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勒文關於改革監禁制度的諾言沒有兌現，薩特決定在司法部開一個記者招待會。1972年1月18日，他和米歇爾·維恩到「歐洲大陸」旅館同「紅色援助」成員和他們的一些朋友——德勒澤·富柯和克洛德·莫里亞克——會面。盧森堡廣播電台和歐洲一台出席了招待會。代表團出發到旺多姆廣場，他們來到司法部。富柯發表演說並宣讀了梅隆的犯送來的報告。人們高呼「普勒文辭職，普勒文進黑牢，普勒文殺人犯」的口號。共和保安隊驅散了這個集會。他們逮捕了一個新聞記者若貝爾，當一個外來移民慘遭棍棒毒打時他想進行干涉，結果自己受到殘酷的毒打住進了醫院 。
薩特和富柯交涉釋放若貝爾。接著，未威者從司法部去解放通訊社；那兒大約有三十名沒去旺多姆廣場的左翼分子和新聞記者，他們中間有阿蘭·蓋斯瑪，他剛剛從監獄出來。薩特坐在靠近讓-皮埃爾·法耶的一張桌子帝。他用嘲笑的口氣講述著所發生的事情。他說：「共和保安隊並不特別殘忍，但他們也不特別斯文；他們的本性如此。」薩特講完後就散了會，他回到了家裡。
孔達和阿斯特律克要為薩特拍一部電影，這是薩特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現代》的同事 坐在他的周圍，他在回答同事們的問題中詳細敘述了自己的一生。拍攝現場主要是在他的住處，偶爾也到我那兒。當然，看到他總是和這幾個人交談，可能會顯得有點單調；但正是由於他習慣了同他們對話，才可以使他自由自在地充分表達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這是他的最好的時期——充滿活力和歡樂，為了不傷害芒西夫人的感情，也是因為他的時間花在別的事情上，他沒有寫《詞語》的續集。在電影中他談到母親的再婚使他在內心與之斷絕，他同繼父的關係，他在拉羅舍爾的生活，在那兒，同學視他為巴黎人而多少有點冷淡他，他學會了孤獨和暴力。十一歲時他突然意識到自己不再相信上帝：十五歲左右，他想到應該有永恆的來世來代替現世的不朽。然後，他稱為「寫作神經病」的東西抓住了他；在讀書的影響下，他開始夢想聲譽，並且有過死的幻覺。
接著，他在電影中描述了他同尼贊的友誼和他們之間的競爭，同時他開始閱讀普魯斯特和瓦萊里的作品。快滿十八時，他在一個筆記中按照字母順序寫下了他的種種思想（這個筆記本是他在地鐵撿到的，是米迪廠的產品）。其中主要的內容是一切有關自由的想法。然後他簡潔地講述了他在巴黎高師度過的愉快時光，他談到他和他的冊友們的青年時代是那麼溫良、困惑而又保守、虔誠。他通過閱讀柏格森的一本書而步入哲學領域，從那以後，哲學對他一直具有根本的意義，「我所做的全部就是哲學。」
他談到在柏林的日子和胡塞爾對他的影響；談到他的教師職業，他對於進入成年期的厭惡感，以及由於這厭惡感和他為探索人的想像而給自己注射墨斯卡所引起的神經官能症。他也解釋了小說《噁心》和《牆》對他意味著什麼。
他接著談到他在斯培拉格第十二集中營的日子，《巴理奧納》的創作，重歸巴黎，劇本《蒼蠅》問世，然後談到存在主義的流行，40年代末對他的種種攻擊，文學介入的意義以及他政治立場——他參加了革命民主聯盟，以後又同它斷絕關係，他在1952年決定接近共產黨，因為反共產主義的兇惡浪潮席捲法國，特別是因為杜克洛事件和信鴿事件。他談到戴高樂「是歷史上一個有害的人物」，他揭露現代社會的卑鄙。
他談到道德是他始終關注的問題，他說，他很高興地注意到，他的毛主義者朋友以另一種形式也在關注這個問題，把道德和政治聯繫在一起。他用很長的時間闡發了自己的道德觀，「對我來說，這問題的實質在於：要搞清楚是選擇政治還是道德，或者政治和道德是否是一回事。現在我是返本歸源，也許要豐富一些——我把自己置於群眾活動之中。目前，幾乎到處都有道德問題，道德問題無非是政治問題；在這一方面，比如說，我發現自己同毛主義者是完全一致的……實際上我闡述過兩種倫理觀，先是在1945年到1947年期間，那時的看法完全搞錯了……後來我在1965年前後所作的筆記闡述了另一種倫理學觀點，也包括實在論和道德問題。」
在書的結尾部分，他回到他認為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上來：傳統知識分子和他現在選擇成為的新知識分子之間的對立。
電影還沒有拍完時，2月24日，一個比利時朋友拉萊曼特律師邀請薩特給布魯塞爾的年輕的律師們作一次關於鎮壓的演說 。我們下午一點鐘出發，上了高速公路。西爾薇開車。這一天天空晴朗，陽光暖人。中午我們停車休息一下，吃了西爾薇準備的牛角火腿麵包。五點半我們到達布魯塞爾，很快找到了那家旅館，房間已預先給我們訂好。我們安頓了一下，就去了酒吧間，拉萊曼特和弗斯特雷頓在那兒迎接我們 。弗斯特雷頓的一雙碧眼還是那麼漂亮，但他瘦了很多，看起來有點像康拉德·維德。我們同他們倆還有另一些朋友一起在大廣場「天鵝」飯店吃晚飯。這個廣場是我們再三讚賞的地方。之後我們在附近小街散了一會兒步，然後就去了議會大廈。
我們很快就發現，聽眾全是些中產階級——婦女們的衣著都很講究，頭髮也是剛剛做好的。1968年以來，薩特不再打領帶，不穿傳統的西服套裝，這天晚上他穿了一件黑色套頭毛衣，聽眾對此頗多指責。事實上，薩特同這些人確無共同之處，我們不很清楚拉萊曼特邀請薩特來此的目的。
薩特平平淡淡地讀了他關於階級的正義和人民的正義的演說稿。他說，在法國，「有兩種正義：一種是官僚的正義，它是要把無產階級束縛於它的條件之下；另一種野性的正義，是無產階級和老百姓為反對資產階級化，證明他們的自由的偉大時刻。……一切正義都是來源於人民。……我選擇人民的正義作為最深層的和唯一真實的正義。」他接著說，「如果一個知識分子選擇了人民，他就應該知道，在宣言下簽名，舉行平靜的抗議、集會或者在改良主義的報紙上發表文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他所要做的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實踐，通過他可以使用的方法來讓人民說話。」他說明了《人民事業報》的特點和他本人在這報紙中所起的作用。
薩特列舉了蓋斯瑪、羅朗·卡斯特羅的情況和「《人民事業報》之友」事件說明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性。他描述了近十年中不斷惡化的監獄制度，揭露了法官所被迫屈從的巨大壓力。薩特所有這些話對這樣的聽眾說來有點像耳邊風。只有一些左翼分子提出了幾個中肯的問題，而大部分問題都很愚蠢，對此薩特隨意作了應答。在這次集會上，唯一開心的事情是，阿斯特律克帶著攝影機，在地上爬來爬去，拍攝薩特正在談話的場面；突然他的褲子掉了下來，露出了屁股。坐在前排的聽眾看到了這個不雅的場面，費了好大的勁才保持住他們那種一本正經的面容。
散會時，一個婦女一邊盯著薩特一邊抱怨，「聽這樣的演講真不值得穿這麼講究的衣服。」另一位女士附和道，「一個人在公眾面前講話時應該注點意；應該衣著得體。」在伊拉茲馬斯那間頗為迷人、陳設考究的房子里，年輕的律師們舉辦了一個雞尾酒會。會上，另一位女聽眾又拾起這一話題，對薩特進行直接的攻擊。她是從工人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地位的人。大凡如此高升的工人所關心的第一件事就是系領帶。
第二天，薩特同阿萊特坐火車回家，她是吃晚飯前一會兒到達的；我同西爾薇開車回去。
在巴黎，我們得知奧凡奈被殺。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的悲修結局。在雷諾工廠出於政治原因隨意解僱工人之後，有兩名被解僱的工人進行絕食鬥爭，一名是突尼西亞人薩多克，另一名是葡萄牙人約瑟，法國人克利斯蒂安·利斯也參加到其中。他們在布洛涅的多姆街一個教堂里找到一個避難之地。2月14日傍晚，薩特去雷諾汽車公司塞坎島工廠同工人們談話。與他同行的還有女歌唱家科列特·馬格尼，幾名加塞姆·阿里委員會的成員 和幾名新聞記者，他們是坐運貨車秘密到達的。他們散發了傳單，抗議對毛主義活動分子、特別是對那些進行絕食鬥爭的工人的解僱。他們被守衛人員粗暴地驅逐出來。薩特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評論了這個事件：「我們去雷諾工廠同工人談話。因為雷諾工廠是歸國家所有，人們是可以在那裡自由走動的。但我們不可能同工人談話。這說明雷諾工廠夠得上法西斯主義了。只要那些守衛人員發現不會有工人來保護我們時，他們就變得十分凶暴。我們有好幾個人挨了毒打，一位婦女被拖下樓梯。」
元月底以來，每天都有毛主義活動分子在雷諾公司比昂古爾工廠的埃米爾·左拉大門前散發雷諾鬥爭委員會的傳單，2月25日，他們號召當晚在夏隆搞一個反解僱、反失業、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其中有一年前被雷諾解僱的皮埃爾·奧凡奈，現在他為一家洗衣店開送貨汽車。工廠門口有八個身穿制服的守衛人員，他們緊張不安。因為這時工人正開始下班，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