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又開了一次籌備會。1973年2月7日，薩特同意在電視系列節目《透視》中接受對他的採訪，為的是介紹《解放報》。尚塞爾想讓他談談自己的生活和著作，這樣比較適合這節目的性質。但薩特巧妙地避開他的問題，把談話引回到他唯一感興趣的話題——《解放報》。不久，仍然是為了介紹《解放報》，他去里昂參加一個集會，回來後十分高興此行的效果。我同他又去里爾參加一個集會。這個集會在一個對著主廣場的大會堂中舉行。有很多人參加，他們多數是青年。薩特和另外兩位演講者闡說了《解放報》的宗旨。聽眾熱烈參加討論，他們談到各種醜聞，要求《解放報》予以揭露。
2月初，《解放報》在靠近龐丹門的社址開業。薩特發了八十張請帖並設了一席豐富的冷餐，但是——我們至今搞不清楚為什麼——幾乎沒有人來，在場的都是《解放報》的工作人員。快到七點鐘，居尼、布萊恩和穆盧德傑來呆了一會兒。
薩特還做了不少工作。1973年1月，他寫了一篇通訊發表在《世界報》上，內容是關於監獄，「這個制度使我們大家都生活在一個集中營世界裡。」他在布魯塞爾一家雜誌《司法》的採訪中，談到阿朗達的事情，布律埃-昂-阿爾圖瓦事件，米歇爾·富柯的立場和中國的司法。他為奧利維埃·托迪的書《窮漢》寫了一個序 ，這書是朱利亞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半個原野》的重印本。他對該書的歷史背景——1955至1956年的摩洛哥形勢——作了介紹。
他同愛姆·伯尼爾有一個談話錄。《薩特論毛主義者》，發表在1973年2月號的《現狀》。他分析了自1968年5月以來他的政治活動，特別是他介入《人民事業報》。他說，「我相信非法活動。」他仍然把相當多的注意力放在《現代》上面，在它的1月號上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選舉：一個欺騙傻瓜的圈套》。在這篇文章中，他拒絕間接民主體系，認為這是有意讓我們變得軟弱無力——把選民分裂成原子，把他們變為系列。這一期所有文章的宗旨都是同樣的，表明《現代》同人們在政治上的一致。這一期在讀者中造成了極大反響，薩特感到非常滿意。2月，他在接受《明鏡》的一次採訪中又回到他對法國政治的分析。
在這一個月里他和《解放報》記者還調查了維勒諾夫-加勒內的大住宅區。他覺得這次考察沒有多大用處。在《解放報》6月發表的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一些青年人發了言，薩特參加了討論會但沒有講話。
2月底，薩特的支氣管炎發作。他很快康復了，但這使他有些疲勞。3月4日（星期天），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解放報》請薩特以此為題寫一篇文章，這個晚上我和米歇爾·維恩同他一起去編輯部辦公室。有許多人在那兒從收音機里聽選舉結果，收音機的噪音、人們的爭論聲，十分嘈雜。薩特坐在桌子一角，為第二天的《解放報》寫一篇重頭文章。薩特十分自豪，他寫得又快又好，不受喧鬧環境的影響。而我卻在一旁為他的身體擔心。這天晚上對於他是嚴峻的考驗。第二天他同米歇爾在「圓頂」吃午飯，她總是讓他喝得太多，他們為了一個訪問記又回到報社。一路上交通擁擠，去的時候坐計程車走了三刻鐘，回來也是這樣。那天晚上將近七點鐘，我碰到他，他對我說他很疲乏。八點左右他去阿萊特家看電視台播放的一部影片，後來她告訴我，他到她家時精神不太好。接著第二天中午前後，阿萊打電話給我：「薩特不怎麼好。」前一天晚上，將近十點鐘，他的病突然發作。他的臉扭歪了，煙從手上掉下來，明明坐在電視機前卻問：「電視機在哪兒？」他好像一個九十歲的老糊塗。手臂第三次麻痹。澤登曼早有提防。馬上去給他作佩爾瓦卡明注射。薩特打了一針。他的胳臂能活動了，臉也不歪了，但頭腦還是不怎麼清醒，我給在薩爾佩特里爾醫院的萊布教授打了電話，他答應我在兩天內來看薩特。
這天晚上博斯特來看我們。薩特在他之前到我這兒。我對薩特談到他的病的發作；他幾乎什麼都不記得。我們同博斯特討論了議會選舉。薩特一定要喝兩杯蘇格蘭威士忌，將近十一點，他已經支持不住。我把他扶上床。博斯特十二點左右離去，我在長沙發上和衣而睡。
早上九點，薩特出現在我寓所上面的陽台上。「你還好嗎？」我問。他摸摸自己的嘴，說道，「還好。我的牙不疼了。」「你的牙並沒有疼過呀……」「哪裡，你知道得很清楚，昨天晚上我們和阿隆在一起。」說著他突然去了洗澡間。當他下來喝他的水果汁時，我對他說：「昨晚來的不是阿隆，是博斯特。」「噢，是的，我說的就是他。」「你記得吧，昨天晚上開始是很愉快的。後來你喝了一點蘇格蘭威士忌，你累了。」「不是因為蘇格蘭威士忌，是因為我忘記取下我的耳塞了。」
我真是驚慌失措了。莉蓮接他去喝咖啡，將近十點鐘她打電話給我。事情更糟糕。薩特對她說：「我同喬治·米歇爾度過了一個極好的夜晚。我願意同他言歸於好。人與人之間不和這太可笑了。他們待我很好，讓我在十一點上床去睡。」（薩特根本沒有同喬治·米歇爾不和。）接下來，他繼續胡言亂語。
我打電話給萊布教授，請他當天來看薩特。他說，這種癥狀實在不是他的專業領域，他將為我和一個神經病專家B醫生安排一個約會。這約會定在晚上六點。
五點半我和西爾薇到阿萊特家接薩特。他看來還正常，我帶他坐車去看B醫生，我對B醫生說明了病情。他對薩特作了檢查，開了一個處方和一個女醫生的地址，薩特要馬上去作一個腦電圖。西爾薇本來在一個咖啡館等我們，也陪同我們一起前往。我們兩人在一個很現代的大樓門口同薩特分手，然後去一個糟透了的咖啡館等候，這咖啡館用紅色燈彩裝飾，一隻鳥，不停地發出「你好，拿破崙！」的叫聲。一個鐘頭後我們去醫生那兒，在一個安靜舒適的接待室里等候。八點左右薩特見到我們。腦電圖沒有發現任何嚴重的異常現象。我們乘車回到我的住處，途中西爾薇下車。薩特說女醫生非常和氣；她帶他到陽台上看景色，還給了他一杯威士忌。這顯然不是事實。B醫生禁止他抽煙，但薩特決心不理睬。這個晚上我們玩了一會跳棋，很早睡下。
第二天薩特看來情況還好。但在十一點，莉蓮打電話告訴我，他們一起吃早飯時，他說起胡話。他不認識她了——一會兒把她當成阿萊特，一會兒又當成我。她說她是莉蓮·西格爾。他卻回答說：「我認識莉蓮·西格爾。她就住在我家附近，她教瑜伽。」這話本不錯；但他以為莉蓮和他說的這個教瑜伽的老師不是一個人。他還問：「昨天同我和海狸一起的那個姑娘是誰？」「她肯定是西爾蔽。」「不，不是西爾薇。是你。」
我和他一起吃午飯。他又談到那個女醫生給他一杯威士忌的事。我對他說，他肯定記錯了。他承認了這點。整個下午我都在他的住處。他看書，我也看。
第二天早晨八點半，他同B醫生在薩爾佩特里爾有一個約會。我八點到他門口時，阿萊特也在那裡，她是來和我們一起去的，她按了門鈴，沒有任何反應。我用自己的鑰匙開了門，薩特還在酣睡。他很快穿了衣服，我們趕忙坐車前往醫院，那兒有一位男護理人員在照管他。我和阿萊特出去找計程車時，她提了建議：她陪同薩特去朱納斯住一些時候來恢複他的健康。我建議他隨後來阿維尼翁找我。但是他同意去嗎？她說，薩特現在說「不」往往就表示「是」的意思，當別人強迫他時，他也並不生氣。中午我在薩爾佩特里爾見到B醫生。他告訴我，薩特患了缺氧症，即一種腦窒息。煙草是一個誘發病因，但根本原因是他的動脈和小動脈的情況。他贊成到鄉村去住一段時間的想法，薩特也沒有爭辯就同意了。B讓薩特寫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他很輕易地寫了出來，於是B自信地說：「我們會治好您的。」
下午我又見到了薩特，晚上他在萬達家度過，莉蓮·西格爾的兒子開車去那兒接他回我的住處。萬達後來告訴我，薩特的精神有些錯亂，他對她沒完沒了地說一個坐在他膝上的黑女人第二天，星期六，我們同西爾薇一起度過的晚上是不愉快的。薩特固執地要喝酒、抽煙，我和西爾薇為勸阻他而精疲力竭。第二天吃午飯時我們責備他，頗使他難堪。他的電梯又壞了，但他一定要登上十樓回到他的房間工作。說到工作，那時他正準備寫一篇關於希臘抵抗運動的文章，他反覆閱讀一本很不錯的書《游擊戰士》，但我想，他恐怕沒有記住什麼。這天晚上我們在我的住處玩跳棋。他明顯地好了一些，但他的記憶仍然恍恍惚惚。
星期一，他讀了一整天的《游擊戰士》，晚上他去朱納斯。阿萊特星期二打電話給我。天氣很好；又去南方，薩特很高興；他讀偵探小說，但仍然有些紊亂。他問道：「為什麼我正好在這兒？噢，這是因為我有些累了。我們正在這兒等赫爾克·波洛。」阿萊特認為是偵探小說刺激他去作無稽之談，她儘可能多地帶他去散步。星期五她對我說，薩特精神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