一篇文章的。維克多卻希望他寫。「你們毛主義者總走得太快，」薩特在他們第一次談話中就對他這樣說。但維克多終於讓薩特勉為其難地同意寫篇文章，他們把這篇文章寄給《新觀察家》，簽上他們兩人的名。博斯特打電話給我，十分激動不安地說，「這太糟糕了。大家都為這篇東西吃驚。得說服薩特收回它。」我讀了這篇文章，發現它寫得的確非常差勁。我轉達了博斯特的要求。「行，拿回來吧。」薩特不在意地答道。但當我對維克多說起此事時，他勃然大怒。他從未受過這樣的冒犯。他責怪我事先沒有跟他說這事。我估計薩特原想對維克多談談這事，但他沒有這樣做，無疑是因為他沒有把它當多大回事。我對維克多沒有多說，至少暫時我們在外表上還是客客氣氣的。但不久，在我的房間里開了一次《現代》的會議，薩特沒有參加；維克多、普隆和豪斯特三人就這篇文章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認為它糟透了。維克多對他們出言不遜。後來他罵我們都是死屍並宣稱他從此再不參加這個會議。
他的這種反應使我震驚。薩特和我年輕的時候，我們寫的東西不知道遭到多少次拒絕，但我們從沒有認為那是什麼冒犯或侮辱。維克多當過「無產階級左派」的頭頭，他保留了「小頭頭」的觀念——一切都得聽他的。他很容易從一種信仰轉到另一種信仰，而且總是帶著同樣的固執。他有一種強烈的難以支配的熱情，他對自己的信念從來固守不變，並且不允許別人提出疑問。因為他的這種特點，有些人感到他的話很有煽動力量，但他與批評態度是格格不入的——寫作卻要求具備這樣一種態度，如果有誰對他寫的東西提出批評，他就覺得自己受到傷害。從那時起，他和我不再說話；我避免在薩特的寓所遇到他。這是一個不愉快的境況。在這之前，薩特的朋友也都是我的朋友。現在維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我不懷疑他對薩特的感情，也不懷疑薩特對他的感情。薩特對孔達的一次談話中談到這一點：「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將有人接著搞。例如，我願意彼埃爾·維克多去完成這項作為知識分子和戰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從這個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認識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滿意的人。」他十分讚賞維克多那種志向激進的特性和他希望一切的雄心，實際上這頗有點類似薩特自己。「當然你不能實現一切，但你應該希望一切。」也許薩特認錯了人，但即使這樣，也沒有什麼。他就是這樣看維克多的。他有時去維克多稱為「公社」的地方吃晚飯，那是維克多和他的妻子同另一對夫婦——他們的朋友——共有的郊外的一套房子。這樣的晚上薩特過得很愉快。我不想摻和到他們之中，我遺憾的是，從這時起，薩特生活的一部分向我封閉了。
我們有點厭倦威尼斯了。復活節假日我選擇了去西爾蒙拉，一個加達湖上有城牆的小城。那兒不允許汽車進去，除非車中的人是要在這城裡住下的，我們正是這樣。我們住進一家湖濱旅館。像往常那樣，我在他的房間讀書給他聽，因為他喜歡沿著狹窄而空曠的街道（星期天除外）散步，我們常走到靠近廣場的一家咖啡店裡，在陽台上坐坐。我們在近處的一家小飯館吃飯。西爾薇開車帶我們出去轉很長時間，我們圍著湖轉。有一次我們重遊了維羅納，另一天，我們重遊了布萊西亞。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們在塔洛瓦爾的「冬爺爺」小旅館歇腳。一般說來，薩特吃得非常簡單、節省，但這一次他也不反對品嘗一客真正好的飯菜。
從這時起到暑假的這幾個月，他的政治活動較少一些。年初，一個假的「薩特的政治遺囑」在西西里島出版。作者羅列了一些陳舊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把它們歸之於薩特寫的東西。薩特發表了一個聲明否認此事。6月，他寫信給《世界報》說，到了今天，1968年事件後的第十年，不應該再禁止科恩-本迪特回到法國來了。在這個月，他還簽名於一個關於海德·肯普·博爾特切爾的情況的聲明，她是一個德國姑娘，5月21日在巴黎受到警察審訊時被嚴重燒傷。
但真正使他感興趣的事是他同維克多寫《權力和自由》這本書。錄音機記下了他們的談話。他同米歇爾·西卡爾有一個談話發表在《斜線》上，其中他談到他是怎樣看待這部作品的：「如果這書能堅持搞完，它將具有一種新的形式……是在兩個活人之間的形式……是在兩個活人之間的真誠坦率的討論，在這部作品中他們詳盡地闡述了各自的思想；當我們相互對立和辯駁時，這不是故意做出來的而是真實的……在這本書中，我們有相互對抗的情況，也有一致的情況，這兩方面都很重要，……對我說來，最根本的是，這書有兩位作者，這樣，在這書中就有矛盾、生活。人們……可以採取不同的觀點來讀它。這是使我特別感興趣的地方。」
夏天來了。像往年一樣，我同西爾薇在瑞典旅行之後，接著同薩特在羅馬相會；我們在那兒度過了非常愉快的六個星期。我們返回巴黎時他的健康狀況看來是穩定的。他同維克多討論；我讀書給我他聽。他仍然從他與許多女性的友誼中得到愉快。梅麗娜回到雅典，但其他的人取代了她。弗朗索瓦茲·薩岡在報刊上發表了《給讓-保爾·薩特的情書》後，薩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飯。他十分喜愛她。約瑟·達揚和馬爾卡·里鮑斯卡為我拍電影時薩特也參加了，而《斜線》為他準備的一期專號也已出版。
10月28日，他會見了從拉扎克來的一個農民代表團。《現代》上有幾篇關於他們的鬥爭的文章。薩特出於幾種原因對這個代表團產生興趣：他們反對政府；他們反對擴張軍隊；他們找到了新的反抗的技巧：他們的活動是非暴力的，同時又完全打破了當局的秩序。1976年他們開萬靈節會議時他本想前去同他們探討這些問題，但他的健康狀況使他未能如願。
1978年10月他們有些人在聖塞弗蘭進行了一場絕食鬥爭。有人來請薩特參加他們第二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他因太累而沒有接受他們的邀請，但寫了一個在招待會上對記者宣讀的聲明：「你們當然相信必須保衛法國，但你們認為軍隊不應該居留在遠離國境的地方，不應該在鄉村中佔地萬宙，不應該建立一個由新武器造成的滅絕地帶；你們還會認為政府不應該把住有居民的大片土地租給別的國家的軍隊，讓他們來此演習。你們是對的。在這樣一個和平時期，把拉扎克變成一個據說是防止世界大戰的基地，這真是莫名其妙，這隻能說明當局者的愚蠢和欺世盜名。」
與此同時，他在考慮一個計畫，這是一個從里昂來的演員吉約馬向他提出來的——上演一部名叫《劇中人》的作品，這個作品是讓內特·科隆貝爾根據薩特的一些歷史和政治文章編寫的。這個演出獲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在里昂的兩個主要的劇院上演，然後在法國各地演了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