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進化而來的。幾百萬年的進化過程形成了人類的道德，很適合處理小型狩獵採集部落中的各種社交和倫理問題。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獵，我抓到一隻鹿，而你空手而歸，我該與你分享獵物嗎？如果你去采蘑菇，滿載而歸，但只是因為我比你強壯，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搶走嗎？如果知道你打算暗殺我，我可以先發制人，在暗夜裡一刀划過你的喉嚨嗎？
如果只看表面，人類雖然從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鋼筋水泥的叢林，情況似乎並沒什麼改變。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敘利亞內戰、全球不平等、全球變暖等問題，只是將過去問題的規模放大了而已。然而這種認識是錯誤的。規模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且從正義的觀點（一如其他許多觀點）來看，人類已經很難適應現在的這個世界。
這裡的問題並不在於價值觀。21世紀的公民無論有宗教信仰，還是相信世俗主義，都抱持著許多價值觀，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在這個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裡實現這些價值觀。這是個數字問題。經過長久進化、由狩獵採集者建構的正義感，應付的是幾十平方公里範圍內幾十個人的生活問題。如果要把這套正義感應用於各大洲數億人之間的關係中，只會出現宕機停擺。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能夠明確掌握因果關係。如果你用采來的蘑菇餵養小孩，我卻用暴力把整籃蘑菇搶走，這意味著你的一切辛勞付諸東流，孩子必然餓著肚子入睡，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但不幸的是，現代的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個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例如，我可能就是靜靜地待在家裡，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但對左翼運動人士來說，我完全就是以色列軍隊和約旦河西岸定居點定居者的同謀。在社會主義者眼裡，我之所以過著舒適的生活，是因為腳踩第三世界血汗工廠里的童工。動物福利提倡者告訴我，我的生活交織著史上最醜惡的犯罪事件：野蠻且習以為常地剝削著數億隻家禽家畜。
這一切真的都該怪我嗎？這實在很難說。我現在的生存，需要依賴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網路，而且全球因果關係盤根錯節，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來自哪裡，是誰製作了我穿的鞋，或者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錢在做什麼投資。
如果是原始的狩獵採集者，會很清楚自己的午餐從哪兒來（自己採集的），他的鹿皮鞋是誰做的（那個人正睡在20米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用在哪裡（正在泥地里玩呢。那個時候，人類只有一種退休基金，叫作「孩子」）。比起那位狩獵採集者，我實在太無知了。我可能要經過多年的研究，才會發現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賣給地球另一邊某個躲在幕後的獨裁者。在我投入時間查明這個事實的同時，可能會錯過更重要的一些發現。例如，我晚餐吃了雞蛋，但不知那些生蛋的雞現在究竟怎麼樣了。
目前整個社會系統架構的方式，讓那些不喜歡費力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得以維持幸福的無知狀態，而想要努力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則需要歷經諸多艱難。如果全球經濟體系就是不斷地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應對？不管你是要以結果來判斷行為是否正義（偷竊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受害者痛苦），還是覺得結果並不重要，該從絕對責任（categorical duties）來判斷（偷竊是錯誤的，因為上帝這樣說），都不會讓情況有所不同。這裡的問題，在於情況已經變得過於複雜，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上帝在定出人「不可偷盜」這項誡命的時候，所謂的偷盜還是用你自己的手去拿走某個不屬於你的東西。然而到了現在，如果要討論盜竊，真正要談的重要問題都是完全不同的情況。舉例來說，假設我投資了一萬美元購買某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5%的投資收益。這家公司利潤極高，但原因是規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廢物排入附近的河流，完全不顧對當地供水、公共衛生或自然生態造成的嚴重破壞。該公司財大氣粗地請了一大批律師，避免被告上法庭進行賠償，甚至還聘請政治說客，阻礙制定加強環境保護的法規。
我們可以指控這家公司「偷了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如何？我從沒闖入任何人的家裡，也從沒從任何人的錢包里拿錢。我並不知道這家公司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里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怎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可以用「意圖道德」（morality of iions）的概念來迴避這個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動及其結果。但在這個一切都緊密聯繫的世界中，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要「知道」各種事。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源於仇恨和貪婪，還源於無知和冷漠。美麗迷人的英國淑女雖然從未去過非洲或加勒比海，但通過購買在倫敦證交所上市的股票和債券，就讓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獲得了資金。接著，淑女在下午4點左右喝著下午茶，加入雪白的方糖讓茶更為香甜，但這些方糖產自環境如地獄般的奴隸莊園，而她當然對此一無所知。
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德國，地方郵局的經理可能是一位正人君子，不但很照顧員工的福利，而且如果有顧客的包裹遺失，他還會親自幫忙尋找。他總是第一個上班，最後一個下班，就算下暴雪，他也會確保郵包準時送達。但令人感慨的是，這樣的效率和體貼正是納粹德國神經系統的重要細胞。不論是種族歧視的政治宣傳品、國防軍的招募要求，抑或下達給地方蓋世太保的殘酷命令，都因此飛速傳達。對於那些不真誠求知的人來說，他們的意圖是有缺陷的。
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每個國家的郵政人員難道都該打開所送的郵包，如果發現裡面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單，就該辭職或起身反抗？現在回頭看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的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係鏈是如何串起來的。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於仍停留在狩獵採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當代世界大多數的不公正，並不是來自個人的偏見，而是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但我們這種狩獵採集者的大腦尚未進化出能夠察覺結構性偏見的能力。每個人至少是某些結構性偏見的共犯，而我們卻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認清這些事實。為了寫本書，我才有機會好好做做這項功課。當討論全球性問題的時候，我經常犯的錯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階層的觀點，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可能錯過他們的觀點。但相較之下，弱勢群體通常會遭到禁聲，我們也就很容易遺忘他們。並非我們真的有惡意，而只是由於純粹的無知。
比如，塔斯馬尼亞原住民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特有的觀點，我實在一無所知。甚至就因為我所知實在太少，在過去的一本書里，我還曾經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被歐洲殖民者趕盡殺絕。但事實上，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也面對著許多當地獨有的問題。
即便你本人屬於某個弱勢群體，對該群體的觀點有清晰的認知，也不代表你了解所有其他弱勢群體的想法。所有群體或子群體，都會有些只有自身才會遇到的天花板、雙重標準、隱晦的侮辱和體制上的歧視。如果是個30歲的非裔美籍男性，就有30年作為非裔美國男性的獨到經驗，但他仍然不會清楚做一個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Roma，也被稱為吉卜賽人）、眼盲的俄羅斯人或是在中國的女同性戀者會是什麼滋味。
這個非裔美籍男性在成長過程中，總是一再被警察毫無理由地攔住檢查，而中國的女同性戀者並不會碰上這種事。然而，出生在一個非裔美籍小區的非裔美籍家庭里，代表著他身邊都是和他很相似的人，他們會教他該知道些什麼，才能作為一個非裔美籍男性存活下去，進而事業有成。相較之下，中國的女同性戀者並不是出生在女同性戀小區的女同性戀家庭里，而且可能從來沒人教過她這些重要教訓。所以，就算是個在巴爾的摩長大的黑人，也不代表就能理解在杭州長大的女同性戀者會面臨哪些困難。
過去，這個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因為無論地球另一邊遇到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當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兒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然而今天，因為像氣候變化和人工智慧之類的重大全球議題會影響所有人，不管你在塔斯馬尼亞、杭州，還是在巴爾的摩，都無法倖免，所以我們也就該把所有人的觀點納入考量。但誰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夠搞清楚全球千千萬萬個群體到底組成了怎樣的關係網路？
就算我們有這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