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移民有兩大類型。一是明初政府組織的人口遷徙；二是人民自發流移，而政府加以限制和打擊。這兩種遷民在移徙過程中到達新居地後的生活及遭遇很不相同。
明初政府組織下的移民，被遷徙的原因，所去的地方，到新地區的職業，均有所不同。一種情形是為開發朱元璋故鄉鳳陽地方，幾十萬人遷到那裡。二是為解決地少人多區域的失業問題，將狹鄉之民遷往寬鄉，如移徙山西澤、潞等州無產業的人民到河北、河南，給錢鈔備農具，三年內不征賦稅（《明史·太祖紀》）。明初晉東南人口不止一次大遷移，散布河南、河北以至安徽，二百多年後顧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當地居民來源於澤、潞的情況，他聽魏縣長老講，該縣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浚、滑、內黃等地遷居者也佔3/10（《天下郡國利病書·北直·大名府田賦志》），以此想見明初晉東南移民之多。後世河南、河北人說起祖籍，往往提山西，並形成俗諺「問我祖先來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三是把丁多田少和無田之家遷到耕地多的地方，如山東濟南、青、兗、登、萊五府的民人，凡家有五丁而不到一頃耕地的，十丁不足二頃的，十五丁不足三頃的，或全無土地的，遷往東昌府，於是去了1000多戶，4600多口人，編入當地戶籍，從事耕作（《洪武實錄》）。四是移民充實京師，朱元璋把浙江和應天府屬州縣的富民1400多戶遷到南京，稱為「富戶」，遷徙南直隸、浙江民20000戶到南京，充當倉腳夫的差役。明成祖都燕京，又把南直隸、浙江富民3000戶遷移到宛平、大興二縣充當廂長（《明史·食貨志》）。五是將塞外民人內遷到河北，有的被點為軍卒，吃軍糧，有的為民，被組織起來搞屯田。
在明初移民中，到鳳陽及其周圍地區人數最多，政府又最為重視。朱元璋正式建立明朝以前，於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回鄉掃祭祖墳，所過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建國後的第三年（1370）決定往這裡移民墾荒。他對左丞相李善長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盡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於濠州鄉村居住，給以耕牛谷種，使之開闢荒田，永為己業。」（劉辰《國初事迹》）他的方針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大量遷移；二是解決耕地問題，並給予遷民以土地所有權；三是在遷徙過程中及到目的地後給予經濟援助。這一方針當年開始實行，將蘇、松、嘉、湖、杭五府的無業民人4000餘戶遷到臨濠，給資糧牛種，並宣布三年免徵賦稅。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把犯有笞刑以上罪的官吏發配到鳳陽屯種，以此贖罪，一時間，這裡人數多達萬人（《明史·韓宜可傳》）。次年（1377），把山西、河北真定無產業的人民遷到鳳陽屯種。二十二年（1389）遷徙浙江、江南民人於鳳陽等地，人數達14萬（《明會要·民政·移徙》）。按照朱元璋所下的詔書，江浙遷往鳳陽地區的人民，路途由官員護送，供給舟船交通工具，發給口糧，到地方後發給土地、耕牛和種子。實際狀況如何呢？浙江溫州府平陽縣有100多個成年男子，離別父母妻子，只身前往鳳陽，政府派糧長王子壽帶隊。他負責準備行糧，又請了一位醫生隨行，到了目的地又幫助安置，然後返回原籍，他離別時移民由於失去保護者，更感到悲哀，比離開家鄉時的情形還要凄慘（蘇衡《蘇平仲集·西山處士王君墓志銘》）。這是離鄉時還沒有體驗到離家之苦，等到了新居地進一步感到回鄉之無望，於是更苦惱了。平陽遷民遇到好心人王子壽還是幸運的，而大多數的護送人侵佔遷民的口糧，動輒呵責，致使移民死於道路。這些移民到新地方，對自然環境、風俗人情等方面都要有一個適應過程，這期間會有很多苦惱。但對無地的窮人來說，到新處所有了耕田，也即有了安身立命之地，總比在家鄉好一些。他們付出了代價，也有所取得。
人民因為天災人禍被迫無奈的自行流徙也有兩種情況。一是因旱澇天災，沒有收成，在本地無法生活，就到外鄉逃荒，渡過青黃不接之時，回到本土，繼續生產和生活，這種流動是暫時的，本文就不再道及了。這裡要說的是另一種情形，即在家鄉沒有耕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但很貧窮，官稅私租，以及高利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於是為了獲得自己的耕地，為了逃避繁重的賦役，尋找一片樂土，背井離鄉，進入移民的行列。明朝中期，由於土地兼并和賦役苛重，迫使相當數量的人民離開故土，出現嚴重的流民問題。
流民移動，有的離原籍較近，有的很遠，形成分散各地的移民區。但就全國範圍講，流民多向中國腹部山區移動，就是河北、河南北部、山東、陝西北部、四川及長江中下游湖北南部、湖南、江西、南直隸的民人，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朝著以鄖陽為中心的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及西北部、陝西南部三省交界處集中。這個山區，尚未開墾的地方很多，而鄖陽地區在元代是被封禁的，不許人民遷入，整個地區人煙稀少，容易獲得墾田。同時這裡的氣候界於南北方之間，比較溫和，雨量不少，可以種水田，也可以種旱地。這樣的自然環境，南北各方面的人都可以來生活，發揮自己的特長，基本保持原來的生活方式，因此移民以這裡為理想的處所。丘浚在《大學衍義補》里說，荊、襄、南陽三府兼有水陸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陸種，而南北流民僑寓於此者比他郡為多」，就是說的這種情況。流民向這個大方向移動，倒不一定有很明確的地方，不過是走到哪裡，可以站住腳了，就居住下來，否則再遊動。
移民在路途上的生活，明人李松寫的《流民嘆》有生動的描述。他寫道：「惻惻背鄉井，遲遲行道側。」這是上路時的情形與心理，對熟悉的故土難捨難離，但還是狠狠心告別了。同行的是妻子兒女，一個個因為飢餓，臉上都是焦黃的。往哪兒去呢？「聞道大河南，人家富黍稷。」這是一個黃河以北的農民，聽別人講南方好，就朝那兒奔。肩上挑著破爛家私擔子，走不快，但是心裡很著急，恨不得立即到了理想境界。飢餓時拿出帶的乾糧啃幾口，邊走邊吃，哪有錢找個飯鋪享受一餐呢！道路上風塵撲面，身上的衣服儘是落的土，像個黑泥人。走到天黑，卧在荒郊野外。由於白天奔走的疲勞，加上無家可歸的煩愁，哼哼嘰嘰地難以入睡。傷心到了極點，感嘆人生固然有許多痛苦，但是以沒有家為最可怕。第二天爬起來又走，如此走啊走，像被巨風刮動的浮雲，像沒有樹林的上空的飛鳥，哪兒是個安身之處呢，還不知道。全家人回頭往北看去，離開老家已經漸漸地遠了（《明詩紀事》戊簽卷十四）。這是一戶移民單獨行動，一路之上，飢腸轆轆，心情沈悶，備嘗艱辛，遷到尚不知是不是樂土的新處所。
人民往鄂陝豫交界處移動的規模很大，人數眾多。宣德三年（1428），十幾萬山西饑民流亡到河南南陽，河南地方官不允許他們在當地居住，饑民死亡的很多（《明史紀事本末·仁宣致治》）。成化初年，荊襄流民因反對明朝政府對他們的驅逐舉行起義，有100萬人是起義者的後援，指揮明軍的左都御史項忠說他先後招撫流民140多萬（《明史·項忠傳》），因此可以估計荊襄移民會有二三百萬人。此後各地人民繼續往這裡遷徙，成化二十二年（1486）湖廣鎮守太監韋貴報告：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的「饑民南流，日有萬口」（《明臣奏議》卷五，王恕《論山陝救荒疏》）。流民多到這麼嚴重的程度，可以想像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人民遷移是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弘治十五年（1502）兵部尚書馬文升講，從河南、山西、山東、四川及陝西一些府縣到漢中府的流民，已經定居的不下10萬人（《明臣奏議》卷十，馬文升《巡撫事宜疏》）。
流民到荊襄，從事各種職業，以維持生活。大多數人開墾荒地，成為自耕自食的農民，當明朝政府承認他們的居住權和土地所有權後，他們向政府完納賦役，成為「稅戶」。有的人到得早，占的耕地多，自家種不過來，就租賃給後來的移民。新移民為立即投入生產，亦有願意租田的，成為「承佃戶」。有的移民做商販，成為「營生戶」（《大學衍義補》卷十三）。荊襄移民主要從事農耕，所以這個地區注意興修水利。鄖陽一府開墾田地143萬餘畝，相當於洪武時全國墾田8.56億畝的1.7‰，相當於弘治間全國墾田4.23億畝的3.4‰，數量不小。荊襄遷民與土著居民一起修築水利，如鄖縣扞江堤、吳公堤是防止漢江泛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湖廣二》）。其他如疏浚漢川竹筒河，建築老龍堤、劉家隔、雷家坳等工程（嘉慶《湖北通志·職官志·官宦跡》）。移民對新地區的開發作出了貢獻。
荊襄移民與明朝政府的關係，起初非常對立。明朝建國後繼承元朝對荊襄山區的封禁政策，衛國公鄧愈率兵到房縣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史紀亭本末·平鄖陽盜》）。正統二年（1437）饑民大量湧向荊襄，明朝政府阻攔不住，遂發布《挨勘流民令》，要求各地方官清查流民，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