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個問題是由誰擔任這個電視節目的製片人。薩特希望特呂弗同他一起工作。莉蓮·西格爾同特呂弗很熟，12月31日，她帶他來看薩特。特呂弗不打算干。他建議薩特去找羅歇·路易，他擁有較強的能力。羅歇·路易是一個出色的電視採訪記者和製片人，他於1968年辭職，在一本非常生動的小書《OR-TF ，我的戰鬥》中，他說明了自己辭職的原委，後來他創立了斯科普科洛，一個在貝勒維爾有著龐大社址的獨立製片合作社。他同意幫我們干，這樣就避免了官方監督。與埃德蘭 談判的結果是，允許我們在沒有他的技術人員參加的情況下進行攝製工作，我們變得有自主權了。剩下的是選擇導演。我想到倫茨，他的《綠色的心》我很喜歡。他為我們放映了他的最近一部影片。它描述了《綠色的心》的一位主人公盧路經過五年的囚禁出獄後的一天。薩特要離銀幕非常近才能模模糊糊看到一點點，然後他再聽別人讀電影劇本，他非常喜歡這部影片；我們也是。加維和維克多認為它的政治性不強，但他們也不反對讓倫茨來導演。羅歇·路易又推薦克洛德·德·吉弗雷，我們看了他製作的一些電視節目，我們同意了。他們倆都同意跟我們合作，雖然就我們這方面說來，事情是沒有任何保證的。
12月底，朱利昂在薩特的書房拍攝了六分鐘的電視片，在該片中，薩特、我、維克多和加維宣布了我們的計畫。拍攝花了我們一上午時間。幾天後電視將播放，我們十分高興。1月6日，朱利昂在電視節目中雄心十足地介紹他這一年的計畫，並準備播放這一短片，但沒有播放，因為一個月前，加維幹了一件蠢事，無論是薩特還是我都無法理解：他在《解放報》上寫道，如果薩特同意為電視台工作，那僅僅是為了讓電視台出醜。朱利昂對薩特說，加維剛剛寫了這樣的文章，他不能讓加維在影片中出現。我們堅持說明我們同加維是一個整體，朱利昂不得不放棄把有加維的鏡頭剪掉的念頭。最後，我們這個節目在1月20日播放了，雖然是經過審查的。
1月5日，開了一個歷史學家會議，他們多數從外省來。因為薩特沒有出席，維克多主持了會議。1月7日我們同朱利昂和沃爾弗羅姆——朱利昂的得力助手——在莉蓮的家裡會面，為了落實一些事情。其中有一個經費問題。維克多和安娜·謝尼埃是製片秘書，到目前為止他們沒拿一分錢；薩特自己掏腰包給他們錢。1月22日我們把六個節目的提要送給了朱利昂，他在20日支付了合同報酬一萬三千五百法郎，它是部分付款，整個合同的報酬的條件還有待談判。我們打了十五次電話才弄到這預支。除了每星期三次的「四人小組」會議，在薩特的住所，還有許多別的會。
1月28日，薩特同倫茨和德吉弗雷談了一次話，2月28日又談了一次。2月1日，歷史學家們有一次會議，以後每月在斯科普科洛有一次全體會議。他們按照我們建議的主題分為幾個組進行工作。在這些會議上他們陳述了自己取得的成果。專門有一組是婦女，她們希望闡明婦女在近七十五年中所起的作用，這一作用非常重要，它多少有些被掩蓋忽略。我們預料，歷史學家帶來的材料非常豐富，不可能全部拿來使用；我們想按照每一個節目的順序使這些材料出版成書。我們與帕泰商定，他們將免費提供我們需要的全部文獻。
我們需要一位律師來協助處理所有行政管理事宜和經濟問題。我們選擇了凱傑曼。我們都跟他很熟。2月20日薩特和維克多向他說明了我們的問題。他建議去要求儘快簽署一個議定書。3月6日，薩特同朱利昂和沃爾弗羅姆在莉蓮家會面，但他未能簽成議定書，只是得到第二張支票。錢分給了歷史學家各小組；它們在凱傑曼的幫助下組成一個民事社團，作為這個電視節目的第五位作者。
正像我說過的那樣，薩特因為無法看到跟他談話的人而感到不便，在人多的場合他都不大顯露自己。在通常的會議上主要是維克多在說話，他那一副權威的架式使一部分人被懾服，又讓另一些人惱火。4月13日，薩特進行了長時間的發言，這個會開得相當激烈。
與會者取得的一致意見是，節目應該以薩特為中心，如果發生爭執，由他作出最後裁決。但現在歷史學家又對他們同「四人小組」的關係提出質疑。他們不想局限在文獻資料的搜集上，而讓別人據此得出結論。薩特試圖說服他們，因為這節目的目標是一個「美學一意識形態」作品，它需要一個很小的寫作班子來完成綜合工作。歷史學家們理解這一點，但總的說來，他們感到灰心喪氣。幸運的是，那天中午斯科普科洛招待了極好的冷餐，這使緊張氣氛得到緩和，與會考們吃喝起來，並可以三三兩兩地交談。下午，會議的氣氛顯得友好多了。
5月10日的大會開得死氣沉沉。第二天，我們都在斯科普科洛圍在一張小桌旁吃午飯，但我們沒有回到討論上來。現在沒人再有那種神聖的激情，因為議定書仍然沒有簽字，我們有點懷疑整個事情是否可以搞成。然而，女歷史學家那一組在一天上午來到薩特的寓所同「四人小組」見面；她們顯得極願合作，對節目一事興趣甚濃。
錢的問題變得緊迫了。5月12日（星期一）我們四個人在薩特的住處會面；朱利昂也在，我們每個人都急切地同他交涉；他顯然缺乏誠意。整個事情都取決於——至少在表面上——我們的工作被劃為哪一類。如果它是一個戲劇節目，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需要的資金；如果它是一個記錄片，我們只能得到這筆錢的三分之一。朱利昂勸說電視作者和作曲者協會的會長阿蘭·德考把它歸到戲劇一類。我們約他在下一個星期三會面，薩特在給朱利昂的一封信中解釋了自己的態度。
讓-保爾·薩特巴黎，1975年5月15日電視台二台台長巴塞爾·朱利昂先生大學路158號巴黎第七區我們一致同意由我創作一部電視作品，即一組在一個綜合性思想指導下的節目，它由圖象、對話和評論製作而成，評論者有的是七十五年以來歷史中的角色（我是其中之一），有的是扮演歷史角色的演員。
顯而易見，我們沒有聲稱要考慮到這段歷史的所有事實：我們所追求的不是文獻式的客觀性。我們對歷史材料進行了選擇，這些材料是圍繞一個特殊主體的歷史——我的歷史——而進行加工的。
確切地說，我們要做往事的敘述，我們希望電視觀眾從自身歷史出發，來判別這一歷史中的真理和謊言。我們打算給作品以一種史詩的性質，使它成為本世紀的長篇傳奇。
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們要運用各種美學手段：
——象徵手法（例如，在第三部分引出《噁心》的主題）；
——抒情風格（例如，在第三部分回顧西班牙）；
——真實再現（例如，在第一部分中將出現一位1917年的戰爭顧問）；
——戲劇場面（薩特和演員們各自表演自己的角色）；
——材料的借用（例如，第二部分借用關於克朗斯塔德的俄國文獻，這與它們原來的使用目的並不一致）；
我們上面談到的處理手法只是一些例子：它們不具有限定意義。因此，我認為，這一作品只能被看成電視戲劇節目，完全不是記錄片。
5月22日德考來見薩特；他態度非常和氣，完全理解我們的意思。他把這個節目歸到戲劇一類，這使節目有可能很快上演。維克多寫信給歷史學家們報告了這個好消息。這時，同電視二台的對話仍在繼續進行。6月11日，在沃爾弗羅姆的家，舉行了一個至少有十四人參加的報告會，包括朱利昂、埃德蘭-帕泰的代表，羅歇·路易和視聽協會理事皮埃爾·埃馬紐埃爾。遇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如果孔達和阿斯特律克的電影《薩特自述》在電影院或電視屏幕上映出，這可能會形成與電視二台的節目唱對台戲的局面。這個問題因塞利曼——這部影片的製作者——給朱利昂寫了一封信而後得到解決，他保證在薩特提供給電視二台的十個節目播完之前，電影不上映。6月18日，我們的律師凱傑曼同電視二台的律師布雷丁會面，他們起草了一個由薩特和朱利昂簽字的議定書。6月底歷史學家和其他有關攝製人員召開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他們對此事充滿希望。7月5日薩特離開巴黎，他並沒有那麼樂觀；因為6月30日他寫信給朱利昂，要求與他會面，但朱利昂沒有答覆。
雖然這個計畫使薩特很忙，他這一年還從事了許多其它活動。我繼續讀書給他聽，一般都是些關於最近七十五年歷史的書。他聽著我讀並且做錄音。他的智力沒有衰退，對一切使他感興趣的事他都有極好的記憶。但在時間和空間中，他時常摸不著頭腦，對於日常生活的一些小小習慣，他變得不大在意，雖然以前他和我一樣，對這些習慣是很注意的。
由於《弓》的一期刊載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與婦女鬥爭》一文，我問他怎樣看待他同女權主義的關係，他在回答中頗多頌揚，但比較表面化。
3月23日到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