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薩特的一生，他總是不斷地懷疑自己；他不否認自己的「意識形態興趣」，但他不想讓它給整個地吞沒。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反對自己」。他努力去「脫胎換骨」。他捲入1968年的政治動蕩，這一動蕩深深影響著他，使他思索知識分子的作用，修正自己過去關於它的概念。
薩特常常談到他在這方面的觀點。在1968年政治動蕩之前，薩特認為，知識分子是「實踐知識的技術員」，他們為知識的普遍性和產生自己的統治階級的獨佔性之間的矛盾所折磨——知識分子是黑格爾所謂的痛苦意識的化身，而正是為滿足對這種痛苦意識的意識，他們認為自己因而可以站到無產階級一邊。現在薩特認為應該超越這一階段。與傳統知識分子相對立，薩特提出新知識分子的概念：要自我否定，試圖找到一種新的大眾化的形象。新的知識分子把自己融入民眾中，以期使真正的普遍性取得勝利。
薩特甚至在能夠清楚地闡述這一點之前，就試著去追隨這一行動路線。
1968年秋，他開始從事《鬥爭關係》——一份在各行動委員會之間流傳的公報——的編輯工作，薩特同蓋斯瑪見過幾次面，1969年初，蓋斯瑪有一個想法：出版一份人民群眾可以說話的報紙；最好是當鬥爭使人民站起來的時候，讓他們向群眾講話，把大家爭取到鬥爭之中來。薩特對此深感興趣。開始搞了一段時間後，計畫便終止了。後來蓋斯瑪參加「無產階級左派」，他和毛主義者出版《人民事業報》，這事算是干成了。這份報紙沒有老闆，由工人直接或間接寫東西，左翼積極分子拿到大街上去賣。
它的目的是介紹1970年以來法國工人階級堅持的這場鬥爭。該報對知識分子往往是敵視的，它在談到羅朗·卡斯特羅的審判時，採取了與薩特本人相對立的態度 。
因為《人民事業報》發表了一些激烈抨擊政府的文章，它的兩名主編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被捕。蓋斯瑪和另一些左翼組織分子建議薩特去接任主編，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他想，自己名字的分量可能對毛主義者有些用場。後來他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講中說到，「我毫不在乎地用我有名氣這個事實來決定事情的結局。」毛主義者通過這事看到，他們應該修正自己關於知識分子的看法和策略。
我曾敘述過勒唐戴克和勒布利斯審判的情況。5月27日，該案開庭，薩特被傳作證。當天，政府宣布解散「無產階級左派」。在此前不久，在互助大廳曾有過一次集會。蓋斯瑪在會上號召公民5月27日上街遊行反對審判，他只講了八分鐘，並多次被打斷。薩特主編的《人民事業報》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當局沒有抓他，但內務部長命令在印刷廠沒收每一份報紙。幸運的是，在當局派人截獲前，印刷工人已經印好了大部分報紙並把它們發出去了。當局又派人追蹤賣報的人，把他們帶到一個特別法庭，控告他們重新建立已被取締的組織。但是薩特、我和幾個朋友在巴黎市中心賣這報紙時沒有受到嚴重阻擾。直到有一天，當局厭倦了這場無意義的爭奪戰，《人民事業報》才得以在報亭出售。由米歇爾·勒里斯和我領頭，成立了一個「人民事業報之友」協會。成立這樣的團體要向官方申報，然後拿到一個官方認可的文件。開始我們遭到拒絕，我們不得不向行政法庭上訴，最後還是搞成了。
1970年6月，薩特協助一些人成立「紅色援助」，一個為反對鎮壓而鬥爭的組織。它的全國指導委員會，在一個主要是由薩特寫的宣言中，說明了它的宗旨：
「紅色援助是一個民主的、合法公開的和獨立的社團，它的根本目的是為被鎮壓的受害者提供政治和法律的保護，為他們及其親屬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援助，這種援助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
「人民如果不組織起來、不團結一致，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是得不到保證的。紅色援助產生於人民，並幫助他們去進行鬥爭。」這個組織包括主要的左翼團體「基督教的見證」和一些頗有名氣的人。它的主要目標是對抗在「無產階級左派」組織被解散後由馬塞蘭發動的逮捕浪潮。一大批左翼活動分子被關押。這個組織要做的是，搜集有關這些人情況的信息，決定採取什麼行動去援助他們。「紅色援助」有幾千人，主要的委員會設立在巴黎和各個省。里昂委員會是地方委員會中最活躍的一個。在巴黎，這個組織特別關注外籍移民的困難。一般說來，這些委員會在政治上是折衷的，但其中毛主義者最為活躍，這些委員會在不同程度上由他們控制。
薩特作為一個左翼積極分子努力完成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仍然用大部分時間來搞他的文學創作。他正在結束他的《福樓拜》巨著第三卷。1954年，羅歇·加羅蒂對他說，「咱倆都研究同一個人物，但我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研究，而你是按照存在主義的方法去研究。」薩特選擇了福樓拜。他在《什麼是文學》中大略地談到過福樓拜。但他讀了福樓拜的通信集後，他對福樓拜完全折服了。他發現，福樓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他給予想像超出一切的地位。關於福樓拜，薩特到1955年已寫了滿滿十來本筆記和一千頁的稿子，但都擱在一邊。這時他又回過頭去工作，在1968年到1970年問，他重寫了這部書，給它定名為《家庭的白痴》，書一氣呵成，熱情奔放。「它既表明了一種方法，同時又顯示了一個人。」
薩特多次說明寫這部書的目的。在1971年5月與孔達和里巴爾卡談話時，他說他不是把這書當作一部科學著作來寫，他在書中運用的不是想法，而是概念。一種概念有著一個包含時間因素的思想——例如，關於被動性的概念。薩特對福樓拜採取了一種移情的態度。「我的目的是要證實，一個人只要運用正確的方法和佔有必要的文獻，他就完全能夠去了解任何人。」他又說：「當我指出福樓拜是怎樣不認識自己而同時他又是怎樣非常好地理解自己時，我是想說明要通過生活去體驗，即生命在理解自身中生存，無需任何知識，無需任何錶述確定的顯明意識。」
薩特的毛主義者朋友多少有點反對他幹這種事情。他們更希望他去寫一些左翼活動分子的專題論文或寫一部為人民構思的長篇小說。但在這事情上，不論是來自哪一方的壓力，薩特都毫不讓步。他理解他的同志的觀點，但並不同意。關於《家庭的白痴》，他說道：「從內容上看，我寫這書似乎是在逃避現實。但從我寫這書運用的方法看，我覺得自己是同現實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後來薩特在布魯塞爾的一個演講中又回到這個問題上來：「十七年來我迷戀著一部關於福樓拜的著作；這本書工人們可能不感興趣，因為它的文風複雜，確實有一股資產階級的味道。我執著於它，也就是說：我也常常想著做這事情。……在寫福樓拜的事情上，可以說我成了資產階級的一個不肖之子。」
薩特有一個深刻的思想：不管歷史的特定時刻和社會、政治的環境怎麼樣，最根本的事情仍然是理解人；而他關於福樓拜的研究對達到這個根本點可能是有用的。
我們在羅馬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1970年9月回到巴黎。薩特十分滿意他介入的各種社會活動。他住在拉斯帕伊大道的一棟樓房裡，這樓房與蒙巴拉斯公墓相對，緊挨著我的住所。他的房間在十樓，小而簡樸。他喜歡這地方。他每天的生活也較有規律。他經常定時地去看望有著長期友誼的女朋友——萬達·克、米歇爾·維恩和他的養女阿萊特·艾卡姆。他每星期有兩個晚上在阿萊特家度過。其餘的夜晚，他和我一起過。我們說著話，聽音樂。我有一個很大的音樂磁帶櫃，每個月都要增添一些新內容。薩特對維也納流派非常欣賞，特別是對貝格和韋貝恩；他對一些現代作曲家——施托克豪森、澤納克斯、伯歐、彭德雷克等許多人——也深感興趣。同時他總是樂於回過來欣賞那些最優秀的古典名曲。他喜愛蒙特維蒂、格蘇爾達、莫扎特的作品——首先是Cosifantatte——還有威爾迪的。我們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吃著煮雞蛋或一片火腿，喝一點蘇格蘭威士忌。我的寓所被房地產代理人稱作是「一間帶涼廊的藝術家工作室」。房間很大，天花板也很高，房裡有一個樓梯通到卧室，這卧室通過陽台與洗澡問相連。薩特在樓上卧室睡，早晨下來和我一起喝茶，有時他的朋友莉蓮·西格爾會邀他到她住處附近的一個小店喝咖啡。晚上，薩特常在我的住所同博斯特見面。他也常在這裡見到郎之曼。薩特同他們有許多聯繫，在以色利——巴勒斯坦問題上他跟他們有著一定的分歧。薩特特別喜歡周末的晚上，西爾薇 同我們在一起；星期天我們三人一起去「圓頂」飯館吃午飯。每隔一段時間，我們也一起去看其他的一些朋友。下午我常在薩特的住處工作，我等待著《人到老年》的出版，構思著我的回憶錄的最後一卷。薩特在校訂和修改他的《家庭的白痴》中對於福樓拜的描述。這是一個極好的秋天。天空蔚藍，大地金黃。70年代的第一年，給人一個好兆頭 。
9月，薩特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