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無論春夏秋冬，每當拂曉，那裡都籠罩著濃重的霧氣。霧氣直到日出才漸漸消散。於是它們就令人肅然地完全顯現出來了。就是那兩座高高的鐵塔。
那裡是中蘇邊境地帶。
從我們連隊出發，往北穿過一片榛子林，蹚過一片淺沼，便等於站在邊境線上。矗立在兩國領土上的那兩座高高的鐵塔，如倒鑄在那一片荒原地帶的鋼鐵的驚嘆號，警告兩國人——不許犯我！除了那兩座鐵塔，再無任何作為國界的明顯標誌。
但是，撥開荒草仔細探尋，會發現一根根七歪八斜、半米高的木樁子。它們經過常年的風吹雨淋，水泡日晒，失去了本色。有的已經腐爛倒地，像一截截人腿骨。進一步觀察，又會發現將它們連接起來的鐵絲。鐵絲粗細不同，某一段帶鐵刺，某一段不帶鐵刺。農場老職工們會告訴你，帶鐵刺的鐵絲，是蘇聯的，不帶鐵刺的鐵絲，是中國的。兩國的鐵絲，都銹透了。七歪八斜的木樁子和銹透了的鐵絲，組成名副其實的國境「線」。與其說具有防範性，毋寧說只具有象徵性。一到冬天，幾場大雪之後，連這條國境「線」也不存在了。更起作用的，是兩國人們心理上的國界。
這道國境「線」究竟有多長，誰也說不清楚。據農場的老職工們講，這一地帶原來沒有國境線。兩國的人同在這裡牧馬、放羊、打草、開荒。蘇聯百姓，常到這裡來和中國的農場職工做買賣，互相從不計較盧布和人民幣的比值。以物易物，用俄國式的狐皮帽子、靴子、金屬小酒盅、打火機、氈子等，交換中國人土造的烈性「北大荒酒」、葉子煙、棉布、獸皮、陶瓷器皿。兩國男女青年相愛成親的事，也不算稀奇。跨越兩國領土回娘家的女人們，是不需要辦理任何出入境手續的，絕不會受到兩國邊防軍人的盤查。這片草地著過幾次荒火，荒火是被兩國的百姓和兩國的邊防軍共同撲滅的。
六十年代的某一年秋天，中國農場的職工們，接到上級命令，連夜砍伐了許許多多木樁子。天沒亮，場部就集合了幾十輛馬車，拉著木樁、鐵絲和幾百名青壯職工，十分緊急地來到這裡。蘇方，也出動了近一個營的士兵。顯然他們也早有準備。十幾輛「嘎斯」卡車上也滿載著木樁和鐵絲。於是，中蘇雙方，展開了一場緊張的釘木樁子「競賽」。一會兒是蘇聯士兵在前，一會兒是中國的農場職工在前，雙方都不甘落後。雖然沒有裁判，「競賽」卻並未發生爭端或衝突。平和地開始，平和地結束。緊張氣氛僅體現在速度方面。這場速度交替領先的競賽，造成了這一地帶邊境線的犬齒狀態。
雙方的人們，似乎比需要邊境線更需要物資交換。各種交換隔著鐵絲網繼續進行。節假日前，交換頻繁的日子裡，雙方的百姓，隔著鐵絲網排開半里地，使邊境線上熱鬧異常，像一條市場街。雙方的邊防軍人，則像市場管理員，對交換的公平與否參與意見。
做了鐵絲網這邊或那邊媳婦的女人們，對這道邊境線的存在感到很不習慣。她們只能在天黑以後偷偷地鑽來鑽去。說是「偷偷地」，其實有點「明目張胆」。雙方的邊防軍人發現了，睜隻眼閉隻眼，一般情況下都裝沒看見。而孩子們卻享有特權，邊境線給他們帶來了鑽鐵絲網的樂趣。離不開母親懷抱的小孩子，有時則在雙方邊防軍人的觀望下，隔著鐵絲網被遞送給外公外婆，大舅小姨，抱回去喜歡幾天。也有的女人，晚上鑽過鐵絲網那邊，就再也不鑽回來了。鑽過來鑽過去的，她們嫌太「出洋相」。好說好散，並不需要法院判決，也不需要辦離婚手續。稱得上「文明離婚」。孩子們反正是不被鐵絲網所隔的，並不感到有失去母親的威脅。斷奶遲的小孩子，有時被爸爸們抱著，來到這裡吮幾口去而不歸的媽媽的奶，解解饞。男人對這道鐵絲網的不習慣，多半是因為不習慣和他們的女人分開。
不久，蘇方那面豎起了一塊大標牌，兩國都醒目地寫著同一句警語：站住！朝中方這一面，寫的是中文；朝蘇方那一面，寫的是俄文。
一年後，對面建起了那座高高的鐵塔。中方「照此辦理」，也建起了一座高高的鐵塔。二十三點六米——用測高儀測出的對方那座鐵塔的準確高度。中方的鐵塔也建得這麼高，用掉了牡丹江地區幾家大機械廠運來的百十噸鋼材。兩座高高的鐵塔，彷彿兩個對峙的巨人，構造幾乎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蘇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尖頂。我方瞭望塔上的小屋，是平頂。站在瞭望塔上，會頓有「天高草低見牛羊」的感覺，邊境線這邊和那邊幾個村莊里的情況，盡收眼底。
1968年，農場劃歸到生產建設兵團的編製內。我在那一年，成為這一邊境地區的公民。準確地說，是成為一名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我們連是戰略武裝連隊。有了我們這個連隊，原先一個班的邊防戰士調走了。調走的原因不詳。從此我們就擔負起了守衛祖國門戶的使命，「接管」了我方那座高高的鐵塔。我們將鐵塔上的那座小平頂房刷成了紅色，使它成為我們「紅色中國」的象徵。我們稱蘇方那座鐵塔為「鐘樓」，稱我們這座鐵塔為「紅房子」。「紅房子」這種叫法是從上海知識青年中開始的，他們說它令他們想到了上海的一家西餐館。
我每天有四個小時是和班長郭曉東一起在「紅房子」里度過的。有時白天，有時夜裡。
郭曉東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三個月，那一年十九歲。他長得很文氣，不太愛說話。他老家在蘇北，上海知青背後都叫他「蘇北佬」。他卻並不氣惱，也不往心裡去，照樣友好地對待他們。我和他不久便成了朋友。我喜歡他沉靜的性格。同他在一起，我常感到自己的浮躁性格也變得沉靜了。
我們在「紅房子」里站崗，閑悶得無事，就將對面鐵塔上的蘇聯士兵當成取笑的對象。兩座鐵塔相距不到百米，用八倍的望遠鏡看去，他們如同面對面站在我們跟前。
有兩個蘇聯士兵，總與我們同時上崗。我們給其中一個起的綽號是「大鬍子」。「大鬍子」體格魁梧，顴骨高聳，長著一臉黑黑的絡腮鬍子。他在鐵塔上來回走動時，身板筆直，步子很大，頗有哥薩克的風度。我們沒給另一個蘇聯士兵起綽號。從望遠鏡里觀察，他很年輕，大概和我們的年齡差不多。而且，他長得很英俊。真的！我只有在蘇聯電影中，才見到過像他那麼英俊的蘇聯小夥子：一張瘦削而線條明朗的臉，一雙淺藍色的眼睛，眸子中經常凝聚著一縷略顯冷漠的沉思，一縷淡淡的憂傷。每次我從望遠鏡中注視著他那雙眼睛，心中就不由得猜想：他可能剛失戀吧？合體的呢質軍大衣，腰間被武裝帶一紮，使他更顯得身姿瀟洒。我和班長都非常羨慕他們的軍大衣。我們的大衣太厚、太肥，穿在身上，使我們這些中國小夥子一個個都顯得非常臃腫笨拙。若紮上武裝帶，就更使我們一個個變成難看的綠色大蜘蛛了。天氣不寒冷到極點，我們是絕不願穿大衣上崗的。
我們不忍給那個年輕、英俊而瀟洒的蘇聯士兵起個什麼帶侮辱性的綽號。因為他不僅有著和我們同樣的年齡，更有著一張和我們同樣的稚氣未消的臉；或許，還和我們一樣，遠離父母遠離親人。他那張臉，他那雙凝聚著沉思和憂傷的藍眼睛，他站在高高的鐵塔上那種意識到自己的使命異常神聖的樣子，會使想給他起個什麼帶侮辱性綽號的人自己內心感到羞恥。
「大鬍子」分明是個老兵油子。他心中顯然早就喪失了邊防軍人的神聖職責感。他經常莫名其妙地站在大鐵塔上大喊大叫，嘰里咕嚕地扯著又粗又破的嗓子引吭高歌。還經常捉弄他那年輕的夥伴，哇啦哇啦地以老兵的資格大加訓斥，甚至無緣無故打對方一拳，踢對方几腳。我看得出，他是在變著法兒自尋開心。在邊境線上，能夠自尋開心，是門不簡單的學問。他那年輕的士兵夥伴，成了他自尋開心的唯一對象。他的拳打腳踢純粹是由於對方不與他配合，使他想開心而又不能真正開心起來，惱羞成怒的結果。
那年輕的蘇聯士兵，在我們的心目中，彷彿也是一種「物體」，是他們那高高的鐵塔的一部分。「大鬍子」不喜歡他那年輕的士兵夥伴。我們不喜歡大鬍子。
「一名好士兵。」一天，在我們的「紅房子」里，郭曉東沒頭沒腦地冒出這一句。
我看了他一眼，見他正拿著望遠鏡朝對面觀望。
那天很冷，零下三十幾度。我們的「紅房子」里有隻小鐵爐。我已生起了火，「紅房子」里熱烘烘的。我和他都半天沒離開「紅房子」。
我問：「誰是好士兵？」
「那個年輕的。」他轉過身，把望遠鏡遞給我。
我走到小窗口，舉鏡向對面望。只見「大鬍子」靠著鐵塔欄杆，仰著臉，正高舉酒瓶子喝酒。而那個年輕的士兵，則一動不動地站著，舉著望遠鏡朝我們的「紅房子」觀察。衝鋒槍橫在他腦前，槍身掛了一層白霜。「對於我們來說，最好的士兵，正是最壞的敵人。」我因為自己隨口說出了一句含有點哲理的話而暗暗得意。
過了一會兒，他回答：「你站在敵對的立場，才那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