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後拉普雷斯勒教授打電話一再對我說，薩特的情況非常好，三個月內不用再找他看病，為了逃避太使人痛苦的實情而沉入睡眠之中，這是正常的。我對薩特說根據拉普雷斯勒的看法，他的健康狀況很好。「但是我的眼睛呢？他說我的眼睛是怎麼回事？」問話中，強烈的焦慮和希望令人傷心地交織在一起。「眼睛的事不是他的專業，」我說。「但一切都跟這有關呀，」薩特說道。他去睡了。而我心如刀絞。眼看著一個希望終將破滅，令人慘不忍睹。
後來的日子，我給他讀波德萊爾的書信和斯特林德伯格的《女僕之子》，他依然故我地睡去。一次，我們同西爾薇吃午飯，他默然不發一語。我問：「你在想什麼？」「什麼都沒想。我心不在焉。」「那麼在哪兒呢？」「哪兒也不在。我是空的。」這種神離天外的狀況他時常有之。6月底的一個上午，我和他一起工作，修改他同維克多和加維的一個談話。他睡著了。他對自己的視力越來越悲觀。他對我說，眼睛的模糊日益加深。我們在「圓頂」飯館吃午飯時，他又說：「我有一種感覺，我的眼睛怕是好不了了。」接著又說：「說到休息，這也沒什麼。」然後，他以一種不自信的口氣問：「我還是像以前那樣富於理智嗎？」我說，當然是。我對他說，「我的可憐的人，你的心情不太好。」「沒有什麼事值得心情好。」
他幾乎完全不抽煙了。有一天我問他：「這對你太壓抑了吧？」「這使我悲哀。」另一次他對我說：「博斯特對他的朋友古爾諾談到我的事。他說像我這樣的病，需要十八個月才能完全恢複。」「真的？他對我說是十二個月。」這時，薩特解嘲道：「你不認為我在兩個月內就可恢複視力嗎 ？」他把視力和身體一般狀況當成一回事。
我同喬萊克醫生有一個約會。他說，薩特不會瞎，但也決不會恢複到能很清楚地看東西的程度。我請他不要太直接地對薩特談這個情況。我們在元月底去看他，他對薩特說，他的視力不會變得更壞。但當薩特問他，自己是不是不可能再去閱讀。喬萊克只是含糊其詞。到走廊上，薩特說：「他好像認為我不再可能閱讀和寫作了。」他停住了口，好像被他自己的話所震驚，然後又說：「這還得多長時間啊！」
第二天我們談到他怎樣才能在這一時期工作。正要上床睡覺，他突然說：
「我的眼睛是不中用了……，所有的人都這樣告訴我。」他的聲音使人發冷。次日他拾起一本被丟在一邊的偵探小說，把它捧到燈下：「我希望能看清這標題。」他正確地辨認出來了，雖然往常他完全看不情報紙的大字標題。遺憾的是，這不能說明什麼。他還保有一點點視力，但已是非常非常之弱了。第二天我問他，願不願意試著工作一會兒。「不，還不行；馬上還不行。」他通常不輕易懷疑什麼，但一涉及到他的眼睛，他就很敏感。一次我們在一個花園裡林蔭覆蓋的小路上散步，花園就在他住的樓房的大院里，從一個很遠的玻璃門上我看到我們的影像。「噢，這是我們！」我喊了起來。「請不要顯示你的好眼睛，」他生氣地說。
醫生給他的葯使他大小便失禁。一天下午回家時，他弄髒了褲子，我幫他搞乾淨了，但我擔心這病狀會加重起來，使他痛苦不堪。澤登曼說，這是某些藥物的正常反應，薩特的血壓正常，反應能力也還好。有件事讓我吃驚。從前他是從不去看醫生的，現在他責備喬萊克和拉普雷斯勒對他的病情注意不夠。他想再去看那位羅馬的眼科醫生，那人在去年給他治過病。薩特喜歡這醫生，因為他使薩特仍然抱有希望。
從他的腦力看，2月份他的情況開始變好。由於眼睛幾乎看不見人，在人多的場合，他往往沉默不語。但2月份《現代》編輯部開會時，他的到會和他的智慧，使每一個人吃驚。他對於文章和調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見。會議當中，維達爾-納蓋特打電話對《解放報》2月20日、21日發表的題為《試議以色列的敘利亞俘虜》兩篇文章提出抗議。這兩篇文章因為薩特和我簽名於一個呼籲書《為了在敘利亞的以色列俘虜的解放》，而對我們提出質問，這個呼籲書發表在《世界報》上，簽名的還有費雷德里克·杜邦、馬克斯·勒熱納和塞卡爾迪-雷諾德。我們馬上發了一個聲明，否認同其他簽名者是完全一致的。《解放報》並未因此而減少對我們的攻擊。薩特立即在《解放報》上回答了這兩篇文章的作者，譴責他們的自我欺騙。在這一時期他同意參加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他們倆跟薩特一樣，曾是《人民事業報》的編輯）主編的《野性的法國》叢書，這套叢書先是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後由今日新聞出版社出版。他們一起草擬了一篇叢書介紹。
「野性的法國，從某一點說，是面對『合法的』國家的『真正的』國家，或者說，是野生的，就像人們所說的野生罷工。這不意味著復古主義，也不一定是暴力。從根本上說是在社會的某一處展開的一個沸騰的過程，這種沸騰使社會的一部分人奮而起身，從動亂中顯示自己作為自由共同體的存在，而把任何可能束縛它的傳統框架排斥在外。……
「我們選擇希望。我們敢於嘗試可能實現的決裂，去爭取全人類走向自由——只有平民的野性匯合之日，才能想像真正的自由。……」這意味著我們的叢書的目標既簡單樸素，又雄心勃勃。簡單樸素，因為我們從事實出發並不斷回到事實上來，雄心勃勃，因為對我們說來，這是一條進入到一種可能的自由思想的道路。「這套叢書的第一本是勒布利斯關於朗格多克地區的書，我大聲讀給薩特聽，我們覺得它是非常有趣的。《野性的法國》叢書打算包括——而最後也確實收入了——」薩特同維克多和加維的全部談話，它的最後一部分在3月份搞完。他們總結了這個討論。通過這個討論，薩特「重新學習了」自由的理論；重新發現了「構想以自由為中心的鬥爭的可能性」。薩特認為，這個談話中關於自由的思想「自始至終都是日益明晰，日益深化」。但薩特的精神平衡仍然是不穩定的。他時時想動手工作。而結果是在紙上畫一些難以辨認的符號。2月底我們同雷貝羅爾一家一起吃午飯。他們在對著福爾吉爾街的一條死街盡頭有一個很大的畫室，它一一被裝修成一間十分愜意的居住室，而雷貝羅爾在另一間工作。吃飯前他給我們看了他新近作的一些畫，薩特悲哀地說：「我看不清它們了。」又說：「我希望幾個月後能看清這些畫。」他現在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他希望相信時間是有利於他的。
3月17日，我們同西爾薇在普瓦西的「■魚」飯館吃午飯，我們年輕時很喜歡到這兒來，那是因為它的陽台被圍起來後可俯瞰塞納河，陽台上一棵大樹森然而立。薩特很高興來這兒。他覺得飯菜非常好，由於時常神思恍惚，這在他是很少有的。這天晚上他同阿萊特動身去朱納斯，幾天後阿萊特打電話給我：他身體還好，睡得較多。
「現在我的真正的假期開始了，」幾天後我們在阿維尼翁會面時他對我說。我們打算同西爾薇去威尼斯。火車把我們帶到米蘭，像往常那樣，我們到了斯卡拉旅館。我們1946年曾住在這兒，當時我們是那樣愉快地重新發現了義大利。另一列火車把我們帶到威尼斯，然後我們坐那種狹長的平底船到了「摩納哥」旅館，它在大運河邊，靠近聖馬克廣場碼頭，我們房間正好面對運河。上午我和薩特在他的房間吃早飯，我讀書給他聽。大約一點鐘，我們看天氣情況，有時在碼頭上，有時在費洛里安飯館裡面，吃一個夾心麵包，氣候非常不穩定，時陰時晴——夜晚大霧常常遮沒了聖馬克廣場。薩特午睡時我和西爾薇去散一會步，快到五點的時候我們三人一起外出。我帶薩特看了從前的猶太人居住區；又去看了里阿爾托區，我們又去了麗部海濱浴場。因為所有的旅館都關了門，我們費了好大勁才在海濱找到一家飯館，一層溫暖的薄霧圍繞著它，我們吃了一頓不像樣的午飯。這天晚上我們挑了一個我們喜歡的地方吃了晚飯，然後在旅館的酒吧喝了一杯威士忌。
薩特在威尼斯總是感覺很好，但有時也陷入憂慮。一天上午，我在他的房間給他讀書，天氣是這樣晴朗，我們決定下到水邊的陽台上去，我要帶去那本書。「幹什麼？」他問，然後又說：「以前，我頭腦還清醒時，我們不讀書，只是談話。」我反對說，我只是因為他的眼睛才讀給他聽的；我們下到這個陽光拂照的陽台上，聊著天。實際上他仍然有非凡的思維頭腦；他評論我們讀過的書，和我展開討論。但是他總是很快丟下正在討論的話題；他既不提出問題也不提出新的思想。很少有什麼事讓他感興趣。但作為補償，他格守著生活常規和那些出於原則形成的習慣，以固執的忠誠來取代真正的快樂。
一家報紙刊登了我們的一幅照片，並註明了我們現在住的旅館，有些人就來與我們聯繫，很讓人厭煩，但我們也很高興蒙達多利 打電話給我們，他來和我們在旅館的酒吧喝酒。他留了一臉鬍子，年紀老了，說話結結巴巴的。他已同他的妻子，漂亮的維吉尼婭分手了。他的一個朋友同他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