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初有兩大案件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一個在蘇聯的列寧格勒，另一個在西班牙的伯戈斯。1970年12月16日，十一名蘇聯公民——一個烏克蘭人，一個俄羅斯人，九個猶太人——在列寧格勒法院受審。他們策劃劫持一架飛機逃離本國，但消息敗露了，6月15日到16日晚間，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們在幾個城市同時被捕。他們之中有兩人被判死刑，一個是庫茲涅佐夫，劫機的策劃者；一個是迪莫西奇，他是領航員，如動機成功機組人員被控制並帶下飛機時，他負責指揮飛機的飛行。有七名被告被判十到十四年苦役，另外兩名分別被判四年和八年 。
1971年1月14日，巴黎召開了一個大型集會聲援他們，薩特出席了大會，洛朗·施瓦茨也參加了，馬登奧爾和我們的猶太朋友伊萊·本·蓋爾也都在場。他們一致譴責蘇聯的排猶主義。
在伯戈斯的這個審判是針對幾個巴斯克人的，他們是E.T.A.的成員，佛朗哥控告他們秘密策劃反對國家。吉澤爾·阿里米作為觀察員出席了這個審判，寫了一本記述這一審判的書，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她請薩特寫一篇序，薩特欣然同意。他對巴斯克問題作了說明，介紹了他們的鬥爭，特別說到E.T.A.的歷史，在全書中他充滿義憤地譴責了佛朗哥政府對人民的鎮壓，特別提到伯戈斯案審判採用的方式。在序言中，他還借用一個具體的實例發展了一個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思想：抽象的普遍性——這是統治者們所參照的——和特殊的具體的普遍性之間的對立，後一普遍性是由血肉之軀的人所組成的人民體現出來的。他認為，被殖民者的反抗，不管是從外部還是從內部，都要發展後一普遍性，它是有價值的，因為它從人們的處境、文化和語言中去理解他們，而不是把他們作為空洞的概念。
與一個中央集權的抽象的主義相對立，薩特主張：「另一種社會主義，即非集權的具體的社會主義：這就是巴斯克人所獨具的普遍意義，E.T.A.正確地用它來反對壓迫者的抽象的中央集權制。」他說，「我們應該完成的事情是，讓社會主義的人立足於他腳下的土地、他的語言甚至他的被更新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只有這樣，人才會逐漸使自己不再變成他自己產品的產品而最終成為人的兒子。」
由同一觀點出發，兩年後薩特把《現代》雜誌的一期（1973年8～9月號）作為專刊，專門論述了布列塔尼人、奧克人和全國所有被中央集權制壓迫的少數民族問題。
蓋斯瑪關押在桑特。他本人的監禁條件還算是比較優待的，但他同其他政治犯聯合起來，通過絕食鬥爭要求改善普通囚犯和他們自己的關押條件。一些左派也決定搞絕食鬥爭來支持他們。一位思想進步的神甫在蒙巴那斯火車站的聖貝爾納小教堂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庇護所。米歇爾·維恩也參加了絕食鬥爭，薩特經常去看望他們。三星期後，他們停止了絕食鬥爭而準備去見普勒文，薩特同他們一起去了。由於他們的身體太虛弱，他們先坐車到歌劇院廣場，然後走到旺多姆廣場。他們要見司法部長，但普勒文拒絕見他們。
後來，普勒文作了讓步，他對那些參加絕食鬥爭的囚犯們實行了特殊飲食制，並許諾改善普通囚犯的狀況——當然，這許諾根本就沒有兌現。
2月13日，薩特被他的毛主義者同志勸說去參加一個有點愚蠢的冒險活動——佔領聖心教堂。在一次「紅色援助」組織的示威活動中，一個名叫里查爾·德薩耶斯的V.L.R.戰士，被一枚催淚毒氣彈毀壞了面容。為了喚起公眾輿論，「無產階級左派」決定佔領教堂。他們指望夏爾主教會同意他們這麼干。由讓-克洛德、韋尼埃、吉爾貝、卡斯特羅和莉蓮·西格爾陪同，薩特前往教堂——教堂里還有一些禮拜者——並要求見夏爾主教。接待薩特的那個神甫說，他可以轉達薩特的要求。一刻鐘過去了，這神甫還沒有出來。然後所有的門都關閉了，只留了一扇門沒有關，示威者們——此時已有相當多的人了——發現他們受了騙。共和保安隊的憲兵從那個仍開著的門進來了，不問青紅皂白毆打每一個人，卡斯特羅和韋尼埃保護著薩特和莉蓮把他們帶到一個角落裡躲避。後來他們又把薩特和莉蓮帶出教堂，用莉蓮的車子送他們到一家咖啡店。過了一陣子，他們返回來說，衝突非常激烈。一個青年人的大腿被柵欄的尖鐵刺穿。當晚我和西爾薇見到薩特，他覺得這整個事情很糟糕——它只能使左派戰士泄氣，他們在前幾天的一次示威活動中已經受到嚴重的棍棒傷害。2月15日，他和讓-呂克·戈達爾為這一事件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報紙以很大篇幅作了報道。2月18日，薩特退出「紅色援助」，他認為毛主義者變得大講求權力了 。
幾天後吉歐特事件爆發。吉歐特是個中學生，他被誣告襲擊了一名警察，並以嚴重犯罪為名被拘捕。中學生們群起抗議，他們幾千人坐在拉丁區的人行道上，好幾輛警車在那裡嚴陣以待。後來吉歐特被宣判無罪，但巴黎街頭的氣氛仍然十分緊張。牆上到處都有德薩耶斯的被毀容的大照片。3月中旬，極左分子和新騎士團發生非常激烈的衝突，許多警察受傷。
薩特密切注視著所有這些騷亂和不寧。他的身體看來非常好。他繼續修改《家庭的白痴》的校樣，他也參加《現代》的每一次會議，會議在我的房間進行。
4月初我們去聖保羅—德文塞。薩特同阿萊特乘火車去，我和西爾薇驅車前往。我們住的旅館在這小城的入口處——這小城白天嘈雜，旅遊者很多，但一早一晚卻十分安靜，它與我們的記憶中非常美好的印象完全相同。薩特和阿萊特住在一處，我和西爾薇住在花園盡頭的一棟小房裡，花園裡栽滿了柑桔樹。卧室很大，通到一個很小的陽台和一間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著白色的粗灰泥表面的牆和露在外面的屋樑；牆上掛著考爾德的美麗的色彩強烈的畫。這房間有一個長木桌，一個長沙發和一個餐具櫃；房間面對著花園。我和薩特晚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裡度過的，我們喝著蘇格蘭威士忌，談著話。我們晚上只吃一些香腸或一大塊巧克力。而午飯我和他則到附近幾家較好的飯館去吃。有時我們四人一起去。
第一天晚上對面聖保羅的山腰上巨大的燈火使我們驚訝不已：那是玻璃暖房，強烈的電燈照明在夜間放出異彩。
下午我們常常是各看各的書，有時一起去散步，去看看我們過去喜愛的地方。比如我們非常高興去卡涅斯故地重遊，還有那個可愛的旅館，許多年前我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一天下午我們到梅特基金會去，我們對那地方已經很熟了。那兒正好在舉辦夏爾的展覽，擺在他手稿和書周圍的那些畫真是美極了——其中有克萊、維伊拉·達·西爾瓦、賈科米泰等人和米羅的作品，米羅越到老年，作品也就越豐富。
臨回去的前一天，薩特預先定了蒜泥蛋黃醬，但因為沒出太陽，我們就在「集體取暖室」里吃，這是一間頗有味道的房間，裡面有一個大壁爐和一排書架。這天晚上他和阿萊特坐火車回去，我和西爾薇第二天一早駕車離去。這個假朗薩特玩得很痛快。
他也很高興回到巴黎，因為一回來就收到伽利瑪出版社寄來的大包郵件，這是《家庭的白痴》的清樣——兩千張印刷頁。他對我說，這給予他的快樂就像《噁心》出版時一樣。他馬上十分急切而歡悅地翻了起來。
5月初，普隆告訴我們，我在回憶錄中稱作帕尼埃的朋友已經死了。他說，帕尼埃退休後非常煩悶，以至他一任自己走向死亡。他有肝炎，後來又發展為肝硬化。勒梅爾夫人已於幾年前故去，帕尼埃的死意味著我們過去的幸福時光整個地消失殆盡。但長時間來帕尼埃對我們來說已經變得很陌生了，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後，情緒上並沒有引起什麼波瀾。
也是在5月初，戈蒂索羅打電話給薩特，聲音激動得發抖，他請薩特在一封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抗議信上簽字。這信是談帕迪拉事件的，措詞非常激烈。這個事件有幾個階段：（一）帕迪拉被捕，他是古巴很有名的詩人，罪名是有雞姦行為；（二）戈蒂索羅、費朗基、薩特、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封措詞溫和的抗議信上簽名；（三）帕迪拉被釋放，他寫了一個近乎狂熱的自白書，控告杜蒙和卡羅爾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人。他的妻子也炮製了一個懺悔錄，說警察待她也「很溫存」。這些聲明激起了許多抗議。我們以前的古巴翻譯阿爾科莎——她選擇了流放——在《世界報》上說，帕迪拉和他的妻子必定是在嚴刑銬向下才寫出這樣的自供狀。透過所有這些情況，隱隱呈現出利斯森德羅·奧特羅那邪惡的影子。1960年我們訪問古巴幾乎全程由他陪同；現在看來他的手中控制著整個古巴文化。戈蒂索羅認為古巴完全是在一幫警察的控制之下。我們知道卡斯特羅現在把薩特看成他的敵人，他說薩特深受費朗基思想的毒害。卡斯特羅在當時的一次談話中攻擊了法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但薩特不為所動，因為很久以來關於古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度過假期大家都回到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