罵人最厲害的大約莫過於「男盜女娼」，對於女人則是「娼婦」。《紅樓夢》里王夫人、王熙鳳、李奶媽生氣時罵侍女統統是「小娼婦」，這對於女人是最嚴重的蔑視和傷害。娼妓，以及女尼、女冠中有娼行的人，也就是本文標題中的「淪落女子」，最讓人看不起。可是其中有名的，諸如南齊的蘇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濤、魚玄機，宋代的李師師，明清之際的李香君、柳如是、顧眉，近代的賽金花、小鳳仙等等，卻又受到很多讚揚，這是為什麼？在古往今來的男性為主的社會裡，這種違背三從四德的女人，究竟為什麼會得到輿論的寬容呢？讓我們先來看看她們受到稱讚的情形，然後尋找其原因。
對古代淪落女子的讚譽，主要表現在其生前與士大夫酬答唱和，身後詩文書畫被保存流傳，真假遺迹受人憑弔，被人評論，褒多於貶。
著名淪落女子日常侍奉的，多系達官貴人、名流學者、風流幕客和讀書士子，其中的官妓，不是這類人，也不易徵召到她們。她們憑藉這個條件，與上層人士往來，互贈詩詞、書畫，會因受到賞識而被讚賞，名聲鵲起，不僅當世口耳相傳，以至文獻記錄，延譽千百載，薛濤就是顯例。她遺留下的詩大部分是贈答相知者的，內有西川節度使韋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王播、李夷簡、段文昌、杜元穎，詩歌名家元稹、劉禹錫，郎中李程，員外郎盧士玫，御史中丞蕭佑，刺史郭某某、鄭某某，侍御呂某某等等。元稹、白居易、王建（大曆進士，工樂府），都有詩贈她。和貴人往還，並得到他們的揄揚，大大提高了淪落女子的聲譽。
唐代淪落女子多能作詩，其佳作即被口耳相傳，並有流傳於後世的。清康熙間編輯的《全唐詩》第八零二卷所收全是妓女的詩篇：第八零零卷是「名媛」詩，然而在作者中有紅綃妓、壽春妓；第八零三卷和第八零四卷分別是薛濤、魚玄機的專卷；第八零五卷則是彙輯女冠李冶、元諄、女尼海印的詩。薛濤、李冶、魚玄機的詩最引人注意。薛濤的詩集《錦江集》五卷，北宋以前有蜀刻本；《薛濤詩》一卷，有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成都洗墨池刻本；明人胡震亨《唐音統簽》內含《洪度集》；《薛濤李冶詩集》，收入《四庫全書》中；《洪度集》，光緒陳矩刻本；張蓬舟箋注《薛濤詩箋》，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棗梨，是薛濤詩的第一個箋注本；陳文華校注《唐女詩人集三種》，為薛、李、魚三人詩集，並將有關三人的古文獻資料也輯錄進去，此書於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薛濤的詩，還被一些選家收入詩歌彙集或選入詩話中，這裡不必再說，倒想對李冶的詩就此作些說明。李詩除了上述與薛、魚合刻本外，大量出現在詩匯和詩話里，就筆者所知，至少有以下20種：《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唐詩品彙》、《中興間氣集》、《唐詩紀事》、《名媛詩歸》、《唐詩快》、《唐文粹》、《唐詩選派會通評林》、《樂府雜錄》、《全唐詩錄》、《唐宮閨詩》、《唐詩別裁》、《吟窗詩集》、《全唐詩》、《分門類纂唐歌詩》、《唐音統簽》、《唐才子傳》和《中國歷代女子詩詞選》。一千多年下來，薛濤的詩尚流傳90首左右，李冶的有十幾首，雖說不多，已屬不易，且尋找並不困難，《全唐詩》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古代名妓有遺迹或後人製造的遺迹流傳，為人瞻仰，讓人尋覓她們的芳蹤，嚮往與評說她們的事迹。杭州西子湖畔西泠橋下有傳說是蘇小小的墳墓，是以白居易《杭州春望》詩云：「柳色春藏蘇小家。」涉及薛濤的「古迹」最多。薛濤頗享哀榮，由西川節度使段文昌作墓志銘，墓在成都錦江河岸，即今成都東郊望江樓公園附近；唐末鄭谷《蜀中三首》詩之三專寫其墳，其碑題曰「唐女校書薛宏度墓」。薛濤的畫像有多種，有石刻的，今存成都望江公園。薛濤居住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時創製花箋，以後盛名傳播千百年；大約是明朝人據以造出薛濤井，謂為造紙之水。明人何宇度《益部談資》記載說，井在錦江南岸，時屬蜀王制箋處，每年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為入京表疏」。柳如是自身遺留下多幅山水畫和詩詞，清人余秋室為她繪製的《河東君初訪半野堂小景》，保存完好。
古今人對淪落女子和她們的詩詞給了許多讚揚和評論。明人編《名媛詩歸》，收入薛、李等人的詩，把她們視作「名媛」。元人辛文房撰《唐才子傳》，「下至妓女女道士之類，亦皆載入」，淪落女子則被當作「才子」看待。唐末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將詩人區分為主客兩類，每類又各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和及門四等，將薛濤列入李益為主的「清奇雅正」類的升堂等第，給了一個不錯的詩人位置。宋人編的《宣和書譜》說薛濤「雖失身卑，而有林下風致」，將她視為士大夫一流的人物。在以理學為官方哲學的清代，康熙間官修《全唐詩》輯錄薛濤詩，在她的小傳中，也認為她「有林下風致」。稍後官修《四庫全書總目》，認為薛濤的詩「托意深遠」，「宜其名重一時」。同時評價李冶的詩，與「大曆十子」相提並論。明人胡應麟在《詩藪》中更說她的詩，「幽閑和適，孟浩然莫能過」。明清之際黃周星在《唐詩快》中為魚玄機的被殺而惋惜不已：「夫造物待才人，固極刻毒矣，何其待才媛亦復爾爾耶？」
大體說來，古人讚賞著名淪落女子的地方，多在承認她們的文學造詣，特別欣賞她們的詩畫有男子氣，以及像男人一樣關心國事。在這些評述中夾雜著寫了她們的一些史事，而對明清之際的董小宛、柳如是、陳圓圓、李香君等人，都有專文傳記——《冒姬董小宛傳》、《柳夫人小傳》、《圓圓傳》、《李姬傳》、《影梅庵憶語》。還有專寫淪落女子的《板橋雜記》，稱讚她們「俠而慧」，「能辨別士大夫賢否」。
近現代學者對淪落女子的歷史亦有所關注，有專門論著，而評價之高，則為古人所未及。國學大師陳寅恪因柳如是作有「金明池·寒柳堂」詞，晚年乃用「金明」、「寒柳」為書齋名和著作名，如《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初編》、《金明館叢稿二編》。陸鍵東在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書中，盛稱柳如是為「性格奇異、人格閃著光芒的歷史人物」。王書奴的力作《中國娼妓史》在講到董小宛、柳如是等人時，說她們「亮節高風，柔情俠骨，其可泣可歌舉動，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20世紀初樓藜然在《靈峰草堂本洪度集序》里，認為薛濤的留名後世，是歷史上有些鬚眉男子所無法比擬；又以為，若薛濤生在「震旦維新，女校林立」的時代，「教習員中必當高置一席」對待她。康正果在《風騷與絕情》一書中對古人讚揚淪落女子的立足點和某些論點頗不以為然，提出著眼於維護女性尊嚴的觀察角度，認為「妓怨詩的中心愿望：嚮往一種與男人建立倫理關係的生活」，並從魚玄機的《游崇真觀南樓睹新及第題名處》七律，看到女詩人提出了過去從來沒有提出的懷才不遇的新問題。1988年喬以鋼在《中國女性的文學世界》一書中指出唐代女冠、樂妓生活方式上有開放型特點，從而放任不羈地表現愛情心理成為其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為失三從泣淚頻，
此身何用處人倫。
雖然日逐笙歌樂，
長羨荊釵與布裙。（《全唐詩》卷八零二）
唐代江淮間娼妓徐月英的沈痛《敘懷》，正如康正果所說，表達出她們要求的是正當的、也是正常的兩性生活和家庭關係。由此可見，在研究淪落女子歷史時，需要摒棄男性中心觀念，只用女子主體論也不理想，而要考察兩性關係和使用性別理念。綜觀古往今來人們對著名淪落女子褒獎的原因，筆者以為可以歸納為下述幾點：
適應上層男性社會生活需要，被捧成名角
與上層男性交往的淪落女子，知名度歷久不衰的，自然有其自身的條件，同時也是受知於男性，是被男子捧出來的。在古代，對於傷風敗俗的女子，詛咒猶恐玷污了嘴，怎麼會彰揚呢？原來在「男女授受不親」的社會規範環境下，男性為尋求異性刺激和抒發抑鬱感情，為研討詩文，為顯示雅士風度，為出風頭和提高名聲，需要名妓配合，著名淪落女子就是這些因素的綜合產物。唐代科舉制度正式確立，進士中式時，大會曲江池，招引官妓，縱情調笑。更有甚者，平時帶著妓女，駕著小牛車，前往名園曲沼遊玩，脫去帽子，又把衣服脫掉，用草遮蓋，並且狂呼大叫，不拘禮節，也不管旁觀的人怎麼看，還將這種情形叫作「顛飲」。著名淪落女子往往聰慧過人，談吐風雅詼諧，深諳音律，擅長詩賦，是文士雅集的理想座客和監令，有她們出場，男士們興緻就上來了。據《唐語林》記載，一次西蜀官員聚會，薛濤在座，行酒令，要求語帶禽魚鳥獸內容，一位刺史說「有虞陶唐」，其實「有虞氏」非魚，說錯了，大家忍住沒笑出來；輪到薛濤，她說「佐時阿衡」，眾人說她話里沒有魚鳥，應當罰酒，她卻笑著辯解：「衡」字里有小魚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沒有一點魚呢！說得眾人大笑起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