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薩特對我口述了一篇關於帕索利尼的文章。薩特在羅馬見過他，十分喜歡他的一些電影，特別是《美狄亞》的第一部分，其中有一段對《聖堂）的美妙回憶。在這篇文章中，薩特回顧帕索利尼之死的背景。他先是自己用筆寫，字跡無法辨認，後來又背給我聽。這是一篇好文章，發表在1976年3月14日的《晚郵報》上。他完成這篇文章總共不到三個小時，這使他非常高興。
我和維克多都認為，有好長一段時間薩特的腦力都沒有這麼好過。有時他確實給人他的智慧之光就要熄滅的印象，但那是在場的人太多或人們讓他厭煩的時候；他也可以是充滿生氣、精神抖擻的。例如，在我們同艾麗絲·施瓦爾澤一起度過的晚上，他就是這樣。但有一點是確實的：雖然他可以聽別人談話，他作回答或參加討論，但他不再有創造性了。在他身上存在著一種空白，所以，現在對他說來吃和喝要比以前重要得多。他很難適應新的東西，很難容忍別人反駁他。我幾乎從來不反駁他的話，即使他對過去發生的事有著許多錯覺。
3月10日，我們同西爾薇去威尼斯，這是我們三人永不會感到厭倦的城市。薩特邁著小步同我走了很長時間：「你不厭煩嗎？同一個走得這樣慢的可憐蟲散步，你不厭煩嗎？」他有一次問我。我對他說不厭煩，這是真心話。他能散步這個事實本身就已經夠我高興的了。他有時仍是憂鬱地對我說：「我再不能恢複我的眼睛了。」當小汽艇上的遊客扶著他的胳臂幫助他上岸時，他感到傷心。「我看來像一個衰弱不堪的人嗎？」他問我。「你看上去眼睛不好用，這沒有什麼可難為情的！」我對他說。但這些烏雲很快就消失了。我的右臂神經疼，很難受，我對他說：「看，這是什麼？這就是老之將至。一個人總是有這樣那樣要命的事。」他自信地說：「我沒有這樣的事。我什麼毛病都沒有。」這使我笑了起來，他想了一會，也笑了起來，他很自然地感到自己完全未受損傷，他比去年更好地適應了自己的狀況。
又回到了巴黎，他繼續同維克多寫他的著作。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天——陽光燦爛，草木蔥翠，薩特的花園裡繁花似錦，鳥兒歡鳴。閱讀，音樂和電影排滿了我們下午和晚上的時間。這一年年初，《境況種種》已出版，內含四篇政治隨筆，一個關於《家庭的白痴》的談話，一個同我關於女權主義的談話，一個同孔達的題為《七十歲自畫像》的長篇談話。伽利瑪出版社《如此》叢書中再版了《存在與虛無》，在《思想》叢書中再版了《境況》第一集。《辯證理性批判》的英譯本在倫敦出版（德文本於1967年出版）。薩特在澳大利亞廣播電台的談話——關於馬克思主義，關於萊恩和關於知識分子的作用——被收成一卷在紐約出版。5月1日他就電影《薩特自述》的劇本作了一個談話，他談到他同法國電視台的爭論。6月他在《解放報》發表了關於拉扎克的一封信：他很遺憾自己不能在降靈節參加關於拉扎克的會議。在這個月，《新觀察家》發表一篇他寫的短文章，其中談到企業中的勞動安全問題。
他還在一個聲援「邊緣團體」的聲明上簽名，這個團體1月20日佔領了蘇聯大使館的一座附屬建築物。在1月28日的《解放報》上他簽名於一個呼籲書，要求共和國總統幫助讓·帕潘斯基。帕潘斯基是一小學教員，臨時派去教中學。1966年，帕潘斯基教一個班的英語，一個視察員來了；這人不懂英語，卻寫了一個說帕潘斯基教得不好的報告，讓帕潘斯基回小學去。帕潘斯基要求對方改正錯誤的說法，但沒有結果。1974年他發表了一個題為《蹩腳劇場》的小冊子，抨擊這個視察員、陪審團和不公正的提升。帕潘斯基被終生除名於教師名冊，他因而開始了絕食（長達九十天）。
在2月17日的《解放報》和2月18日的《世界報》上，刊登了薩特、我和五十名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簽名的一份呼籲書，要求釋放米克哈爾·斯特恩先生。我們一起發起了一個支援他的運動，最後我們取得了勝利。6月12日薩特和另外一些知識分子發表了一個公報，對烏爾里克·米恩霍夫在德國監獄的死表示震驚。
這一年夏天，我和薩特分開了一個月，薩特先是同阿萊特在朱納斯，然後同萬達在威尼斯度假；同時我再次同西爾薇去西班牙旅行。然後，我們三個人，薩特、西爾薇和我前往卡普里。我們住在奎斯桑那旅館，在這兒呆了將近三個星期，非常愉快——卡普里是薩特最喜歡的地方。每天下午，我們很早就去薩洛托喝點什麼。薩特甚至兩次步行到島上汽車禁止通行的地方，這段路是很長的，他得經常坐在凳子上休息，但他的腿已經沒有多大妨礙了。我們在露天飯館吃午飯時，他坐著曬太陽。憑窗遠眺，他可以感覺到這如畫的美景逐漸消失在藍色的海水之中。
我們返回羅馬——我們把汽車留在那不勒斯的一個汽車場——回到我們常住的那個帶陽台的房間。第二天西爾薇走了，薩特和我還要一起呆兩個星期。像以往那些年一樣，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很愉快的。萬神殿的一部分和鄰近的街道現在被用作散步的場所，我們常去那兒散步。我們同巴索和他的妻子在拉文拉廣場吃午飯。我們在威尼斯偶然遇見了喬斯·代恩和馬爾卡·里包斯卡，以前我見過她們，她們來同我商談為電視台改編《被解除婚約的婦女》一事。薩特很喜歡她們，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的假期結束時，博斯特一家來看我們並陪同我們去飛機場，從那兒我們飛往希臘。因為薩特答應過梅麗娜去雅典看她；我們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他白天同我在一起，晚上同她一起度過。我們沒有去找過去我們喜歡的旅館，不過我們住的那個旅館就在它附近，十分陰暗。雖然房外陽光燦爛，房內卻不得不從早到晚點著燈。幸好我有工作可做。我開始搞那個改編的腳本，為《被解除婚約的婦女》寫對話。
又是9月中旬的巴黎，除了少數日程的改變，一年前那樣的生活又開始了。直到10月中旬天氣才好起來，我們的心情也開朗了。而且薩特確實適應了自己的狀況，他的事情進行得不錯。他不再參加《現代》的會議，他以極大的熱情同維克多工作，而人們總是要求他做這樣那樣的事情。10月，他參加了一個支持蘇聯政治犯的集會，要求釋放庫茲涅佐夫。他和勒布利斯和勒唐戴克一起，簽名於博米·巴烏曼的書《西柏林的Tupamaros》的前言 ，這書作為《野性的法國》叢書之一出版。這是一個從前的德國恐怖主義者的自傳，德國警察在1975年沒收了它；薩特同海因里希·波爾一起要求出版這書。這時它在法國出版。薩特寫道：「博米·巴烏曼的觀點並不一定是我們的，但它們在直接向野性的法國呼喊。」
9月，《骯髒的手》再次在「水手」劇院上演。此劇在各省巡迴演出已達一百五十場。除了馬卡伯呂，評論界對該劇的反應都是很好的，電影《薩特自述》在2月底開映。評論家們再次熱烈讚揚薩特，觀眾成群結隊地來看這部影片。《文學雜誌》發表了一個薩特和米歇爾·西卡爾關於《家庭的白痴》的非常有趣的長篇談話 。有兩期《政治周刊》是薩特專號；其中有夏泰萊、豪斯特和維克多寫的文章。
「一個多麼輝煌的復興！」我對他說道。「一個埋葬前的復興，」他笑著答道。實際上他是十分愉快的。薩特是很自負的，唯其如此，他絕不讓自己陷入虛榮之中。像所有的作家那樣，他關心自己作品的成功和它的影響。但是對他說來，「過去」總是很快就被超越，而他把一切指望都放在未來——他的下一本書，他的下一個劇本。他現在不再對未來多作指望。而他對自己的過去非常坦然。有幾次他說道，他已做了他想做的事，他是滿意的。但他不願意被拋棄和被遺忘，即使這僅僅是一段時間。因為他不再可能用他老年的全部精力去制定新的計畫，他只得和他已完成的東西合在一起。他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已經完成的東西；通過它們，他可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被人所承認。
11月7日（星期天），在以色列大使館，他接受耶路撒冷大學博士學位的榮譽稱號。在他的講話中（他精心地準備過，並且已熟記於心）他聲明，他接受這個學位是為了促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對話。「長時間來我是以色列的朋友。如果說我關注著以色列，我也關注著災難深重的巴勒斯坦人民。」這個講話發表在《貝爾納·拉扎爾備忘錄》。不久，薩特同埃迪特·索雷爾的一個談話發表在11月底的《猶太人論壇》上 。他說，現在他不會以《對猶太人問題的思考》那樣的方式寫東西了。他談到他在埃及的旅行和1967年在以色列的旅行，並說到，如果開羅大學授予他學位，他也會接受的。
11月《新左派評論》開始發表《辯證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很長的一節。其中，薩特思考了蘇聯社會的情況和「單獨一國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所選的這一部分哲學色彩要比歷史學色彩濃厚，因此，它們可以說是的延續，因為第二卷是試圖深入到具體的歷史中去。
在11月12日的《解放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