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往巴黎的車已經到了，先生。」拎行李的僱員提醒道。「我不乘這趟車了，把這些東西全存到行李寄存處去吧，該死的！」德·夏呂斯先生嚷道，邊把二十法郎遞給了僱員，僱員為他突然變卦感到奇怪，又被那份小費給迷住了。如此慷慨的施予立即招來了一位賣花女郎。「請買石竹花吧，瞧，這朵美麗的玫瑰，我的好先生，它會助您交上好運的。」德·夏呂斯先生好不耐煩，給了她四十個蘇，賣花女郎報以祝福，並再次送上花。「天哪，她讓我們安靜一下就好了。」德·夏呂斯先生像個神經質的人，用譏諷中含著哀嘆的口吻對莫雷爾說道，覺得求助於他，倒有幾分溫馨的感覺，「我們要談的事就已經夠複雜的了。」也許那位鐵路僱員還沒有走遠，德·夏呂斯先生不願讓很多人聞見底細，或者以這番附帶的話可以容他不失既含蓄又傲慢的神態，免得過分露骨地提出相會的請求。軍樂隊員毫不客氣地朝賣花女郎轉過身去，顯得態度果斷，不可抗拒，朝她抬起手掌，將她推開，向她表示他們不願要她的花，讓她儘快滾開。德·夏呂斯先生出神地目睹了這隻纖美的手所完成的威嚴而又充滿陽剛之氣的動作，也許對這隻手來說，這動作還太笨重，太粗暴，但它帶著早熟的堅毅和靈巧，給這位嘴上還無毛的少年陡添了年輕的大衛的威風，堪與歌利亞 交鋒。男爵在讚歎中無意伴著一絲微笑，我們感到好像在一位孩童的臉上發現了與其年齡很不相配的嚴肅神情。「我要的就是這樣的人，我多麼喜歡由他作為旅伴，幫我做事！他該會給我的生活帶來多少便利！」德·夏呂斯先生暗自說道。
開往巴黎的車子（男爵未乘）離站了。我和阿爾貝蒂娜進了我們那趟列車，德·夏呂斯先生和莫雷爾後來到底忙了些什麼，我不得而知。「我們永遠不要再鬥氣了，我再次請求您寬恕。」阿爾貝蒂娜影射聖盧那段插曲時又對我說。「我們倆什麼時候都該親親熱熱。」她滿懷深情地對我說道，「至於您朋友聖盧，如果您認為他會引起我什麼興趣，那您錯了。他身上唯有一點惹我高興，那就是他顯得那麼愛您。」「那是個好小夥子。」我盡量避免憑自己想像說羅貝身上具備多少優良品質，可要是換了別人，面對的不是阿爾貝蒂娜，我准免不了會出於友情，對他大加讚美：「那是個完美無瑕的人，直率，忠誠，正直，對他呀，什麼都可以信任。」我說這番話時，妒心奮起阻撓，所以，只限於談些聖盧的實際情況，再說，我講的確也是實情。想當初我還沒有認識羅貝時，曾想像他如何與眾不同，如何傲慢不遜，心想：「大家都認為他好，那是因為他是位大老爺。」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跟我談起他的情況時，用的正是我剛才講的那番話。後來，我在旅館前看見了他，他當時正準備駕車離去，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對我感嘆了一句「他該是多麼幸福」，我猜想他嬸祖母說的純粹是上流社會的客套話，目的在於奉承我。可事後，我想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想到了自己的讀書愛好，我意識到她說的是由衷之言，因為她知道聖盧喜愛的正是這一點，就像遇到有人想撰寫自己的祖輩《箴言錄》的作者拉羅什富科的歷史，希望去請教羅貝時，我也會真心誠意地說上一句：「他該是多麼幸福。」這是因為我認識他也有個過程，不過，我初次與他見面時，真不相信一個與我的頗為相似的精神世界，竟會擁有如此風雅、做作的外表。我僅憑他的外表，便判定他屬於另一類人。可是現在，也許多少由於聖盧出於對我的善良，待阿爾貝蒂娜冷冰冰的緣故，反倒由阿爾貝蒂娜道出了我以前的想法：「哼！他會忠心耿耿到這個程度！我發現只要是聖日爾曼區的人，人們總會把他們說得十全十美。」然而，這些年來，我一次也未曾想過聖盧是聖日爾曼區的人，他漸漸剝去了威望所構成的外表，向我展現了他內心世界的美德，審視人的角度常會變化，這在普通的社會關係與友好交往之間引起的差別就已經比較明顯，在愛情之中就更為驚人了。在愛情中，慾望將細微的冷淡的表示置於極大的比例尺上，擴大得顯著至極，以致即使阿爾貝蒂娜不像聖盧初次見面時那樣冷漠，我開始時也幾乎覺得自己為她所蔑視，想像她的那些朋友都是些不可思議的薄情女郎，當埃爾斯蒂爾懷著德·維爾巴里西斯夫人感嘆聖盧時的同樣情感，對我說那一幫女子「是些好姑娘」時，我覺得他這樣評價只是出於寬容，人們普遍把寬容當作美，視作某種風雅。然而，當我聽到阿爾貝蒂娜說：「不管忠誠不忠誠，我反正希望再也別見到他的面，因為他造成了我們倆之間的不和。我們倆再也不該生氣。這不好。」我不是也情不自禁地對她作出同樣的評價嗎？既然她似乎渴望著聖盧，那麼我感到自己過去以為她愛著女人的想法一時幾乎消除了，因為我認為這兩者之間是不可調和的。阿爾貝蒂娜身著膠布雨衣，彷彿變成了另一個人，在雨天里不知疲倦地遊盪，而那身雨衣此時緊緊地貼在她身上，富有彈性，看去灰不溜秋的，似乎不是在保護她的衣著免受雨淋，而被雨淋之後，那雨服好像緊粘著我的女朋友的軀體，彷彿要為一位雕塑家取下她體形的印模，面對這身雨服，見它令人嫉妒地緊緊貼著一個渴望已久的懷抱，我猛地將它扒了下來，一把將阿爾貝蒂娜朝我拉了過來，用雙手捧著她的腦袋說道：
可你，麻木不仁的旅人，難道不願
把額頭倚在我的肩上做份甜夢？
同時，我讓她細細觀看窗外那遼闊的牧場，牧場水汪汪一片，靜悄悄的，在夜色漸濃的黃昏中一直伸向天際，與遠處高低起伏的黛色山巒連成一體。
兩天後，是非同尋常的星期三，我剛從巴爾貝克乘坐了小火車，去拉斯普利埃去吃晚餐，我在車上盤算著千萬不要在格朗古爾聖瓦斯特錯過與戈達爾見面的機會，維爾迪蘭夫人在這之前曾又來電話，告訴我可在那兒與他見面。他該從格朗古爾聖瓦斯特登上我這趟車，指點我該在哪一站下車，去乘坐從拉斯普利埃派出接站的馬車。格朗古爾是東錫埃爾過後的第一站，由於停靠時間很短，我沒有到站就提前立在車門口，多麼擔心看不見戈達爾或他發現不了我。擔心純粹多餘！我確實未曾想到小圈子根據同一的類型，把所有「常客」塑造到何等相像的程度；他們都身著氣派的晚禮服，在月台等車時，只要憑著他們的某種神態和目光，很快就可認出他們，他們一個個都帶著某種自信、風雅和隨意的神態，那目光穿過平民百姓的擁擠人群，猶如越過一片曠野，任何東西都不屑一顧，但卻密切窺視著某個在前一站上車的常客的到來，為即將開始暢談而閃閃發亮。一起聚餐的習慣在小團體成員的身上打下了這一選擇的標記，唯有在他們人數眾多、濟濟一堂時，這一標記在他們身上才不怎麼突出，他們在旅人的群體中——布里肖稱之為「群畜」——只不過組成了一個較為明亮的光點，在這些旅人陰沉沉的臉上，看不出與維爾迪蘭家發生過任何關係的表示，也見不著想去拉斯普利埃參加晚宴的意思。再說，若有人在他們面前提起那些信徒的大名，這些平平庸庸的旅客也許比我還更不感興趣。據我的耳聞，早在我降生之前，那時代已經相當遙遠，也較難以確定，我不禁誇大事實，說那個年代已經十分久遠，反正，早在那個時期，那些忠實信徒中間就已經有數位常去城裡聚餐了，如今，他們一如既往，還繼續參加聚餐，令我見了好不驚詫。這些人不僅生命還在繼續，而且始終體魄強健，但又有多少友人精力耗盡，在此處，彼處相繼去世，為我親眼所見，這兩者之間適成鮮明的對比，給我造成了一種感覺，當我們在報紙的《最新消息欄》讀到的正是我們最料想不到的新聞時，感受到的正是這種感覺，比如某人突然夭折，我們甚覺意外，因其致死的原因我們始終一無所知。這種感覺，就像死亡給人們的打擊並非是均衡的，而像一排刀片，悲劇性地向前推進，其中一片較為凸出，奪走了某個生命，而處在同一水平線上的其他生命卻幸免於難，還能長時間安然無恙。而且，我們在後面還將看到，死神四處遊盪，來無影去無蹤，形形色色的死恰正是報上的訃告具有特殊的意外效果的原因所在。我繼而發現，真正的天賦有可能與交談中最可惡的庸俗氣味相併存，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會漸漸露出崢嶸，令人敬服，不僅如此，連一些平庸之輩也會佔據崇高地位，在我們兒時的想像中，如此崇高的地位只屬於少數幾位聲名顯赫的長者，想不到多少年過後，當這些長者的弟子成為師爺，像他們當年感受到的那樣令人敬畏時，他們也會成為顯赫的名人。但是，即使這些忠實信徒的大名不為「群畜」所知，他們的外表也可向平民百姓顯示出自己的身份。哪怕在列車上（他們每天各自要做的事情把他們偶然彙集在一起），需在下一站接一位獨行的同伴，他們全體乘坐的車廂也會遠遠地開花吐艷，有雕塑家茨基彎肘的標記，也有戈達爾《時代》雜誌的裝飾，如同一輛豪華轎車，在指定的車站接走姍姍來遲的朋友。唯一可能錯過這些福地標誌的只有布里肖，因為他眼睛幾乎半瞎。但是，準會有哪位常客自告奮勇，為這位瞎子擔當起觀察哨的職責，一旦發現他的草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