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以後我與外祖母一起動身去巴爾貝克時，我對希爾貝特已經幾乎完全無所謂了。我領受一張新面龐的風韻時，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幫助下去領略義大利哥特式大教堂、宮殿和花園的美妙時，常常憂鬱地這樣想：我們心中的愛，對某一少女的愛，可能並不是什麼確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雖然愉快的或痛苦的夢繞魂牽混成一體，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將這種愛與一個女子聯繫在一起，甚至使我們以為，這種愛定然是由這位女子撩撥起來的；待我們自覺或不知不覺地擺脫了這種夢繞魂牽的情緒時，相反，這種愛似乎就是自發的，從我們自己的內心發出來，又生出來獻給另一個女子。不過，這次動身去巴爾貝克以及我在那裡小住的最初時日，我的「無所謂」還只是時斷時續的。（我們的生活很少按年月順序，在後續的日子裡，有那麼多不以年月為順序的事情插進來。）我常常生活在更遙遠的時光里，也就是比我熱愛希爾貝特的前夕或前夕的前夕更久遠的時光里。這時，再也不能與她相見，便頓時使我痛苦起來，就像事情發生當時一樣。雖然曾經愛過她的那個我，已經幾乎完全被另一個我所取代，但是從前那個我，會突然又冒出來，而這種時刻的來到，常常是由於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麼重大的事情。例如——我現在把在諾曼第的小住提前來說，我指的就是在巴爾貝克的小住——我在海堤上遇到一個陌生人，我聽到他說「郵政部司長一家」時，（如果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家人家對我們的生活會有什麼影響的話）我大概會覺得這句話毫無用處；可是對於與希爾貝特長期分離已經肌銷神損、忍受巨大痛苦的我，這句話會引起我巨大的痛苦。其實希爾貝特當我的面與她父親就「郵政部司長」之家談過一次話，可是我從來就沒有再想到這個。對愛情的回憶並不超出記憶的普遍規律，而記憶規律又受到習以為常這個更為普遍的規律之制約。習以為常能使一切都變得淡漠，所以，最能喚起我們對一個人的記憶的，正是我們早已遺忘的事情（因為那是無足輕重的事，我們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們記憶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們身外，存在於帶雨點的一絲微風吹拂之中，存在於一間卧房發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於第一個火苗的氣味之中，在凡是我們的頭腦沒有加以思考，不屑於加以記憶，可是我們自己追尋到了的地方。這是最後庫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們的淚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時候，它仍能叫我們流下熱淚。是在我們身外嗎？更確切地說，是在我們心中，但是避開了我們自己的目光，存在於或長或短的遺忘之中。唯有藉助於這種遺忘，我們才能不時尋找到我們的故我，置身於某些事情面前，就像那個人過去面對這些事情一樣，再度感到痛苦，因為這時我們再也不是我們自己，而是那個人，那個人還愛著我們今天已經無所謂的一切。在慣常記憶的強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漸漸黯然失色，模糊起來，什麼也沒有剩下，我們再也不會尋找到它了。或者更確切地說，如果幾個詞（如「郵政部司長」之類）沒有被小心翼翼地鎖在遺忘中，我們就再也不會尋找到它，正如將某一書籍存在國立圖書館一冊，不這樣，這本書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這種痛苦和這種對希爾貝特的再生之愛，並不比人們夢中的痛苦和再生之愛更持久。這一次，倒是因為在巴爾貝克，舊的習慣勢力再也不在這裡，不能使這些情感持續下去了。習慣勢力的這種效果之所以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這是因為這個習慣勢力遵循著好幾條規律。在巴黎，藉助於習以為常，我對希爾貝特越來越無所謂。我動身去巴爾貝克，改變習慣，即習慣暫時停止，便圓滿完成了習以為常的大業。這習以為常使事物變得淡漠，卻又將事物固定下來，使事物解體卻又使這種解體無限地持續下去。數年來，每一天我都好好歹歹將我的精神狀態套在前天精神狀態的套子上。到了巴爾貝克，換了一張床。每天早上有人將早點送至床邊，這早點也與巴黎的早點不同，這大概就再也支持不住我對希爾貝特的愛所賴以生存的想法了：有時候（這種時候很罕見，確是如此），久居一地會使時日停滯，贏得時間的最好辦法便是換換地方。我的巴爾貝克之行正如大病初癒的人第一次出門一樣，單等這一時刻來到，便可發現自己已經痊癒了。
從巴黎到巴爾貝克這段路程，如今人們一定會坐汽車走，以為這樣會更舒服一些。這麼走，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這段旅程會更真實，因為會更親切地、感受更深切地體會到大地面貌改變的各種漸變。但是歸根結底，旅行特有的快樂並不在於能夠順路而下，疲勞時便停下，不是使動身與到達地點之間的差異盡量使人感覺不到，而是使人儘可能深刻感受到；在於完全地、完整地感受這種差異，正如我們的想像一個跳躍便把我們從自己生活的地方帶到了一個嚮往地點的中心時，我們心中所設想的二者之間的差異那樣。這一跳躍，在我們看來十分神奇，主要還不是因為穿越了一段空間距離，而是它把大地上兩個完全不同的個性聯結在一起，把我們從一個名字帶到另一個名字那裡，在火車站這些特別的地方完成的神秘的過程（比散步好，散步是什麼地方想停下來就可以停下來，也就不存在目的地的問題了）將這一跳躍圖像化了。火車站幾乎不屬於城市的組成部分，但是包含著城市人格的真諦，就像在指示牌上，車站上寫著城市名一樣。
但是，在各種事情上，我們這個時代有一個怪癖，就是願意在真實的環境中來展示物件，這樣也就取消了根本的東西，即將這些物件與真實環境分離開來的精神活動。人們「展示」一幅畫，將它置於與其同時代的傢具、小擺設和帷幔之中，這是多麼乏味的布景！如今，一個家庭婦女頭一天還完全無知，一旦到檔案館和圖書館去待上幾天，便最善於在當今的公館裡搞這種玩藝！但是人們一面進晚餐一面在這種布景中望著一幅傑作，那幅傑作絕不會給予人心醉神迷的快感。這種快感，只應要求它在博物館的一間大廳里給予你。這間大廳光禿禿的，沒有任何特點，卻更能象徵藝術家專心思索以進行創作時的內心空間。
人們從車站出發，到遙遠的目的地去。可惜車站這美妙的地點也是悲劇性的地點。因為，如果奇蹟出現，藉助於這種奇蹟，還只在我們思想中存在的國度即將成為我們生活其中的國度，就由於這個原因，也必須在走出候車室時，放棄馬上就會又回到剛才還待在裡面的那個熟悉的房間的念頭。一旦下定決心要進入臭氣衝天的獸穴——經過那裡才能抵達神秘的境界，進入一個四面玻璃窗的偌大的工場，就像我到聖拉扎爾的四面玻璃窗大工場里去找尋開往巴爾貝克的火車一樣，就必須放棄回自己家過夜的一切希望。這聖拉扎爾車站，在開了膛破了肚的城市高處，展開廣闊無垠而極不和諧的天空，戲劇性的威脅成團成堆地聚集，使天空顯得沉重，與曼坦那 或委羅內塞 筆下那幾乎形成巴黎時髦的某些天空十分相像。在這樣的天空下，只會完成某一可怕而又莊嚴的行動，諸如坐火車動身或者豎起十字架。
在巴黎，我躺在自己床上，從鵝毛大雪漫天飛舞中遙望巴爾貝克那波斯式教堂，不出此限時，我的軀體對這次旅行並沒有提出任何異議。只有當我的軀體明白了它必須親自出馬，抵達的當晚，人家要把我送到它很陌生的「我的」房間去的時候，異議才開始出現。動身的前一天，我明白了母親並不陪同我們前往時，它的反抗就更加激烈。我父親與德·諾布瓦先生動身去西班牙之前一直要留在部里，他寧願在巴黎郊區租一所房子度假。此外，欣賞巴爾貝克的美景，並不因為必須付出痛苦的代價去換取就使人的慾望大減。相反，這痛苦在我看來，似乎能使我即將去尋求的印象現實化，保證它的真實性。任何所謂相同美麗的景色，任何我得以去觀看，而又並不因此就妨礙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去睡覺的「全景」都無法代替這種印象。我感到喜歡做什麼事的人和為此而感到快樂的人並不是同一些人，這已不是第一次了。給我看病的大夫見我動身當天早晨神色痛苦，大為驚異，他對我說：「我向你保證，哪怕我只能找到一周的時間到海濱去乘乘涼，我決不擺架子等人來請我。你馬上可以看到賽船競渡，太好了！」我認為自己和這位大夫一樣深深嚮往著巴爾貝克。對我來說，甚至早在去聽貝瑪演唱以前，我就已經知道，不論我喜歡什麼，這件東西永遠只能放在痛苦追求的盡頭，而在這痛苦追求的過程中，我首先必須為這個最高的利益犧牲我的快樂，而不是去尋求快樂。
和從前一樣，我的外祖母仍然熱切希望賦予人們給予我的饋贈以藝術性，自然她對我們動身的想法就不同。為了通過這次旅行對我進行一項部分古典式的「考驗」，她本來打算一半乘火車，一半乘馬車，來完成當年德·塞維尼夫人從巴黎經過肖內和歐德邁爾橋到東方 去所走過的這段旅程 。但在父親的明令禁止之下，外祖母不得不放棄這個計畫。我父親知道，外祖母安排一次外出，以便將出門旅行所能包含的智力方面的好處全部發揮出來時，事先便可預知會有多少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