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現在人類已經構建共同的文明，面對共同的挑戰和機會，為什麼英國、美國、俄羅斯和許多其他群體卻走向孤立？回歸民族主義，是否能真正解決全球化世界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問題，還是只是逃避現實，到頭來會讓人類和整個生物圈陷入災難？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消除一個普遍的誤解。與一般人所認為的不同，民族主義並不是人類心理自然而永恆的一部分，也並非根植於人類生物學。的確，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有對群體忠誠的基因。但幾十萬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態是小型、親密的社群，人數不超過幾十人。所以，人類很容易對小型、親密的群體（如小部落、步兵連、家族企業）產生忠誠感，但要讓人類對幾百萬個陌生人產生忠誠感是不自然的。這樣大規模的忠誠在近幾千年才出現（從進化論的角度看，幾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會建設的巨大努力。
人類之所以不辭辛勞地打造出國家這種共同體，是因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無法獨自應對的挑戰。讓我們以幾千年前尼羅河沿岸的古老部落為例，尼羅河是它們的生命線，灌溉著田地、承載著商業活動。但這個盟友隨時可能翻臉：雨下得太少，人就會餓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會潰堤，摧毀整個村落。每個部落都只控制著一小段河流，也頂多有幾百個人力，不可能單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同心協力，才能建起大壩，挖出長達數百公里的運河，駕馭偉大的尼羅河。這是其中一個原因，讓各個部落逐漸融合成為一個國家，得以建造大壩、修築運河、調節河水流量、存糧以備荒年，並且建立全國運輸和通信系統。
雖然有著種種優點，但無論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轉變為國家都並非易事。要想知道個人認同國家有多困難，只要自問：「我認識這些人嗎？」如果是我的兩個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麼我對每個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說說他們的個性、喜好和關係。但對於和我一樣的其他800萬以色列公民，有絕大多數我從未謀面，未來見面的機會也不大。然而，我卻能對這種形象模糊的群體懷有一種忠誠，這種能力並非遺傳自我的狩獵採集者祖先，而是一項近代歷史創造的奇蹟。如果有一個來自火星的生物學家，只了解智人的進化和解剖學，那麼他絕不可能想到這些猿類竟然能夠與數百萬陌生的個體發展出社群聯結。為了讓我願意忠於以色列及其800萬公民，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和以色列國家組織就得打造出一整套龐大的體系，包括教育、各種宣傳品和飛揚的旗幟，以及國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並不是說國家的凝聚力有什麼不對。大型的系統需要大規模的忠誠才能運轉，而且擴大人類同理心的範圍也肯定有其優點。比較溫和的愛國主義一直是人類創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誠、自己對全體國民有特殊的義務，就能激勵人們關心他人、願意為他人犧牲。如果認為只要沒有民族主義，我們的世界就會是一個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麼這會是一個危險的誤解。沒了民族主義，我們更可能面臨部落割據、一片混亂。例如，瑞典、德國與瑞士等和平、繁榮及自由的國家的人，都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缺少民族主義的國家則包括阿富汗、索馬利亞、剛果，以及大多數失敗國家。
問題在於，有時候良性的愛國主義會搖身一變，成為盲目的極端國家主義。這時，人們不僅相信自己的國家獨一無二（其實所有的國家都是獨一無二的），更會相信自己的國家至高無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誠，其他人對自己來說就不那麼重要了。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出現暴力衝突。幾個世紀以來，對民族主義最基本的批評就是民族主義會導致戰爭。然而，只是指控民族主義與暴力有關，並不能遏制民族主義者做出極端行為，特別是每個國家都說自己是為了自保、對抗狡詐的鄰國，才進行軍事擴張的。只要國家讓多數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榮，公民就願意以鮮血為代價。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這種民族主義交易看起來極具吸引力。雖然民族主義造成前所未有的駭人衝突，但現代國家也建立了大型的醫療、教育和福利制度。有了公立的醫療服務，似乎帕斯尚爾戰役和凡爾登戰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變了。核武器的發明，極大地削弱了民族主義交易的平衡。在廣島遭美國原子彈轟炸之後，人們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義會導致普通戰爭，而是害怕導致核戰爭。面臨徹底被毀滅的局面時，人的心智思考會變得更敏銳。於是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原子彈，讓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民族主義這個神燈精靈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燈。就像尼羅河流域的那些古代部落，靠著把部分的忠誠從地方部落轉向更大的王國，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險的河流。在核時代，全球社群逐漸超越了單純各個國家的層面，因為只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這個魔鬼。
在196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推出了著名的競選廣告《雛菊》，這是電視史上最成功的宣傳片之一。廣告一開始是一個小女孩一邊一片一片摘著雛菊的花瓣，一邊數著數字，當她從1數到10時，突然一個冷峻的男聲開始像發射導彈一樣倒計時。數到零的時候，畫面中滿是核爆炸的明亮閃光。約翰遜向公眾高聲說道：「這就是可能的代價。我們要創造的世界，是要讓上帝所有的孩子都能活下去，還是要讓他們落入黑暗？我們必須彼此相愛，否則就必定死亡。」 我們談到「要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這句口號，常常把它和20世紀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聯繫在一起，但其實早在1964年它就已經是一個普遍的觀念，就連約翰遜這種強硬的政治家都已經接受。
因此，冷戰期間，國際政治走向更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義被打入冷宮。冷戰結束後，全球化似乎已經成為無法阻擋的浪潮。當時人們普遍認為人類將完全拋棄民族主義政治，視之為原始的時代廢墟，民族主義頂多只能吸引一些發展中國家教育落後的民眾。但近年來的事實證明，民族主義就算對歐洲和美國的民眾也仍然深具魅力，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更是如此。各地民眾開始覺得全球資本主義冷酷無情，令人感到孤立無援，再加上擔心未來國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無以為繼，於是又投入民族主義的懷抱來尋求安慰和意義。
其實，在今天，約翰遜在《雛菊》廣告里提出的問題的意義比在1964年更為重大。我們要創造的世界，是要讓所有人能夠一起生存，還是要讓所有人都落入黑暗？美國的特朗普、英國的特雷莎·梅、俄羅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等人訴諸國家情感，是能夠拯救世界，還是只是逃避現實，不想面對棘手的全球問題？
讓我們先談談人類熟悉的剋星：核戰爭。《雛菊》廣告於1964年播出，當時古巴導彈危機才過去兩年，核毀滅是一個近在眼前的威脅。無論專家，還是一般大眾，都擔心人類的智慧不足以避免這場浩劫，也覺得冷戰升溫只是時間問題。但事實上，人類成功地處理了這場核挑戰。美國、蘇聯、歐洲和中國改變了行之千年的地緣政治，讓冷戰在幾乎沒有流血的情況下結束，建立了新的國際主義世界秩序，人類進入前所未有的和平時代。不僅核戰爭免於爆發，各種戰爭的數量也在減少。自1945年以來，單純因為侵略而造成的邊界變化少之又少，大多數國家也不再將戰爭作為標準的政治工具。2016年，雖然在敘利亞、烏克蘭等幾個動亂地區仍有戰爭，但人類因暴力而死亡的人數已經遠少於因肥胖、車禍或自殺而死亡的人數。 這可能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和道德成就。
很遺憾，我們現在太過於習慣這項成就，把它視為理所當然。也正因為如此，人類開始玩火自焚。美、俄近來又展開了新的核軍備競賽，開發新型的世界末日武器，可能會讓過去幾十年得之不易的成果一筆勾銷，把我們重新帶到核毀滅的邊緣。 與此同時，大眾已經學會不再擔心，並愛上核彈［正如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所言］，或者只是忘了它的存在。
因此，當英國（一個主要的有核國家）討論脫歐議題的時候，主要談的是經濟和移民問題，而幾乎不提歐盟對歐洲和全球和平有多大的貢獻。經過幾個世紀的血流成河，法、德、意、英等國才終於建立起確保歐洲大陸和諧的機制，但現在英國民眾卻又來搗亂。
當初，人類能夠通過建立一個國際組織來阻止核戰爭、維護世界和平，其實克服了無數困難。這個組織當然應該順應世界局勢而有所調整，例如，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同時讓中國和印度等非西方國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然而，完全放棄這個組織，退回到民族主義強權政治，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賭博行為。確實，19世紀的國家也玩過民族主義的遊戲，且當時並未摧毀人類文明。然而，那是在廣島原子彈爆炸之前的時代。在那之後，核武器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