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上午
可愛的陽光。薄霧預示今天是個大晴天。我去馬布利咖啡館吃早飯。
收款員弗洛朗夫人對我嫣然一笑。我從座位上大聲問道：
「法斯蓋爾先生病了？」
「是的，先生，重感冒，得在床上躺幾天。他女兒今天從敦刻爾克來了，住在這裡照顧他。」
自從收到安妮的信後，我這是頭一次真正高興能再見到她。六年以來她幹了些什麼？我們見面時會感到局促嗎？安妮從不局促。她接待我時彷彿我們昨天才分別。但願我別一上來就犯傻，別使她不快。好好記住，見面時別伸出手去，她最討厭握手。
我們在一起待幾天呢？也許我帶她來布維爾？只要她在這裡生活幾小時，在普蘭塔尼亞旅館過一夜，就夠了。然後，一切將改變，我不會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頭一次參觀布維爾博物館時，奧利維埃·布萊維涅的肖像令我吃驚。是比例失調還是透視法有問題？我也說不上來，但是我感到彆扭。這位議員在畫布上並不自在。
後來我又去過好幾次，仍然感到彆扭。我不願意相信博爾迪蘭——羅馬獎得主，六次獲獎者——會有敗筆。
今天下午，我翻閱《布維爾諷刺報》的老合訂本——這是一份進行敲詐的報紙，老闆在戰爭期間被控有叛國罪——隱隱約約明白了真相，我立即走出圖書館，去博物館轉轉。
我快步穿過幽暗的門廳。我的腳步在黑白兩色的石磚上沒有任何聲音。在我周圍是一大群扭著手臂的石膏像。我從兩個大入口處門前經過時，看見裡面有碎紋瓷瓶、盤子、立在底座上的一個藍色和黃色的森林之神的像。這是貝爾納·帕利西 陳列室，專門陳列陶瓷製品和小工藝品。我不喜歡陶瓷製品。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女士正畢恭畢敬地欣賞那些燒製品。
在大廳——或稱博爾迪蘭—雷諾達廳——入口的上方，有一幅大畫，大概是前不久掛上去的，我沒有見過。它叫《獨身者之死》，署名理查·塞弗朗。這是國家贈品。
獨身者躺在一張零亂的床上，上身赤裸著，像死人一樣微微發綠。紊亂不堪的褥單表明臨終階段為時很長。我微笑著想起了法斯蓋爾先生。他可不是孤獨一人，他的女兒在照料他。在畫幅上，一個女僕——滿臉邪惡的女管家——已經打開了柜子的抽屜，在那裡數錢。從另一扇開著的門，可以看到在陰暗中有一個頭戴鴨舌帽的男人，他下唇叼著煙，正在等待。靠牆邊，一隻貓在漠然地舔牛奶吃。
這個人一生都為了自己。他受到了應得的、嚴厲的懲罰，臨終時，沒有任何人來幫他合上眼睛。這幅畫給了我最後的警告：我還來得及往回走。而如果我繼續往前，那就必須清楚這一點：在我即將走進的大廳里，牆上掛著一百五十多幅肖像。除了幾位過早夭折的年輕人和一位孤兒院院長以外，畫上的人物去世時都不是獨身，都有兒女在場，都立有遺囑，都接受臨終聖事。這一天像別的日子一樣，無論是對上帝還是對塵世，他們都合乎禮儀；他們慢慢地滑入死亡，去索取他們有權享受的那一份永恆。
他們曾有權享受一切：生活、工作、財富、權力、尊敬，最後是不朽。
我冥想片刻，便走了進去。一位看守在窗邊打盹。從玻璃窗瀉下的淡黃色光線在畫面上留下了斑點。在這個長方形的大展廳里，除了一隻見我來就嚇跑了的貓以外，沒有任何有生命的東西，但我卻感到有一百五十雙眼睛在注視我。
布維爾城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一○年間的全部精英都在這裡，其中有男有女。這是雷諾達和博爾迪蘭精心繪製的。
這些男人們修建了海濱聖塞西爾教堂。一八八二年他們成立了布維爾船主和商人聯合會，「以便將一切善良的人們組成有力的束棒 ，重振國家，挫敗無秩序黨派……」他們使布維爾成為設備最好的法國商港——煤炭和木材。擴建碼頭是他們的功績。他們充分擴大了泊船站，並且不懈地挖泥，使低潮時的拋錨水深達十點七米。由於有了他們，漁船的噸位從一八六九年的五千噸上升到一萬八千噸。他們不惜為培養勞動階級中的優秀代表而主動創辦各種技術和職業教育中心，這些中心在他們的大力扶持下十分興旺。一八九八年，他們瓦解了著名的碼頭工人罷工，一九一四年，他們為祖國獻出了兒子。
女人們——這些鬥士可尊敬的伴侶——創建了大部分教養院、託兒所和縫紉工廠，但她們首先是賢妻良母。她們撫育了漂亮的兒女，教他們懂得自己的責任和權利、信仰宗教和尊重法蘭西賴以生存的傳統。
肖像畫的總體顏色近乎深棕色。由於考慮到莊重，畫家們排除了鮮艷的顏色。雷諾達喜歡畫老頭，在他的畫中，雪白的鬚髮與黑色背景形成反差，他擅長畫手。博爾迪蘭的畫技不如雷諾達豐富，他對手有所忽略，但是他畫中的硬領像白色大理石一樣閃光。
室內很熱，看守在輕輕打鼾。我環視四周的牆壁，看見了手和眼睛；這裡或那裡，有一張面孔被光影吞食了。我朝奧利維埃·布萊維涅走去時，被什麼東西攔住了，因為從牆壁的蔥形飾上，商人帕科姆朝我投來明亮的目光。
他站在那裡，頭稍稍後仰，一隻手臂貼著珠灰色長褲，手裡拿著高禮帽和手套。我不禁有幾分讚歎，因為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絲庸俗，簡直無懈可擊；細小的腳，纖細的手，角鬥士的寬肩，含蓄的高雅，再加上幾分花哨。他禮貌地向參觀者顯露那明晰、整潔、沒有皺紋的面孔，唇上甚至漾著幾分笑意，但他那雙灰色的眼睛沒有笑。他可能有五十歲了，但像三十歲的人那樣年輕、精神。他很美。
我不對他吹毛求疵，但他卻不放過我。我在他眼中看到一種平靜而不留情的評價。
於是我明白我們之間相距遙遠。我對他的看法根本不能觸及他，這只是心理學，和小說中一樣。但是，他對我的評價卻像一把利劍刺穿了我，使我的生存權也成了問題。這是真的，我始終意識到自己沒有權利生存。我的出現純屬偶然，我像石頭、植物、細菌一樣存在。我的生命胡亂地向四面八方生長。有時它給我一些模糊的信號，有時我僅僅感到一種無足輕重的嗡嗡聲。
然而，對於冉·帕科姆這位死去的、毫無瑕疵的美男子——他是國防部的帕科姆的兒子——來說，情況卻完全不同。他的心跳，他的器官發出的沉悶的聲音，都像小小的權利，瞬間的、純凈的權利。在六十年間，他始終一貫地使用生存權。多麼美麗的灰色眼睛！它們從未閃過一絲懷疑。帕科姆從未弄錯。
他一貫履行責任，全部責任，作為兒子、丈夫、父親、領袖的責任。他也理直氣壯地要求他的權利：作為孩子，要求受良好教育，要求家庭和睦，繼承清白的名聲和興旺的家業；作為丈夫，要求受到照料和愛的關懷；作為父親，要求受到尊敬；作為領袖，要求得到任勞任怨的服從。其實，權利始終只是責任的另一面。他的巨大成就（帕科姆一家今天是布維樂最富有的家族）大概從未使他本人吃驚。他從不對自己說他很高興，而當他高興時，他便很有節制地說：「我在消除疲勞。」這樣一來，高興轉換為權利，便不再是刺激性的無聊事了。在左面，在他那發藍的灰白頭髮上方，書架上有書。漂亮的精裝本，顯然是經典著作。每晚睡覺以前，帕科姆大概重讀幾頁「我的老懞田」或者拉丁文版的幾首賀拉斯的頌歌。有時他大概也讀一本當代作品以了解世事。因此他讀巴雷斯和布爾熱。閱讀片刻以後，他微笑著放下書，目光失去了值得讚賞的警惕性，幾乎充滿遐想。他說：「盡責任是多麼簡單，又是多麼困難呀。」
他從來沒有反躬自問，因為他是領袖。
牆上掛的還有其他領袖。甚至只有領袖。這個坐在安樂椅上的、灰綠色的大個子老頭，是領袖。他的白坎肩與銀髮十分相配。（這些肖像主要是為了道德感化而繪製的，其精確性真達到一絲不苟，藝術性也有所考慮。）他將細長的手搭在一個小男孩頭上。他的兩膝裹著毯子，上面放著一本打開的書，但他的目光游移在遠方。他看見年輕人看不見的一切。在肖像下面的一塊菱形金色木牌上寫著他的姓名，他大概姓帕科姆，或者帕羅坦，或者謝尼奧，我無意走近去看。對他的親朋好友，對這個孩子，對他自己而言，他僅僅是祖父。等一會兒，如果他認為時機成熟，應該用未來的諸多責任來開導孩子的話，他將用第三人稱來談論自己：
「答應祖父你要好好聽話，小乖乖。明年要好好學習，明年祖父就可能不在人世了。」
在生命的黃昏，他將寬容的關懷分給每個人。如果他看得見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是透明的——我也會得到他的好感，他會想到我也曾有過祖父母。他不再要求任何東西，這個歲數的人不再有慾望了。他只要求在他進來時人們稍稍壓低聲音；只要求當他經過時人們對他露出溫柔而尊敬的微笑；只要求兒媳婦有時說：「父親可真了不起，比我們大家都年輕」；只要求當孫兒生氣時，惟有自己能用手摸著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