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不論是現代的意識形態、科學專家，還是國家政府，都無法為人類未來提出可行的願景。從人類宗教傳統的深井裡，是否能汲取出這樣甜美的願景？或許在《聖經》《古蘭經》《吠陀經》的字裡行間，早有答案等著我們。
沒有信仰的世俗之人，可能會對這種想法嗤之以鼻，也可能會感到擔心。各種宗教經典或許在中世紀很有影響力，但到了人工智慧、生物工程、全球變暖和網路戰爭的時代，怎麼可能還由它們來指引我們？只不過，真正沒有信仰的人其實是少數。比起進化論，仍然有數十億人更相信《古蘭經》或《聖經》。印度、土耳其和美國等諸多國家雖然大不相同，但政治都同樣受到宗教運動的影響。宗教之間的敵意更讓奈及利亞和菲律賓等國的內部衝突火上澆油。
那麼，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現在到底還能發揮多少作用？這些宗教能幫助我們解決目前的主要問題嗎？想要討論傳統宗教在21世紀的作用，得先把問題分成三類：
1.技術問題。例如，在氣候乾燥的國家，農民如何應對全球變暖造成的嚴重乾旱？
2.政策問題。例如，各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措施，才能預防全球變暖？
3.身份認同問題。例如，我真的需要在意世界另一邊的農民有什麼問題嗎？還是只要關心自己的部落或國家的人就好？
正如我們接下來會提到的，傳統宗教基本上與技術和政策問題的關係不大，卻和身份認同問題息息相關，只不過多半是造成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在前現代時期，宗教要負責解決許多世俗領域的技術問題，例如農業。各種神聖曆法會告訴你什麼時候該播種，什麼時候要收穫。另外，配合寺廟儀式，祈求風調雨順、害蟲不興。如果發生乾旱或蝗蟲肆虐等農業災害，農民就會請祭司或牧師等神職人員來和眾神交涉。此外，醫學也屬於宗教的領域。幾乎所有的先知、大師和薩滿巫師都兼任醫生，耶穌也花了不少時間為患者治病，讓盲者得見、啞者得言、狂者重獲神智。不管你是住在古埃及，還是中世紀的歐洲，生了病可能要找巫醫而不是醫生，去的是寺院而不是醫院。
現在，醫療已經由生物學家和外科醫生接手，不再靠神職人員或誰來行神跡。如果現在埃及遭遇蝗災，埃及人可能還是會向真主安拉求援（反正沒什麼損失），但他們絕不會忘記同時找來化學家、昆蟲學家和遺傳學家，努力研發更有效的殺蟲劑、更能抗蟲的小麥品種。如果某位虔誠的印度教徒的孩子患上了嚴重的麻疹，這位父親會向醫神曇梵陀利（Dhanvantari）祈禱，也會在當地的寺廟供上鮮花和甜點；但首先，他得先把孩子送到最近的醫院，交給那裡的醫生醫治。即便精神疾病這個宗教治療師的最後據點，也正逐漸轉移到科學家手中。原本的惡魔學改成了神經學，驅魔術改成了百憂解。
可以說科學大獲全勝，也改變了我們對宗教的看法。我們不再認為農業和醫學與宗教有關，就連許多宗教狂熱分子也好像集體得了失憶症，寧可忘記傳統宗教曾經主張這些領域都歸它管轄。狂熱分子說：「現在找工程師和醫生又怎樣？這證明不了什麼。從一開始就是宗教歸宗教、醫歸醫、農歸農。」
傳統宗教之所以輸掉這麼多地盤，老實說就是因為它在農業或醫療保健上的表現實在不好。各家祭司或各方大師的真正專長從來就不是降雨、治療、預言或魔法，而一直都只是詮釋。要想當一個祭司，重點不是知道怎麼跳祈雨舞，結束乾旱，而是知道如何在祈雨舞失敗的時候找到借口，並讓人們繼續信神，就算人們所有的祈禱神似乎都聽不到。
正是因為宗教人士太注重詮釋，一旦面對科學，就會處於劣勢。雖然科學家也會投機取巧和扭曲證據，但說到底，科學的真正意義還是在於願意承認失敗、嘗試不同的方法。正因為如此，科學家逐漸學會怎樣種出更優良的作物、研製出更好的藥物，但祭司和大師只學會了怎麼找出更好的借口。幾個世紀以來，就連最虔誠的信徒都開始注意到這種差異，於是宗教權威在越來越多的科技領域節節敗退。這一點也逐漸讓整個世界逐漸走向共同的文明，畢竟只要東西真的有用，人人都會用。
雖然科學能明確解答如何治療麻疹等技術問題，但當科學家面對政策問題時卻會各說各話。幾乎所有的科學家都認同全球變暖是一個事實，但對於經濟該如何應對這種威脅，卻無法達成共識。然而，這並不代表傳統宗教就能解決問題。古代宗教經典在現代經濟中就是發揮不了什麼作用，而且現代經濟的主要分歧（例如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無法對應傳統宗教中的分歧。
確實，在以色列或伊朗這樣的國家，拉比和阿亞圖拉（Ayatollah，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號）確實能直接影響政府的經濟政策。即便在美國和巴西等比較世俗的國家，宗教領袖也會針對稅收、環境法規等問題，影響公眾輿論。如果仔細觀察這些例子，你會發現傳統宗教在大多數時候就像現代科學理論的副手。舉例來說，當伊朗的阿亞圖拉哈梅內伊（Ayatollah Khamenei）要針對伊朗經濟做出重要決定時，他在經文中一定找不到需要的答案，因為7世紀的阿拉伯人根本不懂現代工業經濟或全球金融市場的問題和商機。所以，他或手下的人就得求助於馬克思、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以及現代經濟學，才能獲得解答。當決定要提高利率、降低稅負、將國營企業民營化或簽署國際關稅協議時，哈梅內伊再運用其宗教知識和權威，把科學包裝進這段或那段經文里。但不管怎麼包裝，意義並不大。只要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不管是什葉派的伊朗、遜尼派的沙烏地阿拉伯、猶太教的以色列、印度教的印度、基督教的美國，經濟政策都大同小異。
在19世紀和20世紀，伊斯蘭教、猶太教、印度教和基督教思想家撻伐現代物質主義，反對缺少靈魂的資本主義，也指責官僚制國家大而無當。這些宗教都承諾，只要給它們一個機會，就能掃除所有現代性的弊病，並根據其信條當中永恆的精神價值，建立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體系。現在，它們有過好幾次機會，但如果說現代經濟就像一棟大樓，那麼宗教對它唯一的改變大概就是重新刷漆，再在屋頂裝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新月、大衛之星或「唵」的標誌。
就像前面提過的祈雨的例子，宗教在經濟方面也是如此，正是因為宗教學者長期練習重新詮釋文本的技巧，最後反而讓宗教與實用越來越遠。不管哈梅內伊選擇了哪種經濟政策，都一定能夠從伊斯蘭教經典里找到選擇的理由。但這種做法等於讓伊斯蘭教經典倒退一步，不再被視為真正的知識來源，而只是為了顯示它的權威性。面對經濟困境，需要先讀馬克思和哈耶克，以便幫助你進一步理解經濟體系，用新的觀點看待事物，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直到找到答案，你才會仔細閱讀伊斯蘭教經典，希望能找到某個篇章，只要詮釋的時候發揮足夠的想像力，就能用來支持你從哈耶克或馬克思那裡得到的解決方案。總之，只要你是一個優秀的伊斯蘭教經典學者，就一定能從經文里找到支持的說法。
基督教也是如此。基督徒既可能支持社會主義，也可能支持資本主義，而且雖然耶穌說的某些內容與共產主義相似，但在冷戰時期，美國的資本主義者還是繼續讀著「登山寶訓」而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總之，就是沒有「基督教經濟學」「伊斯蘭教經濟學」「印度教經濟學」這樣的東西。
並不是說《聖經》、《吠陀經》、伊斯蘭教經典里沒有任何經濟觀點，只是那些概念可能已過時。聖雄甘地讀了《吠陀經》之後，理想中的獨立印度就是集合了許多自給自足的農業社群，各自紡著自己的印度手工織布，出口量不大，進口量更少。在甘地最著名的照片里，他用雙手紡織棉花，於是紡織機輪子這個不起眼的標誌成了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象徵。 然而，這種田園牧歌式的觀點實在無法貼合現代經濟學現實，因此現在只剩下甘地的肖像，繼續在幾十億張印度盧比鈔票上微笑。
今天，現代經濟理論之所以比傳統宗教教條更實用，是因為即使表面上是宗教衝突的事件，也能用經濟理論來解釋，但沒有人想反過來用宗教理論解釋經濟事件。舉例來說，有人會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的北愛爾蘭問題主要是由階級衝突引起的。由於歷史上的各種意外，北愛爾蘭的上層階級主要是新教徒，下層階級則主要是天主教徒。因此，乍看這場衝突似乎是關於基督本質的神學之爭，實際上則是典型的貧富鬥爭。但相對地，關於20世紀70年代南美共產黨游擊隊和資本家地主之間的衝突，大概很少有人會說實際上這是由於對基督教神學更深層次的分歧所致。
當面對21世紀的重大問題時，宗教能做些什麼？舉例來說，該不該讓人工智慧有權決定人們的生活？例如，該讀什麼專業、在哪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