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熊譯）
無疑，莫里哀筆下的堂璜是個風流公子。但他首先是個教養良好的人；在惹上尋花問柳這種不可抵拒的習性之前，他一心效仿某種理想的典範，使自己在一個風流俊雅的年輕君主宮中成為備受讚賞的人物。
莫扎特筆下的堂璜則更接近自然，沒有那麼重的法國味。
他不那樣考慮「別人怎麼說」，先不說別的，他至少不像都比涅筆下的那個弗奈斯特男爵所說的，想到「自吹自擂」。關於義大利的堂璜，我們所有的就只是這麼兩個形象。大概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初期，他所表現的，也就是如此。
在這兩個形象中，有一個我是絕對不能介紹的，因為我們的世紀太「一本正經」了。我必須回憶我在拜倫勛爵那兒聽過多次的名言：「這個虛偽的時代」。這種虛偽是那麼可惡，它騙不過任何人，但它卻有一份極大的好處，就是給那些蠢東西提供說詞，要是有人敢對某事發表看法，或者對某事表示嘲笑，他們就會忿忿不平。它的不利之處，是大大地縮小了歷史領域。
若是讀者有雅興，允許我作一番介紹，那我就恭敬地說一說另一個堂璜的經歷。這在年是可以做到的。這個堂璜名叫弗朗索瓦·桑西。
之所以出現堂璜這樣的人，就是因為世上存在著虛偽。若是在古代，出現堂璜這種人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那個時候宗教就是快樂。它鼓勵人們尋歡作樂，又怎麼會懲處那些一心追求快樂的人呢？只有政府才實行戒律，對危害國家，當然也是危害所有人利益的事予以禁止。不過，對可能危害行動人自身利益的事，它並不禁止。
因此在古代的雅典，任何有錢好色的男人都算得上堂璜。
誰也不會對此表示異議，誰也不會認為，這種生活是無邊苦海，節制受苦才是功德。
我不認為，古代雅典堂璜會和現代王朝的堂璜一樣，迅速地滑向犯罪的深淵。現代堂璜的很大一部分樂趣，在於與輿論作對，而起初，年少無知的時候，他幹這種事，以為只是與虛偽對抗。
在路易十五治下，違犯王法，向一個蓋屋頂的工人開槍，把他從屋頂上打下來，這難道不說明，人們生活在君主社會裡，有著良好的教養，但也不會把法官放在眼裡。無視法官，這難道不是少年堂璜墮落的頭一步。
當今之世，女人不再吃香，所以堂璜一類也就少了，即使有，他們開始也只是把對抗同代人信仰中的一些思想觀念當作榮耀（他們認為這些思想觀念毫無道理），追求一些十分自然的快樂而已。只是到了後來，堂璜開始變壞以後，他才覺得與輿論，連他本人也覺得是公正合理的輿論作對是妙不可言的精神享受。
在古代人身上，很難發生這種轉變。只是在羅馬皇帝治下，尤其是在提比略在卡普里島大過其奢華荒淫的生活之後，人們才發現一些為了墮落本身，也就是說，為了獲得與同代人的輿論作對的樂趣而墮落的浪蕩公子。
因此，我認為正是由於基督教，才使堂璜這種魔鬼般的角色成為可能。無疑，基督教向世人宣稱，一個可憐的奴隸，一個羅馬的鬥士，他們靈魂的權利，與愷撒大帝毫無二致。因此，應該感謝它引發了一些細膩的情致。而且，我也不懷疑，這些情致或早或遲在民眾中顯露。《伊尼特》①就比《伊利亞特》溫柔多了。
耶穌的教理其實就是與他同代的阿拉伯哲學家的理論。
繼聖·保羅宣講的原則之後帶給世人的唯一新東西，就是教會。它完全脫開了民眾，利益也完全相反。
這個教會唯一的使命，就是培養和加深民眾的宗教感情。
它拼構出一幅幅幻景，建立起一套套風習，以感化各個階層的人，從未開化的牧人到昏聵麻木的宮廷老臣的心靈。它善於回憶童年的美好印象，也會抓住小小的時疫和災禍，藉以加深恐懼感和宗教感情，或至少建造一座壯麗的教堂，媲如威尼斯的「永福」教堂。
既有這樣的教會存在，便有以下這種奇妙事情產生，聖·雷翁②（Ｓａｉｎｔｌéｏｎ）教皇不用武力，就頂住了野蠻的阿蒂拉及其蠻兵蠻將的進攻，這支蠻軍剛剛使中國、波斯和高盧人聞風喪膽。
①②公元年當選為教皇。在位期間，遇匈奴可汗阿蒂拉進攻羅馬，他親自出面求和，送了許多禮物，才使阿蒂拉撤退。
古羅人詩人維吉爾的著名史詩。
因此，這種宗教和被歌曲歌頌的絕對權力——人們稱之為法蘭西君主制度，製造了許多怪異事情。倘若沒有這兩種組織，世人大概永遠無緣見到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好也罷，壞也罷，終歸是奇特怪異的，簡直能讓亞里士多德、波里比亞、奧古斯都以及其他古代賢哲驚嘆不已。我毫不猶豫地把堂璜的現代個性也列入這些事情之中。
依我之見。這是路德①之後歷代教皇制定的禁欲主義教規的產物。因為雷翁十世教皇及其教廷（）遵行的基本上是雅典時代的宗教原則。
莫里哀的《堂璜》是在年月日，即路易十四登基之初上演的。那時這位君主還不是個虔誠的教徒。然而教會的檢查官卻刪去了《林中窮人》那一場。這位檢查官為了獲得有力支持，想使這位極為稚嫩無知的年輕國王相信，冉森教派②就是共和派的同義詞。
《堂璜》的原作者是個西班牙人，名叫蒂爾索·德·莫利納。大約在年，有家義大利的戲班子在巴黎演出了一場模仿這個作品的戲，大為轟動。也許，這是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齣戲。這是因為，戲裡有魔鬼，有愛情，有對地獄的恐懼，亦有對女人的激情，也就是說，在所有人——只要他們稍稍超出野蠻狀態——看來：這裡面既有最可怖的，亦有最甜蜜的東西。
堂璜的形象被一位西班牙詩人引進了文學領域，這不足①②荷蘭神學家冉森創立的一個宗教改革門派。
即馬丁·路德，十六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
為奇，在這個國家的民眾生活里，愛情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在那兒，這是一種莊重的感情，為了它，一切都可以輕易地捨棄，甚至虛榮心！這真叫人難以相信。在德國和義大利亦是如此，這種感情驅使那些外國人干出種種瘋狂舉動，例如，娶一個窮姑娘，只要她漂亮，逗人愛就行。說實在的，唯有法國完全擺脫了這種感情。我們法國人都是精於算計的。在法國，姿色欠缺的姑娘並不乏追求者，而在別處，這種姑娘只能去作修女。在西班牙修女院所以不可缺少，原因就在於此。
在這個國家姑娘不備嫁妝，這種習慣鞏固了愛情的勝利。在法國，愛情難道不是退避三舍，也就是說，只存在於那些沒有家庭專聘公證人去撮合結婚的姑娘之中！
拜倫勛爵筆下的那個堂璜，就沒有必要提了。那只是福布拉斯，一個微不足道的英俊後生，交了種種叫人難以置信的好運罷了。
因此，堂璜這個奇特的個性，只是在十六世紀的義大利才首次出現的。十七世紀，一個酷熱難當的白晝之末，一位義大利公主一邊津津有味地吃著冰淇淋，一邊說：「多遺憾，這竟不是一種罪孽！」
依我之見，這種感覺構成了堂璜的個性基礎。也正如大家所見，基督教於這種感覺是不可缺少的。
關於此，一位那不勒斯作者寫道：「這不就是意味著明知上天可以把你捏成齏粉還要與上天對抗？」據說，由此產生了找女信徒做情婦的極大樂趣，而且這個女信徒要十分虔誠，清楚自己造了孽，滿懷激情祈求上帝的寬恕，正如她滿懷激情犯下罪過一樣。
有一種簡單的倫理，把對人有益的稱為德行。嚴厲的庇烏五世倡導或者制訂了一套瑣細的教規，與這種倫理截然相悖。當時存在著極為嚴酷的宗教裁判制度。正因為太嚴酷，所以它在義大利只存在了很短的時間，以後便轉移到了西班牙。
庇烏五世新訂的教規加強了宗教裁判的權力，使人人都對之心生畏怯。在若干年頭裡，凡不執行，或公然蔑視這些被列為最神聖的宗教義務之一的繁瑣教規者，都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假定有一個極為墮落的基督徒，正好在教皇剛剛頒布這套教規的時候出生在羅馬，看到公民在宗教裁判所的可怕法律面前戰抖的情景，一定會聳聳雙肩，尋思道：「好傢夥！我已是羅馬這個世界之都最富有的人，我也要成為這裡最勇敢的人，那些人遵守的東西，我要公然蔑視。再說它們也確實不像人們應該遵守的東西。」
真正的堂璜，就應該是一個有膽有識的人，思想敏捷，明確，一眼就能看出人們的行為動機。
弗朗索瓦·桑西也許會尋思：「我這個羅馬人，年出生於羅馬，正逢波旁統帥率領的路德教派士兵在羅馬洗劫六個月，犯下種種可怕的瀆聖暴行的年頭，我用什麼有效的行動，來讓人注意我的勇氣，從而盡最大可能地享有對抗輿論的樂趣呢？我怎樣來讓那些愚蠢的同代人大吃一驚呢？我又怎樣去感覺不同於這幫凡夫俗子的強烈快樂呢？
一個羅馬人，尤其是一個中世紀的羅馬人，決不是只說不做的人。空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