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寶島事件爆發前，我們班七個知識青年在黑龍江邊挖沙子。江沙很細，但只能冬季刨開冰凍的沙殼，挖了運走。春季江水一活，沙灘就不存在了。
我們住在江邊一具廢棄的小木房裡。對岸，有一個哨所，駐守著大約一個班蘇聯邊防士兵。冰封的黑龍江，像一條寬闊的馬路。我們每天在「馬路」這邊勞動，他們每天在「馬路」那邊巡邏。他們的一舉一動，盡在我們眼中。他們從未向我們無端挑釁過。我們也並不因他們的存在而感到威脅。雖然他們是士兵，我們是知青，他們人人手中都有武器，我們有的不過是勞動工具。這裡是太寧寂了。兩國關係的惡化在我們心中造成的對蘇聯人的敵意，溶解在大自然的寧寂之中了。在這個地方，是個人，就會產生想要接近人的願望。如果哪一天江岸看不到那幾個蘇聯士兵，我們倒會覺得在這個寧寂的地方太孤單了。我們一次也沒走到「馬路」中心去過。他們也沒有。在這條寬闊的「馬路」上，國境線不是很分明的。與其說我們和他們都怕因「侵犯」了對方的領土而引起糾紛，毋寧說雙方都很尊重那條不分明的邊境線的存在，謹慎維護這一地帶的寧寂與和平。我們不願被他們看成敵人。他們肯定也是如此。被視為敵人，或者視人為敵，並非美好的事。何況在這一地帶，在這一寧寂的「世界」中，只有我們幾個知識青年和他們幾個士兵。想到「同仇敵愾」這個詞時，倒會懷疑自己心理不正常。
那幾名蘇聯邊防士兵，似乎很適應這個地方的寧寂，生活得也似乎很有規律。他們每天早晨都一溜蹲在江邊，用雪擦臉。而後就排著縱隊在江邊跑步。我們很想學他們，也到江邊用雪擦臉，為了向他們證明，我們中國人的抗寒力，一點也不亞於他們蘇聯人。卻只效仿了一天，沒體驗絲毫樂趣，只得作罷。
他們養了五隻鴿子，每天早、午、晚各放一次。我們將他們的鴿子看成「國際輕音樂團」。他們的每隻鴿子都背著鴿哨。鴿哨聲悅耳極了，美妙極了，令我們非常羨慕。
我們也從連隊帶來了一隻鴿子，一隻潔白的鴿子，一隻雌鴿。我們叫「她」是「白姑娘」，我們很欣賞為「她」起的名字。
我們放過一次「白姑娘」，被他們的五隻鴿子引過去了，三天後才飛回來。從此「她」就被我們囚禁在籠子里，不再放出。
我們不願因為鴿子而與他們——那幾名蘇聯邊防士兵之間發生什麼衝突。
我們珍視這個地方的寧寂。
因為這個地方的寧寂是我們完全沒想到的。
我們都是哈爾濱知識青年。下鄉前，都參加過「深挖洞」的戰備義務勞動。有了這種鍛煉，挖沙對我們來說算是很輕的活了。
二百七十餘萬哈爾濱市人民，除了年邁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誰沒參加過「深挖洞」？小學生參加，中學生參加，軍人參加，機關工作人員參加，街道婦女也參加。黨政軍各級首長，沒參加過的怕也數不出來幾個。「洞」是挖得很深的，工程相當巨大。耗資驚人，可能足夠重建一座百萬人口的城市。小學生們挖洞的積極性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他們一般都是參加運磚勞動。只要能搬動三塊磚的，絕不會搬兩塊，咬著牙也要搬四塊乃至五塊。某個小學校的學生有所「發明」，創造了一種搬磚工具——一塊木板，用粗鐵絲或繩子兩端拴住，掛在脖子上，一次最多可在木板放六塊磚，只要脖子吃得消。這一經驗在各小學迅速推廣。於是凡有小學生的人家中，紅藥水紫藥水和葯布，便成了常備之物。幾百萬人連續幾年內每天挖洞不止，市內街道破壞，交通混亂不堪。惡性交通事故層出不窮。某些建築的地基也遭到嚴重破壞，或傾斜或倒塌，塌方事故在所難免，烈士英靈永垂千古。即使在和平建設的環境里，死人的事也是司空見慣的，更何況為了準備打仗。人們這麼去想，就覺得因「深挖洞」而死也算死得其所了。
市委大樓樓頂安裝了防空警報器，堆了沙袋，架了高射機槍。於是幾所大學，幾座重工業工廠也照此辦理。每隔幾天便會聽到一次凄厲的警報器響。它一響，工人們就跑出車間，幹部們就跑出辦公室，學生們就跑出課堂。各個單位都有洞，人們知道該往什麼地方跑。行走在路上就近尋找不到一個洞可隱蔽的，便迅速卧倒——面朝下，雙手護頭，身體平貼地面。但不能與地面貼得太緊，那樣會被震傷了內臟。也不能趴在離高大建築物太近的地方，會被砸死。這是戰備教育告訴人們的知識，這方面的知識還告訴人們，如此這般，便能在炸彈和原子彈爆炸的瞬間，保存自己的生命。保存自己，是為了消滅敵人。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不是武器。原子彈沒什麼了不起。「深挖洞」就是對付原子彈的偉大戰略方針。為了在城市被蘇軍佔領後，繼續與蘇軍開展現代的城市「地道戰」，《地道戰》這部反映抗日戰爭的影片，被列為戰備教育片反覆上映。其實戰意義，「家喻戶曉，人人明白」。
從省市委機關辦公室的玻璃，到各條小街窄巷中每家每戶的玻璃，防空襲的米字白紙取代了花樣翻新的紅紙剪的「忠」字和「公」字。居民委員會的委員們，定期到各家各戶視察，嚴肅批評張家或李家玻璃上的紙條貼得不符合戰備要求。某些重要單位和大企業向外地轉移。全國著名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一大半遷走了。不少單位分期分批向農村疏散人口。許許多多的人們攜妻帶子舉家奔赴農村。戰爭的威脅削減了人們計較「城鄉差別」的心理。出賣私人房產的招貼在城市各個地方觸目皆是，卻對普通的人們失去了吸引力。舊傢具的拍賣價格降到了幾乎不值錢的地步，很少有人貪便宜問津。更很少有人想到奇貨可居，從中漁利。人們先是想到應將地方糧票變成全國糧票。進一步想到應將錢和全國糧票變成餅乾、罐頭、肉鬆等等可做戰備食品的東西。再進一步想到戰爭一旦爆發，一顆炸彈從天而降，說不定就落在房頂上，穿透房頂掉進屋裡，全家老少於是同歸於盡，儲藏了再多的戰備食品豈不也是枉然。想來想去，還是採用「三光政策」，東西賣光，錢花光，吃光喝光。人們惶惶然不可終日。
我曾任我們中學空襲救助小分隊隊長。「三角巾包紮法」我掌握得很熟練。不止一次在演習中捨身救助「傷員」。不止一次「犧牲」。我們學校是全市中學進行戰備教育的樣板。每個學生的衣里兒都縫著一塊白布，上寫自己的性別、姓名、年齡、父母姓名及工作單位。有的學生還在這塊白布上寫下最簡短的遺言。這是為了中蘇戰爭一旦全面爆發，救助隊員們從廢墟和瓦中拖出我們面目模糊、缺胳膊斷腿的屍體時，也許會從那塊白布知道我們生前是何許人。如果我們的屍體被燃燒彈燒焦，衣服燒成了灰燼，或者更慘一點，身軀被炸得無蹤無影，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老師在對我們講這些時，就像講幾何例題一樣邏輯清楚，合情入理。我們都覺得他「另外一回事」這句話講得格外好，含蓄而明白。我們班有個男同學的生前「遺言」是——崔麗華，我愛你。崔麗華是我們班一名漂亮的女同學。而她的生前遺言是——我想做電影演員。我們都是那個男同學的好朋友，都挺為他感到遺憾。因為崔麗華在生前「遺言」中並沒寫明也愛他。他不在乎這一點，說：「反正即使她也愛我，這依然是沒法成為現實的事兒，我想戰爭一旦打起來，我倆絕不可能在戰後都僥倖活下來。」大家又覺得他的話頗有幾分道理。我們下鄉之後，聽說他和她都頑強地「留守」在城市，與上山下鄉辦公室進行「持久戰」。他在給我的信中寫道：「其實我不是留戀城市，既然戰爭明天就可能爆發，我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有什麼必要呢？」我無法解答他的問題，也就沒回信。
哈爾濱，這座被譽為東方小巴黎的城市，這座被譽為音樂歌舞之搖籃的城市，這座受蘇聯文化藝術乃至生活方式影響最久最深的城市，這座曾被它的市民們毫不懷疑地認為是「背靠老大哥」「第三次世界大戰最可靠的後方」的城市，在那些不尋常的日子裡，經常響起防空警報器的凄厲聲音，它變成了一座空前混亂、無比骯髒、人心騷擾的城市。變成了一座註定將要在中蘇戰爭中被炮火從中國地圖上抹去的城市。變成了蘇聯導彈將重點摧毀的目標。它的每一個市民彷彿都處在朝活夕死的戰爭威脅中。
戰爭，戰爭，不是明天爆發，就是後天爆發。在編匯了關於戰爭的「最新最高指示」的語錄本上，可以查到這樣一句話——「中蘇戰爭不可避免，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好」。人們虔誠地朗讀這段預言戰爭的語錄時，心中充滿了沉重的憂鬱。中國人不是戰爭狂，卻希望早打。打過了，就拉倒了。他們是這麼想的。成年人都甘願由自己這一代承擔起戰爭的災難，而將和平歲月留給子孫後代。無論這災難是多麼巨大多麼殘酷。青年人們都預備著血染疆土，英勇捐軀。
然而當我們來到黑龍江邊，每天無遮無掩地暴露在蘇聯邊防士兵的眼中，置身在對方武器的最佳射程之內，那種在城市每天所感受到的戰爭威脅，卻減少到了似有似無的程度。我們彷彿走出了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