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寫完了。一個老人，他的腰也彎了，背也駝了，他寫作時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恐怖幾乎把他壓垮，現在，他終於可以把目光從這些構成他的寫作內容的恐怖身上移開，顫巍巍地心滿意足地抬起頭來，去看一看那高高的一摞生機勃勃的稿紙了，那是他辛勤勞動的成果，是這些充斥著回憶和時政大事的歲月的產物。一項任務終於在克服了重重困難的情況之下完成了，就天性而言，我並不是適合這項任務的人，雖然我並不是為這項任務而生，但是，愛、忠誠和耳聞目睹的見證卻使我負有完成這項任務的使命。愛、忠誠和耳聞目睹的見證能夠做到的事情，無私奉獻能夠做到的事情，現在都已經做到了——算了，我也就只好這樣了。
在我開始記錄這些回憶，記錄阿德里安·萊韋屈恩的生平經歷時，由於作者的緣故，也由於這部傳記的主人公是藝術家的緣故，所以，當時是一點也沒有指望日後能夠把它拿出來公之於世的。這一點或許現在，在現在這個時候，這頭曾把觸手伸向地球乃至地球以外的空間的國家怪獸已經恣意狂歡到了盡頭，它的那些個首領 紛紛要他們的大夫先把他們毒死，然後再澆汽油焚屍，好讓他們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得一乾二淨——或許，我說的是，在現在這個時候，可以去想這件事情了，即發表我的這部能夠提供有益幫助的作品。可是德國卻按照那些惡棍的心愿從根本上被徹底摧毀了，想要它在短期之內恢複那種展開某項文化活動的能力，哪怕是出版一本書的能力，甚至於連這一點，你都不敢去有所奢望了，而我實際上也時不時地考慮過資金和途徑問題，想過要把這些書稿弄到美國去，讓它們首先以英譯本的形式呈現給當地的人類。我覺得，這樣做似乎也並不是太違背我那已經作古的朋友的心意。當然，隨著這種想法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想法則是，我的這本書肯定會在那個文明圈裡引起實質性的震撼，我不無擔心地預見到，把它譯成英文，至少是把它的某些太過根深蒂固的德意志的部分譯成英文，將被事實證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我另外還預見到的東西是，當我現在簡要地彙報完這個偉大的音樂家的生命的結束並最終對我的手稿作一個了結之後，我的心裡將會泛起一種空蕩蕩的感覺。像這樣令人心潮澎湃和殫精竭慮的寫作工作，我今後將是不會再有的了，我會懷念它的，多年來，我為它忙碌，堅持不懈地把它當作一項義務來履行，也正因為如此，可以說是它幫助我度過了這些歲月，要知道，如果是純粹閑呆著的話，熬過這些歲月恐怕是要艱難得多得多，我眼下正在四處尋找一個未來能夠替代它的工作，但暫時還沒有找到。真實的情況是：我十一年前被淘汰出我的教師職位的種種原因正在歷史的陣陣驚雷聲中失去意義。德國自由了，如果可以把一個被消滅和被剝奪行為能力的國家說成是自由的話，因而，我可能很快就會再也不受任何阻礙地恢複原職，重回學校工作了。亨特普佛特勒爾閣下已經附帶著向我指出了這一點。我又將會去人文中學教高年級學生，請這些學生多多用心去學習那種把對高深的眾神的敬畏同對奧林匹克的理性和明朗的合乎道德的崇拜融為一種虔誠的文化思想嗎？可是啊，我擔心，在那狂野的十年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恐怕很難理解我的語言，就像我也很難理解他們的語言一樣，我擔心，我的國家的這代青少年已經變得讓我感到太陌生，以至於我不大可能再做他們的老師了，而且，更有甚者：就連德國自己，這個不幸的德國，也變得讓我感到陌生，陌生極了，這裡面的原因就在於，我確信會有一個令人可怕的結局，我不讓自己和它的罪孽沾邊，而為了避開它的罪孽，我隱姓埋名，離群索居。難道非要我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嗎？而且還要再問一問：我其實是這樣做的嗎？我追隨過一個痛苦的重要的人，直到他去世為止，我用筆描繪了他那始終是讓我又愛又怕的一生。我覺得，我的這種忠誠似乎可以擔保我是驚恐萬狀地逃離我的國家的罪責的。
那天在鋼琴旁的癱瘓性休克讓阿德里安陷入昏迷，十二個小時之後他才蘇醒過來，他在這個從昏迷到蘇醒的過程中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出於對死者的崇敬，我無法再去詳細描述了。他不是蘇醒過來，恢複知覺，恢複他自己原來的樣子，而是以一個陌生的自我而重新存在，這個陌生的自我就僅僅只是他的個性和人格的筋疲力盡的外殼而已，和那個先前叫過阿德里安·萊韋屈恩的人實際上再也沒有任何關係了。「痴呆」這個詞的原始意思不是別的，就是偏離原來的自我，即自我異化。
因此，我現在要講的就只是：他沒有繼續留在普菲弗爾林。呂迪格爾·席爾德克納普和我義不容辭地承擔了把這個病人送往慕尼黑的艱巨任務。上路前，屈爾比斯大夫給他服用了鎮定劑，我們把他送到位於奴姆芬堡的那家全封閉精神病醫院，阿德里安在那裡呆了三個月，由馮·赫思林大夫對他進行治療。這位經驗豐富的專家的預後診斷很快就毫無保留地表明，他所患的是一種精神疾病，其病情不會好轉，只會惡化。而最典型的癥狀卻恰恰會在病情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消退，正確的治療可以使病情轉入即使不是更有希望，但卻是較為安靜的階段。正是這個信息促使我和席爾德克納普幾經商量之後決定，等等再說，暫且不去通知他的母親，遠在布赫爾農莊的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她兒子的生命遭受這樣一場劫難，她要是接到消息，肯定馬上就會趕到他那裡去，而如果說還有什麼安慰可以指望的話，那麼，不要讓她看到她的孩子在住進精神病院接受治療之後病情仍未得到緩解的情況，不要讓她看到這種令她震驚、甚至是難以承受的情形，看來就是最為人道的做法了。
她的孩子！阿德里安·萊韋屈恩又重新只是她的孩子，而再也不是別的什麼了，因為，這個年邁的女人終於有一天——正值這年的入秋時節——來到了普菲弗爾林，為的就是把他帶回圖林根的故鄉，帶回他童年的地方，他的外在的生活框架其實早就已經同這些地方處在了一種奇特的對應之中：一個無助的、沒有行為能力的孩子，對於他曾經作為男子漢所曾有過的驕傲的飛翔，他不再留有記憶，或者說只留有非常模糊的、埋藏在了他的心底的記憶，他跟從前一樣牽著她的圍裙，而她也跟早年一樣，不得不，或者說——被允許等待他、管教他、呼喚他、批評他「不聽話」。如果一個人已經勇敢頑強地從他原初的狀態中解放出來，而且還是在他頭暈目眩地繞著世界轉了一圈之後，再又疲憊沮喪地重返母體，那麼，沒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到寒心和哀怨的了。然而，我的信念卻是建立在明確無誤的印象的基礎之上的，我堅信，這一個，這一個母體，在經歷如此悲劇性的回歸的時候，儘管會感到萬分痛苦，卻也並不是沒有感到一點滿足，沒有感到一點愜意的。對一個母親而言，她的英雄兒子的這種伊卡洛斯 飛行，這種陡峭的不再需要她的呵護的男人的冒險，實際上就是一種有罪的，同時也是不可思議的誤入歧途，每當她聽見誤入歧途的他說出那句感情疏遠的思想嚴厲的「女人，我與你何干？」 時，她都會暗自神傷，儘管如此，她還是原諒了一切，讓這個摔倒的人，被摧垮的人，這個「可憐的、親愛的孩子」，重新回到她的懷抱，她的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假如他永遠沒有脫離過的話，他的情況會好得多。
我有各種理由相信，在阿德里安安心於鬱鬱寡歡地享受這種就算是筋疲力盡的人也可通過其精神的謝幕而贏得的舒適之前，一種對於這種溫柔的侮辱的恐懼，一種對於它的本能的抗拒，還作為他的傲慢的殘餘，依然存活在他的精神黑夜的深處。能夠說明這種本能的憤怒和逃避母親的渴望的是，至少能夠部分地說明的是，在我們設法讓他明白並告訴他說，艾爾絲貝特·萊韋屈恩已經接到有關他身體不適的通知，並且已經上路，馬上就要趕來看他的時候，他曾經試圖自殺。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在赫思林的醫院接受治療期間，我獲准探望他的機會極少，而且每次也都只有很短的幾分鐘時間，這樣治療了三個月之後，某種程度的平靜——我不說：好轉，某種程度的平靜達到了，赫思林大夫因此同意把病人接回寧靜的普菲弗爾林進行家庭護理。經濟上的原因也支持這樣做。於是他又被他所熟悉的那個環境所接納。剛開始時，他還必須忍受那個送他回來的男看護的監督。但他的行為似乎證明，即便是這樣的看管，撤走他也是合理的，於是，照顧他的任務首先就又全部落到了農莊里的人們身上，而首當其衝地又落在了他們之中的施魏格施迪爾太太頭上，她，自從格雷翁把一個精明強壯的媳婦給她娶進門後（與此同時，克萊門蒂娜也成了瓦爾茨胡特火車站站長夫人），只消守著終老財產 享清福，因此有閑暇向她的這位多年的房客奉獻她的人道，這個房客雖然身份地位比她高，但其實早就已經變得像是她自己的一個兒子了。他信任她勝過任何人。他和她手拉手地坐在修道院院長辦公室或屋後的園子里，這顯然是他最滿意的狀態。當我第一次重返普菲弗爾林去探望他時，我就發現他是這個樣子的。當我邁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