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爾·克雷齊馬爾那時還年輕，最多二十五到三十歲之間。他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父母都是德裔美國人。他在他出生的這個國度接受了音樂教育。然而，那個古老的世界，那個他的祖父母從前離開過的地方，那個不僅有著他的生命之根，而且也有著他的藝術之根的地方，卻早早地把他召喚回來，而且還是把他召喚到我們這裡來當凱澤斯阿舍恩教堂合唱隊指導兼管風琴師。在他的漫遊生涯中，他在一個地方的停留時間很少有長過一到兩年的——他在我們這裡的停留也只不過是承前（因為他此前曾在帝國和瑞士的一些個城市小戲院里做過樂隊指揮）啟後的一個階段而已。他同時也是一位小有名氣的管弦樂作曲家，他創作了一部名為《大理石雕像》 的歌劇，該劇在好幾個地方的舞台上上演，受到觀眾的歡迎。
他的外表不大起眼，是個矮小敦實的男子。圓圓的腦袋，小小的經過修剪的髭鬚，愛笑的棕色眼睛，目光時而深沉，時而跳躍不定。如果說凱澤斯阿舍恩還能有那麼一點點精神文化生活的話，那麼，他就是這樣一種生活的一個真正的促進者。他的管風琴演奏專業而卓越，只可惜社區里懂得欣賞的人卻是寥寥可數。不管怎樣，下午對公眾開放的教堂音樂會總能吸引相當多的人前來傾聽，他在這些音樂會上演奏米歇爾·普萊托里烏斯 、弗羅貝爾格爾 、布克斯特胡德 ，當然還有塞巴斯蒂安·巴赫的管風琴音樂，以及各種各樣稀奇古怪的和風俗畫風格的，產生於亨德爾和海頓鼎盛時期之間的作品，而阿德里安和我則是這些音樂會的常客。此外，他還在「公益活動協會」的禮堂里孜孜不倦地作了整整一個演出季的報告，而在講解的過程中，他既會用手在鋼琴上，又會用粉筆在黑板上進行演示。然而，同他的音樂會相反，他的報告，至少從表面上來看，可以說是徹底地失敗了。它們之所以不成功，第一是因為我們的居民對報告根本不感興趣，第二是因為他報告的內容不僅不是通俗的，反而是固執任性和聞所未聞的，第三則是因為他的口吃的毛病使得聽他說話儼然一次令人不安的、設置了重重障礙的航行，時而叫人膽戰心驚，時而又讓人忍俊不禁，而且還特別能夠分散思考本身所必需的注意力並將其轉化為一種焦慮的等待，等待那下一個久坐不起的抽搐。
他的口吃屬於特別嚴重，也特別典型的那種——這無疑是個悲劇，因為他這個人思想深邃，學識淵博，才思泉涌，非常熱衷於傳遞消息、發布信息。當航行到某些路段，他的小船也會在水面上蹦跳舞蹈，滿載著那種很想忽略和忘卻這種缺陷的輕盈，敏捷地一掠而過；然而，無法避免的卻是，時不時地，對此每個人都有理由隨時作好思想上的準備，那爆發的瞬間就會來臨，只見他站在那裡，用漲得通紅的臉去迎接那種折磨：要麼是一個噝擦音阻礙了他，他用張得大開的嘴巴長時間地持續這個音，模仿冒著蒸汽的火車頭的聲響；要麼是在與一個唇音的搏鬥中，他的臉頰鼓脹起來，他的嘴唇開始不厭其煩地爆發短暫而無聲的速射；再要麼就是，突然地，他的呼吸陷入無可救藥的混亂，他就像離開了水的魚兒，張著漏斗形的嘴大口大口地喘氣——而他的兩隻濕潤的眼睛卻依然在笑，真的，他自己對於這樣的事情似乎能夠泰然處之，然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安慰，而且，從根本上講，也不應該責怪觀眾不去聽他的這些講座：在這一點上他們表現出空前的團結，以至於事實是，多數情況下到這個大廳里來捧場的大都只有半打左右的聽眾，即除了我的父母、阿德里安的伯父、年輕的西馬彪和我們兩個之外，剩下的也就只有女子中學的三兩個女學生了。即便是這三兩個女生，但凡遇見這位報告人發生語言障礙，她們保准抓住機會，竊笑不止。
由於門票收入遠遠不夠負擔場地和照明費用，克雷齊馬爾於是決定由自己來掏腰包解決，這也是他的初衷。但我的父親和尼古勞斯·萊韋屈恩卻想辦法說服理事會接受了他們的建議：要麼由協會來填補虧空，要麼協會就不收租金，理由是，這些報告對文化教育和公益事業均意義重大。這顯然是一種出於朋友情誼的幫助，因為所謂的公共利益其實是值得商榷的，因為社區公眾並沒有來，而且，前面也已經講過了，報告內容的特殊性也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之一。文德爾·克雷齊馬爾有一個信條，我們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從他那張首先是被英語熏陶過的嘴裡聽到他的這個信條，即重要的並不是別人的興趣，而是自己的興趣，而是要去激發興趣；只有當一個人是從骨子裡對一件事感興趣時，他才可能，然後也才有把握去做到這一點，這也就是說，如果他對什麼感興趣，那他就要不停地去說，而只要他用了這種辦法，那他就是不想去把人家吸引到這個興趣上來都不行，那他就是不想以此去感染別人都不行，所以，創造一個前所未有的、出人意料的興趣，比起去迎合一個現有的興趣來，那可是要有價值得多。
然而，令人感到極為遺憾的是，我們的觀眾幾乎沒有給過他證明這一理論的任何機會。當然，在我們少數幾個人這裡，他的理論倒是完全經受住了考驗。那座古老的禮堂空空蕩蕩，只有我們幾個坐在編了號的椅子上，拜倒在他的腳下，我們被他身上的東西牢牢攫住，我們從未想到這些東西會如此吸引我們，甚至於他那駭人的結巴也最終化為他的熱情的一種扣人心弦的表達。每當尷尬發生之時，我們大家往往都會沖他點頭，有的男士或許還會說上幾句「沒事，沒事」、「一會兒就好」、「不打緊」，以示安慰。之後，癱瘓在樂觀地傳遞歉意的微笑中解除，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隨著新一輪陰森可怖身手敏捷的捲土重來，這種微笑便又會消失得一乾二淨。
那麼，他都講了些什麼呢？嘿，這個人可以為「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作品第111號為什麼沒有第三樂章」這個問題花上整整一個小時時間——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值得一談的話題。可是，只要想想貼在「公益活動」之家門口的海報，登在凱澤斯阿舍恩《鐵路報》上的廣告，你就禁不住會問它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激起公眾的好奇。人們實在是無意於知道作品第111號為什麼只有兩個樂章。我們這些前往參加討論的人自然是度過了一個大開眼界的傍晚，儘管在此之前我們對於報告中所說的那首奏鳴曲還一無所知。但我們卻通過這次活動認識了它，而且還了解得極為詳細，因為克雷齊馬爾在提供給他的那架十分廉價的鋼琴上（三角鋼琴沒有得到批准），雖然免不了轟隆之聲，但卻是非常成功地演奏了它，其間他還對它的思想內容進行了極為透徹的分析並描繪了它及其另外兩首協奏曲創作形成的生活背景。他詳細地敘述了大師本人對為什麼要在此放棄和第一樂章相呼應的第三樂章的原因所作的解釋，其間嬉笑怒罵，過足了癮。也就是說，大師對於他的助手的提問是這樣來回答的：他沒有時間，所以就甘願把第二樂章寫得長了一些。沒有時間！而且，他的口氣很是「泰然」。這樣的回答中所包含的那種對於提問者的蔑視顯然沒有為提問者所覺察，但是，提問者所提的這個問題理應遭到這樣的蔑視。報告人接著描述貝多芬在1820年前後的狀態。那時，他的聽力，在不可抵擋的肺癆的侵襲之下，不斷惡化，而且，事實也已表明，他從此以後不再有能力指揮自己作品的演出了。他告訴我們當時流傳的一個謠言，說這位著名的作曲家已經江郎才盡，創造力枯竭，搞不出什麼大的作品來了，所以就只好像海頓老爹那樣，把心思全花在寫蘇格蘭歌曲上。這個謠言愈傳愈盛，因為市面上已經好幾年見不到冠之以他的名字的重要作品了。然而，就在那年晚秋，當他從莫德林過完夏天返回維也納之後，他居然坐下來，把頭埋在樂譜里，抬都懶得抬一下，一口氣寫下三部錘擊鋼琴樂曲，並以此向他的施主——布隆斯維克伯爵彙報，好讓他對自己的精神狀態放心。克雷齊馬爾接著講述那首c小調奏鳴曲，指出要想把它視作自成一體的完整的和思路清晰的作品並非易事，而它對於同時代的評論和他的那些朋友而言，實則意味著美學意義上的一塊難啃的骨頭。在他的成熟時期，克雷齊馬爾這樣說道，古典主義的交響樂、鋼琴奏鳴曲、弦樂四重奏被他推向了頂峰，可是，他的那些朋友和崇拜者根本就不能追隨他們所尊崇的這個人去跨越這個頂峰。而在他的晚期作品那裡，他們心情沉重地面對一個瓦解的過程、疏離的過程，一個走出他們所熟悉的領域並上升到令他們感到可疑的領域的過程，簡直就是面對一種登峰造極，一種無以復加，在這裡，他們所能看到的全都是從前就曾有過的傾向的蛻變，過度的苦思冥想，過度的精細和沒有節制的音樂科學性——甚至偶爾還被運用到簡單之極的題材上，如這部奏鳴曲的第二個部分，也就是那個令人震驚的變奏樂章中的小詠嘆調主題。是的，就是這樣，該樂章的這個主題跨越數以百計的人物命運、數以百計的節奏對比強烈的世界，它在長度上超過了自己，並且最終迷失在那令人眩暈的、也許可以稱之為彼岸或抽象的巔峰——貝多芬的藝術家本性就是這樣地超越了它自己：它從適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