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阿爾貝蒂娜，您向我這麼保證，您心地真好。至少在未來幾年裡，您去的地方，我就不去。您還不知道今年夏天去不去巴爾貝克，是嗎？如果您要去的話，我就安排好不去。」我現在之所以這麼向前推進，在我的謊言虛構中把時間大大提前，這既是為了嚇唬阿爾貝蒂娜，也是為了自作自受。猶如一個人起先沒有什麼充分的理由發怒，可是自己嗓門響亮，漸漸興奮起來，及至一發而不可收，最終發展到真的暴跳如雷起來。這不是出於對某事不滿，而全是自身的怒火不斷上升的結果。我順著自我憂愁的坡道越來越快地往下滑，滑向越來越深的絕望之淵。猶如一個缺乏活力的人，遇到逼人的寒氣，不是試圖鬥爭，反而覺得瑟瑟發抖也有一番情趣。我希望，過一會，我能有力量恢複鎮靜，採取反應，停止下滑。但是，阿爾貝蒂娜待會兒跟我道晚安的時候，應該跟我吻別，給我以安慰。她今天就吻我一下，就會減輕我的憂傷——這絕對不是她如此冷淡地迎接我回家而給我造成的憂傷，而是我自己在想像中辦理離別手續甚至看見離別的後果所感到的憂傷。但是，這一聲晚安，不應該由她主動向我來說，這樣會使我難以改變態度，不再向她建議說，放棄原來的想法，倆人不再分手。因此，我一再提醒她，互道晚安的時刻早已到了，這樣我始終掌握著主動權，可以把這互道晚安的時間再拖延片刻。我在向阿爾貝蒂娜提問過程中，頻頻暗示，告訴她夜已這麼深了，我們也疲倦了。「我不知道自己會去哪兒。」她憂心忡忡地回答我最後一個問題。「也許我會去都蘭我姨母家。」她草擬的這第一個計畫叫我的心已經涼了半截，彷彿它已開始真正實現我們的決裂。她瞧瞧房間，瞧瞧自動鋼琴和藍綉面的椅子。「一想到明天和後天，永遠也見不到這一切了，我真接受不了。可憐的小卧室！我覺得這不可能。我腦子裡裝不進這種想法。」「您必須這麼想。您在這兒不幸福。」「不，至此之前我沒有什麼不幸福，從現在開始我才會不幸福。」「不，我向您保證，這樣對您更好。」「也許是對您自己更好！」我獃獃地看著，彷彿無限猶豫之中受著百般的折磨，掙扎著與一個浮現於我心頭的念頭進行著殊死的抗爭。最後我突然說：「聽著，阿爾貝蒂娜，您說您在這裡更加幸福，走了以後您會不幸福的。」「那當然。」「這真叫我難辦了。您願不願意我們先不分手，再試幾個星期？誰說得准？一個星期接著一個星期，也許我們可以發展得很好。您知道，有些暫時的東西最後竟可能永久性地持續下去。」「嗯！那您心太好了！」「只是那樣的話，我們這一連幾個小時，不是在白白地自尋煩惱，在鬧發瘋嗎？就好比忙了半天，準備出去旅行，結果又走不了一樣。我是傷心透了。」我讓她坐在我的膝蓋上，取出她嚮往已久的貝戈特的手稿，在封面上寫道：「贈與我的小阿爾貝蒂娜，續約紀念。」「現在，」我對她說，「去睡吧，一直睡到明天晚上，我親愛的，因為您一定累極了。」「我不累，我是高興極了。」「您愛我一些了嗎？」「比以前要愛一百倍。」
我不應該為這場小戲的得勝而高興。這場戲儘管沒有發展到精心導演的程度，儘管兩人分手的問題僅僅是紙上談兵而已，但是事情已經夠嚴重了。我們以為這只不過是說說罷了，而且又是隨便說說，並非帶有真正的動機——事實確實如此。殊不知，這樣隨便的談話，雖然是低聲的轟隆，卻經常想不到這已是一場暴風雨的前奏。事實上，我們在談話中表達的東西，與我們的慾望（我們的慾望是要跟所愛的女子永遠生活在一起）是背道而馳的，但同時它正說明了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能性造成了我們日常的痛苦。比起離別，我們情願忍受這種痛苦，但是最終總由不得我們，痛苦總會致使我們分離的。通常而言，分離並非一下子就能實現。經常發生的情況是——我們將會發現，我跟阿爾貝蒂娜的情況屬於例外——我們說了一些自己不予置信的話，若干時間以後，我們實行一次不定型的分離試驗。這是一種自願的、無痛苦的、暫時的分離。為了使女人過後跟我們一起生活能更加歡快，同時也為了我們自己能暫時逃避不斷的憂愁和疲倦，我們請求她撇下我們，或者我們撇開她，單獨去進行一趟若干天的旅行。幾天之中，我們度日如年，覺得離開了她無法度日。幾日以後她很快又回到了家裡，恢複了她在家庭中的位置。問題只是，這次分別雖然短暫，然而卻是實現了，它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是隨意決定的，是一次性的，不會重演。憂愁重又開始，共同生活的困難重又不斷加劇，唯有分離已成為一件不那麼困難的事。我們開始談論分離，然後客客氣氣地付諸實施。那都是一些我們沒有認出的預兆。不久，暫時性的微笑式離別終於由我們自己在無意中釀成為殘酷的永久性離別。
「過五分鐘，請到我房間里來，我親愛的小乖乖，我要看您一眼。您要對我非常的親。不過我很快就會睡覺的，我已經像個死人兒了。」過後我走進她房間的時候看見她確實像個死人兒。她剛躺下就睡著了。床單包住她的身軀，如同裹屍布一般，漂亮的皺褶顯出石雕般的硬度。這彷彿是中世紀一幅表現最後的審判的畫，只見人的頭露出墳墓，昏昏沉睡，等待著大天使吹響號角。由於睡意突然襲來，她頭髮蓬亂，臉仰翻著。我看著這躺卧在那裡的、平凡之極的身軀，捉摸著這身軀究竟構成什麼對數，為什麼它所參與的一切行為——從推推肘臂到碰碰裙衫——竟至於在我心裡引起如此的痛苦和焦慮。我的焦慮是無限伸展的，她的身軀在何時何地活動，我的焦慮就隨之出現。我的焦慮還不時地會隨著記憶而突然複發。其實我知道，我的焦慮是由她的情緒和慾望所決定的。但是如果換一個女子，即便是她本人，要是在五年以前或者五年以後，她的情緒和慾望就與我完全無關了。我知道這是自欺欺人的謊言。但是由於這一謊言，我已缺乏勇氣去尋找其他的解決辦法，唯有一死了之。我就這樣，穿著從維爾迪蘭家回來一直沒有脫下的皮襖，獃獃地凝視著這歪扭的身軀，這尊寓意像。什麼寓意？我的死亡，還是我的愛情？不一會兒，我聽見她發出了均勻的呼吸聲。我坐到她的床沿上，進行那微風靜觀式的鎮靜治療。然後，我怕鬧醒她就躡手躡腳退出了房間。
這時時間已經很晚，所以一清早我就囑咐弗朗索瓦絲，如果她要從阿爾貝蒂娜房前經過，請她把腳步放輕一些。於是弗朗索瓦絲堅信，我們這一晚一定是在所謂的酒神節中度過的，便嘲諷地囑咐其他僕人，不要「吵醒公主」。這正是我擔心的一件事情。我怕弗朗索瓦絲有朝一日再也剋制不住，對阿爾貝蒂娜蠻橫無禮，這樣會把我們的生活搞得更加複雜。弗朗索瓦絲此時已不像年輕的時候看著歐拉莉受我姨媽寵愛，還能忍氣吞聲。她現在已沒有這麼勇敢，能夠忍受嫉妒心的折磨。嫉妒使我們這位女僕臉形歪扭癱瘓，其程度之嚴重，以至於有時候我不禁在想，我可別蒙在鼓裡，她這麼怒火發作之後，會不會小病一場。我請求別人不要破壞阿爾貝蒂娜的睡眠，可自己卻找不到絲毫的睡意。我試圖弄個明白，阿爾貝蒂娜究竟屬於什麼精神狀態。在演了這幕悲喜劇以後，我是否真正繞過了險灘暗礁呢？儘管她口口聲聲說在這裡十分幸福，但她有時候會不會仍有要求自由的想法呢？相反我是否應該相信她的話？兩種假設，哪一種是成立的呢？如果說當我想弄明白一個政治事件的時候，我通常——我必須如此——將我昔日生活的一個事例提到歷史的高度來看待，那麼相反，我在那天早晨，不斷地將前夕的這齣戲的意義與當時發生的一個外交事件——兩者具有天壤之別，此處只是為了弄明白這齣戲的意義起見——作一等量齊觀。
我也許有權進行這樣的推理。因為我曾經多次看見德·夏呂斯先生精湛地扮演這類騙局，他的形象很有可能潛移默化地在我前夜這場戲中起到了引導作用。另外，從這場戲本身而言，它無意之中不正是將德意志種族的深刻傾向——狡詐和傲慢引起的挑動性，必要的情況下產生的好鬥性——引入了私生活領域嗎？
有不少人，包括摩納哥王子，都向法國政府暗示過，如果法國政府不與德爾卡塞 先生分手，那麼德國就會咄咄逼人，真的發動一場戰爭。於是外交部長被迫提出辭呈。法國政府接受了一個假設，即如果我們不作讓步，別人就會向我們宣戰。但是也有人認為，那純屬「虛張聲勢」，如果法國穩住陣腳，德國絕不敢輕易拔劍。毫無疑問，兩個劇本，兩套情節。阿爾貝蒂娜從未揚言，從未威脅過我要跟我一刀兩斷。但是正如法國政府對德國抱有疑心一樣，一系列的印象又使我疑竇叢生，堅信她是想到過要威脅我的。但再說回來，如果德國有的倒是和平的意圖，那麼挑起法國政府產生多心，以為德國想發動戰爭，那就是危險的機智在作怪，必須加以反對。誠然，如果阿爾貝蒂娜是以為我永遠下不了決心跟她徹底決裂，這才產生獨立願望的話，那我的舉動是相當聰明機靈的了；但是，她得知我去了維爾迪蘭家以後，這麼火冒三丈，嚷著「我敢肯定」，最後又全部揭去面紗地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