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8月的最初幾天，作為預備役副中士的我接到歸隊命令，於是趕緊頂著酷暑匆匆起程，火速從弗萊辛輾轉趕往圖林根的瑙姆堡與我所在的軍團匯合，我一路上換乘了好幾趟火車，趟趟擁擠不堪，途中停留的候車大廳也是個個水泄不通，月台上全都擺滿行李，一排一排地平放整齊。
戰爭爆發了。這場在歐洲上空醞釀已久的厄運終於降臨了。它搖身一變，預先制定的全部計畫和預先進行的全部訓練均給人以有條不紊地「順利進行」的印象；它以這樣的面目橫掃我們的城市，在人們的頭腦和心靈里掀起恐怖的、騰達的狂瀾和困頓的萬丈激情，讓他們強烈地感到被命運扼住了咽喉，強烈地感到力量倍增，從而勇於奉獻犧牲。我現在樂於相信的是，在另一方，在敵對的，甚至是和我們結盟的那些國家，這次命運的短路當時恐怕更可能是被當作災難和「巨大的不幸」來看待的，這後一個詞是我們當時常常能在田間地頭聽到的從法國婦女們口中用法語說出來的話，當然，她們是在她們的國家、她們的客廳和廚房裡感受這場戰爭的：「哦，先生，這場戰爭，這是多麼巨大的不幸！」在我們德國，這一點現在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了，然而在當時，它最先呈現的面目卻是崛起，是歷史性的熱情高漲，是覺醒的快感，是對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擯棄，是從世界的停滯不前的狀態解放出來，是這個世界不可以再這樣繼續停滯下去的呼聲，是對未來的歡欣鼓舞，是對義務和男子漢氣概的呼喚，簡而言之，是一派英勇的喜氣洋洋的熱鬧景象。凡此種種都讓我弗萊辛最高兩個年級的學生們激動得滿面通紅，兩眼放光。在這裡，青年人的當兵欲和冒險欲同一場速戰速決的緊急畢業考試的好處不無滑稽地結合在一起。他們一個個向徵兵處蜂擁而去。而我自己呢，自然也是滿心歡喜，因為我無須為自己呆在家裡而遭受他們的鄙視了。
總之，我現在無意否認的是，這種全民性的熱情高漲我也完全有份，我當時就試圖這樣對其進行定性，儘管這其中的那種痴迷遠非我的天性，而且這種痴迷也同時讓我感到一絲莫名的恐懼。我的良心——這裡，我是在一種超個人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個詞的——並不是完全純潔的。這樣的一種戰爭「動員」，不管它的表現是如何的義憤填膺和堅不可摧，是如何的人人有責和義不容辭，卻終究不免意味著放縱的假期的開始，意味著真正該盡的義務不盡，意味著一種逃學，一種對不願受到約束的本能的屈服：凡此種種，它和它們的相似之處太多了，因而一個像我這樣成熟穩重的人是不可能對此感到特別舒服的；而道德上的疑慮，即這個國家迄今為止是不是真的做得那樣好，乃至於它真的有權放縱自己去沉湎於這樣一種盲目的自我陶醉，這種疑慮也和上述那些源自個人天性的反抗結合在了一起。然而，在這裡，一個甘願犧牲、甘願赴死的時刻卻來臨了，它使很多東西都被一筆勾銷，也就是說，它就是最後的決定，在這個最後的決定面前說什麼都是多餘的。如果這場戰爭，或多或少被明確地視作是一場普遍的災難的話，那麼，面對這場災難，個體，同樣，還有單個的民族，為了這個連同其自身弱點和罪惡也一併包括在內的時代的弱點和罪惡，就會心甘情願地去經受考驗，就會自覺自愿地去流血造孽；如果這場戰爭被認為是一種犧牲，而通過這種犧牲舊亞當可以脫胎換骨，統一地贏得一種全新的更高層次的生活的話，那麼，在這一非凡的偉業面前，平凡的道德已經被超越，只能是啞口無言。而我現在同樣也無意忘記的是，我們那時是懷著一顆比較純潔的心奔赴戰場的，我們那時並不認為：這場戰爭是我們在家裡早就蓄謀已久的，以至於一場血腥的世界災難會必然被視為是我們內部表演的合乎邏輯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是，真可惜啊，五年前的情況，而不是三十年前的。正義和法律，人身保護法，自由和人的尊嚴在國內受到尊重的情況曾經還算湊合。雖然那個坐在皇位上的，本質上絕非尚武的，為什麼都行，就是不為戰爭而生的舞蹈家和喜劇演員的揮舞曾讓有教養的人感到難堪——而他對文化的態度跟一個落後的笨蛋沒有什麼兩樣。但是，他對後者的影響也僅僅只限於空洞地表示一下制定措施的姿態而已。文化曾經是自由的，它曾經達到過可觀的高度，而且它已經長時間地習慣於完全同國家權力脫離，所以，它的年輕的承載者們恰恰會把一場大的民族戰爭，正如現在所爆發的這場戰爭，看作是取得一種將國家和文化合二為一的生命形式的手段。在這裡佔據統治地位的自然是，正如在我們身上所慣常發生的那樣，是一種特別的自我束縛，是一種完全天真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並不在乎，是的，它甚至認為那是完全理所當然的，即為了德意志的形成發展（而且我們始終還處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之中），已經比較成型而又絕不迷戀災難動力學的全世界都必須和我們一起流血犧牲。人們現在因此而怪罪我們，這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從道德上來看，一個民族為使其集體生活達到一種更高形式而採用的手段——如果為此非要流血不可的話——不應該是對外發動戰爭，而應該是進行內戰。但後者卻又是我們所極力反對的，我們不喜歡打內戰，相反，我們認為我們通過發動那三次沉重的戰爭 換來民族統一——還只是一種部分的，一種有妥協的統一——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們早就是一個大國了，太久了；我們對這種狀況已經習以為常了，我們沒有像預想的那樣感到高興。這種狀況不僅沒有讓我們變得更討人喜歡，反而惡化而非改善我們和世界的關係，這種感覺，不管承認與否，已經根植於我們的靈魂深處。看來是該來一次新的突破了：一種躍升為主宰世界的大國的突破。這樣的突破當然不可能通過呆在自家做道德手工活兒之類的途徑來達到。既然如此，那就打仗，如果有必要的話，就對全世界的人發動戰爭，好讓全世界的人都心服口服，都喜歡我們，這就是「命運」（多麼的「德意志」，這個詞，一個前基督教的原始語音，一個悲劇性的神話的音樂戲劇的主題！）作出的決定，我們就是為了它而熱情洋溢地（只有我們是熱情洋溢地）踏上征途——堅定不移地以為，德國的時代已經來臨；歷史支持我們；繼西班牙、法國和英國之後輪到我們來打造世界和領導世界了；二十世紀屬於我們，在開創於數百年前的資產階級時代結束之後，世界必須在德意志的影響之下，也就是在一種還沒有完全作出最終定義的軍事社會主義的影響之下，來上一次洗心革面。
這種想法，我不想稱之為觀念，同那種想法，即我們是被迫參戰，是神聖的困頓呼喚我們拿起武器，而這些武器其實是早就準備好了，我們其實也早就學會了熟練使用，它們的傑出性能始終散發出秘密的使用的誘惑，同時相安無事地佔據著我們的頭腦——外加那種對四面楚歌的擔憂，而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只有依靠我們自身的強大力量，也就是說：依靠那種立即在別人的國家開展戰爭的能力。就我們的情況而言，進攻和防禦是一回事：它們共同塑造了災難、使命、偉大的時刻、神聖的困頓的激情。就讓國外的那些民族把我們視作正義與和平的破壞者吧——我們有辦法把世界打他個底朝天，直到它徹底改變對我們的看法，不僅欽佩我們，而且也熱愛我們為止。
千萬可別有人以為我這是在出自己的洋相！我沒有理由這樣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我根本不可能要求把自己完全排除在那種普遍的群情激昂之外。誠然，學者本性里固有的成熟穩重可能每每會阻止我發出響亮的歡呼，我的心底里甚至還有可能會下意識地冒出些許批判性的疑慮，而你想的是人人都想的，你感受的是人人都感受的，對此我有可能也會在瞬間萌生出一絲不快，即便如此，我那時卻是真誠地分享著這種激動情緒的。不錯，像我們這樣的人確實會懷疑人人的想法是否就是正確的想法。然而，對於地位比較優越的個性而言，偶爾地，一次性地——而這種偶爾和一次性除了此時此地還能上哪裡去找呢——遁入芸芸眾生，成為滄海之一粟，來無影，去無蹤，卻又不啻為一種巨大的享受。
為了到各家告別，也為了進一步完善我的裝備補給，我在慕尼黑停留了兩天。城裡的氣氛總的來講是莊嚴肅穆的，但也有驚慌和恐懼的情況發生，比如突然大家都會風傳說自來水管里被人下了毒，或者有人認為在人群里發現了一個塞爾維亞間諜。為了避免由於這樣的誤會而被人打死，布賴薩赫爾博士在自己的胸前別滿了黑白紅三色徽章和小旗幟，我是在路德維希大街和他不期而遇時看到他的這副裝扮的。戰爭狀態，最高權力從民事轉到軍事，轉到一個將軍手中，由他來發布文告和聲明，人們對此雖然能夠接受，心裡卻是不無隱憂。而當人們得知，王室成員們都以統帥的身份動身前往他們的大本營，身邊將有精明強幹的參謀長們協助工作，不大可能造成重大損失之後，心裡的一塊石頭這才算是落了地。總之，他們這些人一路上都受到民間的熱烈歡迎。我看見一支支的槍管上都裝飾著花束，一團一團的人馬，在用手帕捂住鼻子的女人們的陪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