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健康狀況處於最低谷的時候，萊韋屈恩會把自己所受的折磨比作是「小人魚」那刀割般的疼痛，不僅如此：他在我們的交談中還為此專門使用了一個形象精確而又奇特的比喻，只是我過了好幾個月後，即1919年春，才又重新想起這個比喻來，但也恰好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奇蹟般地擺脫了疾病壓迫，他的精神猶如劫後餘生的浴火鳳凰騰空而起，飛向最高的自由，迸發令人驚嘆的力量，一種不可遏制的，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肆無忌憚的，反正是不可阻擋的和生拉硬拽著的，幾乎是持續不斷的創造的力量。而與此同時，恰恰是這個比喻卻讓我隱約感到，這兩種狀態，沮喪的和高漲的，它們之間的內在界限其實並非是涇渭分明的，並非是毫無聯繫地彼此分離的，相反，後者在前者身上已經開始準備醞釀，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是包含於前者之中的了。同樣，隨後爆發的健康和創作階段反過來也根本不是一個舒服愜意的時期，就其性質而言反倒同樣也是這樣一個被攪擾糾纏、被痛苦驅使和困窘難耐的時期……哎，我寫得真糟！我恨不得一口氣把什麼都說完，這種慾望讓我的句子泛濫成災，驅使它們偏離它們最初為之提供記錄服務的那個基本思想，也致使它們繼續四處瀰漫，大有要把這個思想從它們的視線之中抹去之勢。讀者想要說出的這種批評我來替他們說出，我這樣做沒錯。不過，這種倉促從事和我的初衷的漸行漸遠卻是由於情緒激動所致，我因為回憶這個時期而陷入這種激動，我現在所涉及的正是這個時期，即德意志獨裁國家崩潰連同其深刻的哲理的鬆懈時期，這種鬆懈也把我的思考拽進它的漩渦，我的穩重成熟的世界觀被新的東西團團圍住，而處理消化這些新東西對它而言可並非易事。我感覺，一個時代即將結束，這個時代不僅包括十九世紀，而且還要回溯到中世紀末期，回溯到對經院哲學束縛的衝破，回溯到個性的解放、自由的誕生，這個原本不得不被我真正視為我的另外一個精神家園的時代，簡言之，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時代——我感覺，比如說，它的喪鐘已經敲響，一種生命的突變就要完成，世界就要進入一個新的、尚不知如何命名的黃道十二宮。這種持續地督促著人去高度注意的感覺其實並不是這場戰爭結束才有的產物，它其實早就是世紀之交過後的1914年戰爭爆發時的產物，是像我這樣的人在當時所體驗到的那種震驚、那種被命運攫住的感覺的基礎。現在看來並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場具有瓦解作用的失敗把這種感覺推向極端，而同時也並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這種感覺在一個像德國這樣被推翻的國家裡對人們心靈的統治，同在戰勝國國民那裡相比，要顯得更加堅決徹底，而戰勝國國民的平均思想狀況也正是由於戰勝的原因而顯得要保守得多。他們絕對不會，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覺得這場戰爭是深刻的和錐心刺骨的歷史的重大轉折，而是把它看作一場被順利終止的干擾，干擾結束之後生活又會重新步入因它的撞擊而脫離的正軌。所以我很羨慕他們。我尤其羨慕法國的是，其具有維護作用的資產階級的精神狀態通過這場勝利，至少從表面上來看，是得到了辯護和證實的；我羨慕其可以通過這場勝利來汲取那種躺在古典理性懷抱之中的安全感。可以肯定的是，那時的我假如身在萊茵河彼岸的話，會比在我們這裡感覺更舒服，會更有家的感覺，在我們這裡，如前所述，有很多新的東西、令人驚慌失措和膽戰心驚的東西，開始向我的世界觀發起進攻，我因為還有良心，所以我必須同它們展開爭鳴——寫到這裡，我想起了當年在位於施瓦賓的一個住所里所展開的思想混亂的晚間討論，住所的主人是某個叫做西克斯圖斯·克利德威斯的先生，我是在施拉金豪芬的社交沙龍里認識他的，我馬上還會回過頭來說他，這裡暫且只先交代一點，即在他家裡舉行的這些聚會和思想商討我經常參加，由於我的態度極為認真，所以我沒少受糾纏——同時我也以一個親近的朋友的身份，全心全意、激動萬分且常常是驚恐萬狀地列席了一部作品的誕生，這部作品同那些討論之間存在著某些大膽的和預言性的聯繫，是在一個更高的創造性的層面上對它們所作的證實和實現……我現在要補充的是，儘管我參與上述種種事情，但我同時仍然必須堅守我的教師崗位並保證履行我作為丈夫和父親對家庭所應承擔的義務，因此，可想而知，我是多麼的緊張，多麼的勞累，這種過度疲憊在當時已經成為我的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再加上我所攝入的食物又都是低熱量的，所以我的體重在兩者的夾擊之下沒少降低。
即使是說這個，我的目的其實也只是為了說明那個迅急的、危險的時代的特徵，而肯定不是為了要把讀者的同情引誘到我這個微不足道的個人身上，我個人在這些回憶之中始終只配佔據一個幕後的次要的位置。我的迫不及待的報道的熱情想必會時不時地給人造成一種思維奔逸、意念飄忽 的印象，對此我已經在前面表達過我的遺憾了。不過，這卻是一種錯誤的印象，因為我正在非常嚴格地按照我的思想意圖行事，而另外我也沒有忘記的是，除了阿德里安在他最痛苦難耐的時候所用的那個小人魚的比喻之外，我還有意再用一個感人的、意味深長的比喻。
「我感覺如何？」他那時對我說道，「大致就像約翰在油鍋里殉道。你必須非常精確地這樣去想像。我作為一個虔誠的受難者蹲在盆子里，盆子架在熊熊燃燒的木柴垛上，一個老實聽話的人在用手拉風箱，認真地鼓風旺火；而且是當著皇帝陛下的面，陛下在很近的地方觀看這件事情——那是皇帝多米提安，你要知道，一個了不起的高個子土耳其人，背上披著件義大利錦緞；行刑助手背著羞恥袋，身上的衣服隨風飄動，他用一把長柄大湯勺把滾燙的油澆到我的脖子上，我坐在油里，虔誠肅穆。人家就用這樣的手藝給我澆油，我如同一塊煎肉，一塊地獄的煎肉，這個場面很值得一看，你也被邀請去了，你混在柵欄後面那些興趣濃厚的看客群里，那些高級官員，那些被請來的觀眾，有的戴著頭巾，有的戴著十分古老的德意志便帽，而便帽上面還罩了硬禮帽。誠實的城裡人——以及他們的觀賞的興緻享有執戟士的保護。他們相互指指點點地在那裡觀看一塊地獄煎肉的境況。他們把兩根指頭放在臉頰上，把兩根指頭放在鼻子底下。一個胖子舉起一隻手，似乎想說：『願上帝保佑每個人！』婦女們臉上寫滿單純的喜悅。你沒看見嗎？我們全都一個緊挨著一個，整個畫面都忠誠地用人物形象填滿了。為了不留一個小空，甚至於多米提安先生的小狗也一起來了。只見它的臉上流露出德國種剛毛小猛犬的憤怒表情。背景則是凱澤斯阿舍恩的鐘樓、凸肚窗和山牆……」
當然，他原本應該說的其實是：紐倫堡的。因為他所描繪的東西，用那種跟描繪女水妖的身體變成魚尾時一樣令人熟悉的惟妙惟肖所描繪的東西，由於他的描繪是如此的惟妙惟肖，所以，還沒等他說完我就知道是什麼了，他所描繪的東西就是丟勒的木版畫系列《約翰啟示錄》的第一幅。這個比喻——它那時在我看來是奇怪而牽強的，而且它還馬上讓我產生某些預感，而當後來阿德里安的那個計畫，即他正在努力完成的、幾乎要把他壓垮的、令他為之不顧病痛折磨而竭盡全力的那部作品，在我的面前慢慢顯露出來時，我怎麼就不該回想起它來呢？這個藝術家的沮喪的和因為創作而高漲的狀態，他的疾病和健康，它們彼此之間絕對不是截然分開的，我這樣說難道不對嗎？其實健康的因素更多是在生病的時候，而且似乎還是在疾病的保護之下，展開工作，而疾病的因素也會在發揮天才作用的同時被轉化為健康，我這樣說難道不對嗎？說真的，不是別的，我感謝友誼讓我獲得這種認識，這份友誼雖然給我帶來很多苦惱和驚恐，卻也始終使我內心充滿自豪：天才是一種在疾病中被深刻體驗的、從疾病中汲取的並因疾病而富於創造性的生命力形式。
這部關於世界末日的清唱劇的構思，阿德里安暗自為它而下的工夫，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一個時期，在那段時間裡，他的生命力似乎已經完全枯竭，而那之後，在短短的幾個月里，他迅猛地把它寫在了紙上，他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猛烈和迅捷總是讓我浮想聯翩，在我的想像中，那種困苦的狀態好像就是一種避難所和藏身之處似的，他的天性縮回這裡，以便不被人窺見、不被人懷疑地躲在被斷了後路的、與我們的健康生活痛苦隔絕的隱蔽之所里，醞釀和展開普通的舒適根本無法為其提供所需的冒險精神的構思，而這些構思似乎也很願意自己被人從地底下搶出來，被人從地底下一起帶上來重見天日。前面我已經說過了，他打算做的這件事情只是一步一步地，經過一次又一次拜訪，才逐漸為我所知的。他又是寫，又是畫，又是收集，又是研究，還搞連接組合。這些都不可能一直瞞著我，當我發現這些的時候，我內心是感到由衷的滿足的。試探性的詢問在起初的幾周里還會遇到他的沉默和抗拒，他會半是戲弄、半是羞怯生氣地擺出一副誓死捍衛一個陰森恐怖的秘密的架勢來，他會皺起眉頭大笑一陣，還會說些諸如「你還是少管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