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我遇到一件不平凡的事，我不能再懷疑了。它不是一般確切的或確鑿的事實，而是像疾病一樣來到我身上，偷偷地、一步一步地安頓下來，我感到自己有點古怪，有點彆扭，僅此而已。它一旦進入就不再動彈，靜靜地待著，因此我才能說服自己我沒事，這只是一場虛驚。但是現在它卻發揮威力了。
我不認為歷史學家的職業有利於作心理分析，我們這一行接觸的只是概括性的情感，統稱為野心、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對自己有些許認識的話，此刻正該加以應用了。
譬如，我的手有點新奇，它們以某種方式來握煙斗或餐叉，或者說餐叉正以某種姿勢被握著，我不知道。剛才我正要走進房間時突然停住，因為我的手感覺到一個冷冷的東西，它具有某種個性，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張開手一看，只是門鎖。今天早上在圖書館裡，自學者 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竟然用了十秒鐘才認出他來。我看到一張陌生的面孔，幾乎不能算面孔。還有他那隻手，像一條肥大的白蠕蟲放在我手裡。我立刻把它甩掉，手臂便無力地垂下來。
街上也有許多曖昧的、拖長的聲音。
看來這幾個星期里發生了變化。但變化在哪裡呢？它是抽象的，不寄寓於任何東西。莫非是我變了？如果我沒有變，那麼就是這個房間、這個城市、這個環境變了，二者必居其一。
我看是我變了，這是最簡單的答案，也是最不愉快的。總之，我得承認，我被這些突然的變化所左右，因為我很少思考，於是一大堆微小變化在我身上積累起來，而我不加防範，終於有一天爆發了真正的革命，我的生活便具有了這種缺乏和諧和條理的面貌。例如我離開法國時，許多人說我是心血來潮。在國外旅居六年以後，我突然回國，仍然有人說我是心血來潮。我還記得在梅爾西埃這位法國官員辦公室里的情景。他去年在佩特魯事件後辭了職。梅爾西埃隨一個考古代表團去孟加拉。我一直想去孟加拉，他便極力邀我同去。我現在想他為什麼邀我去，大概是信不過波爾塔，想讓我去監視他吧。當時我沒有理由拒絕，即使預感到這個針對波爾塔的小陰謀，我更該高興地接受邀請。總之，我僵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睛盯住綠檯布上電話機旁的一尊高棉小雕像。我全身彷彿充滿了淋巴液和溫奶。梅爾西埃用天使般的耐心來掩飾少許的不快，他說：
「我需要得到正式決定。我知道您遲早會同意的，最好還是馬上接受。」
他蓄著棕黑色的鬍子，香噴噴的。他一晃腦袋，香氣便撲鼻而來。接著，突然間，我從長達六年的睡眠中蘇醒。
雕像顯得可厭和愚蠢，我厭倦之極。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待在印度支那。我去那裡做什麼？為什麼要和那些人談話？為什麼我的裝束如此古怪？我的熱情已經消逝。在好幾年裡它曾淹沒我、裹脅我，此刻我感到自己空空如也。然而這還不是最糟糕的，因為在我面前晃晃悠悠地出現了一個龐大而乏味的思想，我不知它是什麼，但我不能正視它，因為它使我噁心。這一切都與梅爾西埃的鬍子的香氣混雜在一起。
我對他很生氣，便打起精神冷冷地回答說：
「謝謝您，但是我旅行夠了，現在該回法國去了。」
第三天，我便乘船回馬賽了。
如果我沒有弄錯，如果所有這些跡象堆積起來預示著我的生活將發生新變化，那麼我很害怕。這倒不是說我的生活很豐富，或是很有價值，或是很可貴。我害怕那個即將產生、即將控制我的東西——它將把我帶往何處？難道我得再次出走，放棄一切，放棄我的研究和書？難道在數月、數年以後，我將精疲力竭、心灰意懶地在新的廢墟上醒來？趁現在還來得及，我想看清楚自己。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沒有什麼新鮮事。
我在圖書館裡從九點工作到一點，寫完了第十二章以及羅爾邦在俄羅斯的僑居生活，直到保羅一世去世。這部分已經寫完，就只等將來謄清了。
現在是一點半鐘。我坐在馬布利咖啡館裡，我在吃三明治，一切都相當正常。的確，在咖啡館裡一切總是正常的，特別是馬布利咖啡館，因為主管法期蓋爾先生總有一種講求實效、令人放心的諂媚神態。他的午睡時間就要到了，眼睛已經發紅，但舉止仍然輕快果斷。他穿梭在桌子中間，走近客人，用推心置腹的聲調問道：
「還可以吧，先生？」
我見他如此積極，不禁微笑，因為當咖啡館空無一人時，他的頭腦也空蕩蕩的。兩點鐘到四點鐘之間，咖啡館裡沒有客人，這時法斯蓋爾先生遲鈍地踱上幾步，等侍者關了燈，他也就滑進了無意識中。他一人獨處時，便進入夢鄉。
還剩下二十多位顧客，都是些單身漢、小工程師和職員。他們在別人家裡寄宿搭夥，在這些他們所謂的食堂里匆匆用過餐後，便來這裡喝喝咖啡，玩玩牌，他們需要稍稍享受一下。他們發出輕微的吵鬧聲，聲音單薄，並不干擾我。他們也一樣，必須好幾個人在一起才能生存。
我獨自生活，完全是獨自一人。我不和任何人說話，不接受任何東西，也不給予任何東西。自學者不值一提。只有鐵路之家的老闆娘弗良索瓦茲。可我和她談話嗎？有時，晚餐以後，她端來啤酒，於是我問道：
「您今晚有空嗎？」
她從來不說「不」，於是我跟她走進二樓的一間大房，這是她按鐘點或按天租用的。我不付她錢，我們做愛，以工代酬。她很喜歡做愛（她每天需要一個男人，除了我，她還有許多男人），而我也能排解憂鬱，我知道它從何而來。我們說不了幾句話，有什麼用呢？各人都是為自己，何況在她眼中，我始終首先是咖啡館的顧客。
她一面脫衣一面說：
「喂，有種叫布里科的開胃酒，您喝過嗎？這星期有兩位客人叫這種酒，小姑娘不知道，跑來告訴我。這兩人是旅客，肯定在巴黎喝過這酒。可我總不能一無所知就進這種酒吧。如果您不在意，我就不脫長襪了。」
從前我是為安妮而思考的——甚至在她離開我很久以後。現在我不為任何人思考，我甚至無意尋找字詞。字詞在我身上流動，或快或慢，我不使它固定，而是聽之任之。在大多數情況下，我的思想模糊不清，因為它未被字詞拴住。思想呈現出含混可笑的形式，沉沒了，立即被我忘得一乾二淨。
我讚歎這些年輕人。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講述清清楚楚、真實可信的故事。如果你問他們昨天幹什麼了，他們會毫無難色、三言兩語就講明白。要是我，我會張口結舌的。的確，長久以來，沒有人關心我的時間表。當你獨自生活時，你連講述也不會了。真實性隨朋友們一同消失。事件也一樣，你聽任它流逝。你看見突然出現了一些人，他們說話、走動，於是你沉入無頭無尾的故事之中，你會是一個蹩腳的見證人。然而，作為補償，所有那些在咖啡館裡無人相信的事，所有那些不可置信的事，你卻屢屢遇見。例如，星期六下午三四點鐘，在車站工地的小段木板人行道上，有一位身穿天藍色大衣的小女人在倒退著奔跑，一面笑著，一面揮舞手帕。與此同時，一個黑人正拐過街角，吹著口哨走過來。他穿著乳白色雨衣，一雙黃皮鞋，頭戴一頂綠帽。女人一直在倒退，退到掛在柵欄上為夜晚照明的那盞燈下，正撞在黑人身上。此時此刻，在火紅的天空下，既有發出濃重濕氣的木柵欄，又有路燈，又有黑人懷中的那位可愛的金髮小女子。如果我們是四五個人，我想我們會注意這個撞擊，注意這些柔和的色彩的：酷似壓腳被的漂亮藍大衣、淺色雨衣、紅色的玻璃燈；我們會對這兩張驚愕不已的孩子面孔大笑一場的。
一個獨處的人很少笑。這整個場面對我產生了十分強烈的、甚至粗暴的、然而卻是純潔的印象。接著它便解體了，只剩下燈、柵欄和天空，這就算不錯了。一小時後，燈點燃了，颳起了風，天空變成黑色，再也沒有什麼了。
這一切並不新鮮。我從未拒絕過這種無害的激情。恰恰相反。要感受它只需稍稍孤獨，以便在恰當時刻擺脫真實性。我僅僅在孤獨的表層，我與人們十分接近，一遇危險便躲藏在他們中間。其實我至今只是業餘愛好者。
現在到處都有東西，譬如桌上這隻啤酒杯。我看見這隻杯子，很想說：「暫停，我不玩了。」我知道自己走得太遠，我想不能讓孤獨「佔上風」。這並不是說我上床以前先看看床底下，也不是說我害怕房門在半夜裡突然打開。只是我感到不安，因為半小時以來，我就一直避而不看這隻啤酒杯，我看它的上方、下方、左面、右面，就是不看它。我知道周圍這些單身漢都無法救我，因為太晚了，我無法逃到他們中間避難。他們會走過來拍拍我的肩頭，對我說：「怎麼了，這隻啤酒杯怎麼了？」它和別的杯子一樣，有斜切面，有杯柄，還有一個帶鐵鏟的小紋章，紋章上刻著施帕滕布羅。這些我都知道，但我知道還有其他東西。幾乎莫須有的東西。我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