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幾十年間，全球都以為人類將邁向人人平等，而全球化和新技術則會讓我們走得更快。但實際上，21世紀可能會產生歷史上最不平等的社會。雖然全球化和互聯網縮短了國家之間的距離，卻可能擴大階級之間的差距；人類似乎就要達成全球統一，但人類這個物種卻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種姓。
不平等的狀態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早在三萬年前的狩獵採集部落，就有某些人的墳墓極盡奢華，身邊滿是象牙珠、手鐲、珠寶和手工藝品，而同一部落的其他人只是在地上挖個洞就草草埋葬。雖然如此，古代的狩獵採集部落已經比後來的所有人類社會都更加平等，原因在於他們本來就沒什麼財產。畢竟，得先有財產，才需要擔心佔有不均的問題。
農業革命之後，財產不斷增加，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也隨之出現。人類擁有土地、動物、植物和工具之後，僵化的等級社會出現了，一小群精英世世代代壟斷了大部分的財富和權力。人類也學會了接受這種情況，認為這再自然不過，甚至可能是天命難違。在這種想法之下，等級制度不僅是常態，更是理想。如果貴族和平民、男性和女性、父母和子女全部混為一談而沒有高下之分，哪能有秩序呢？世界各地的神職人員、哲學家和詩人都會耐心地解釋說，就像人體的各個器官也不平等一樣（腳得聽頭的話），如果在人類社會要求平等，只會帶來混亂。
但到了現代晚期，平等已經成為幾乎所有人類社會的理想。部分原因在於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等新思想的興起，還有部分原因是工業革命使民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工業化的經濟需要大量的普通勞動者，工業化的軍隊也需要大量的普通士兵。無論哪種政體的國家，都極為重視國民的健康、教育和福利，因為它們需要幾百萬健康的勞動者在生產線工作，需要幾百萬個忠誠的士兵在戰壕里作戰。
因此，20世紀的歷史有一大部分時間是在縮小階級、種族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程度。雖然2000年的世界還有等級之分，但已經比1900年的世界平等許多。在21世紀的頭幾年，人們預期推動平等的進程還會持續，甚至加速，特別是希望全球化將會把繁榮帶到世界各地，使印度人和埃及人也能享受與芬蘭人和加拿大人同等的機會和特權。整整一代人都聽著這個承諾長大。
現在看來，這項承諾大概不會有實現的一天。全球化確實讓許多人受益，但有跡象顯示，社會之間和社會內部的不平等日益加劇，少數人逐漸壟斷了全球化的成果，而其他數十億人則被棄之不顧。現在，最富有的1%人群已經擁有全球一半的財富。更令人警醒的是，最富有的100人所擁有的財富，已經超越了最貧窮的40億人。
事情還可能更為惡化。前幾章已經提過，人工智慧興起可能會讓大多數人類不再擁有經濟價值和政治力量。同時，生物技術的進步則可能將經濟上的不平等轉化為生物上的不平等。那些超級富豪終於要看到值得砸下手中大把財富的目標了。迄今為止，能用錢買到的頂多就是地位的象徵，但很快就有可能買到生命本身。等到出現了延長生命、讓身體和認知能力再升級的全新療法，而這一切的代價又極度昂貴，可能就是人類整體分裂出生物種姓的時刻。
在人類歷史上，富人和貴族總是認為自己是在某些技能上高人一等，才讓他們大權在握。但就我們所知，事實不然。平均來說，公爵並不比農民更具天賦，之所以有地位高下之別，只是不公平的法律和經濟歧視所致。但到了2100年，富人就可能真的比貧民更有天賦、更具創意、更為聰明。等到貧富之間出現真正的能力差異，要再拉近幾乎不再可能。如果富人運用優秀的能力進一步強化自己，而且擁有更多的錢就能買到更強的身體和大腦，那麼隨著時間的推移，差異只會越來越大。到了2100年，最富有的1%人群可能不僅擁有全世界大部分的財富，更擁有全世界大部分的美麗、創意與健康。
因此，在生物工程與人工智慧興起之後，人類可能會分裂成兩個群體：一小群超人類，以及絕大多數位於下層而且毫無用途的智人。雪上加霜的是，等到民眾不再具備經濟與政治上的力量，國家對國民健康、教育和福利的投資意願也可能降低。成了多餘的人，是件非常危險的事。這時候，民眾的未來只能依賴一小群精英能否心存善意。就算這種善意能維持幾十年，但只要遭逢危難（例如氣候突變），要把多餘的人拋到腦後實在太誘人，也太簡單。
像法國和紐西蘭這樣的國家，長久以來抱持自由主義的信仰、福利國家的作風，雖然精英已經不再需要民眾，但或許仍然願意繼續為民眾提供照顧。然而如果是在比較資本主義的美國，只要一有機會，精英群體可能就會立刻打破福利國家的制度。至於在印度、南非和巴西等發展中大國，情況就更為嚴峻：一旦民眾不再具有經濟價值，不平等的狀況就會迅猛發展。
這樣一來，全球化非但沒有讓全球統一，還可能造成「種化」（speciation）：人類分化成不同的生物種姓，甚至直接成為不同的物種。全球化會讓世界橫向統一、消除國界，但也讓人類縱向分化成不同族群。就算是在美國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執政的少數精英也可能決定攜手合作，共同應對大批平凡的智人。這樣看來，目前的平民主義者厭惡「精英分子」，確實有其道理。如果我們一不小心，矽谷巨擘和莫斯科億萬富豪的孫子，就可能成為比阿巴拉契亞山區鄉下人和西伯利亞地區農民的孫子更優秀的物種。
長遠看來，這甚至可能會造成全世界的「去全球化」：上層種姓聚集起來自稱「文明」，再用城牆和護城河把自己與外界的「野蠻人」隔開。在20世紀，工業文明需要「野蠻人」的廉價勞動力、原材料和市場，所以文明徵服了野蠻並加以吸收。但到了21世紀，後工業文明需要的是人工智慧、生物工程和納米科技，比起過去更能自給自足、自我維繫。於是，不只是整個人類，就連整個國家、整片大陸都可能變得無足輕重。到時可能就會出現文明區與野蠻區的分別，兩者之間由無人機和機器人形成邊界。在文明區里，作戰時是生化人彼此互擲邏輯炸彈；而在野蠻區里，用的則是砍刀和AK–47突擊步槍。
在這本書中，我常常用第一人稱複數來討論人類的未來，講著「我們」該做些什麼，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但或許根本沒有「我們」。或許「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類團體會有完全不同的未來。也許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要教給孩子的是怎麼寫計算機程序；但在另外一些地方，該教的是怎樣拔槍拔得快、射擊射得准。
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所有財富和權力都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關鍵在於規範數據的所有權。在古代，土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資產，政治鬥爭是為了控制土地，而一旦太多的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貴族和平民。到了現代，機器和工廠的重要性超過土地，政治鬥爭便轉為爭奪這些重要生產工具的控制權。等到太多機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社會就分裂成資本家和無產階級。但到21世紀，數據的重要性又會超越土地和機器，於是政治鬥爭就是要爭奪數據流的控制權。等到太多數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人類就會分裂成不同的物種。
爭奪數據的比賽已經開始，目前是以谷歌、臉譜網、百度和騰訊等數據巨頭為首。到目前為止，這些巨頭多半採用「注意力商人」（attention mert） 的商業模式：靠提供免費信息、服務和娛樂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再把我們的注意力轉賣給廣告主。然而，這些數據巨頭真正的目標其實遠超以往的注意力商人，他們真正的業務不是銷售廣告，而是靠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取得了關於我們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遠比任何廣告收入更有價值。我們不是他們的用戶，而是商品。
就中期來看，這一大批數據可能帶來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而第一個受影響的就是廣告業本身。這種新商業模式的基礎是將權力從人類轉移到演算法手中，包括選擇和購買商品的權力。一旦開始由演算法為我們選擇、購買商品，廣告業就會崩潰。以谷歌為例，谷歌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萬事問谷歌，而且我們也能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答案。假設某一天，我們可以跟谷歌說：「嗨，谷歌，根據你對汽車和我的所有了解（包括我的需求、習慣、對全球變暖的看法，甚至是對中東政局的看法），哪輛車是我最好的選擇？」再假設谷歌確實能給出很好的答案，而且我們已經從經驗得知要相信谷歌的智慧，而不要相信自己老是被操控的種種感受，到那個時候，汽車廣告還有什麼用？
而就長期來看，只要取得足夠的數據和運算能力，數據巨頭就能破解生命最深層的秘密，不僅能為我們做選擇或操縱我們，甚至可能重新設計生物或無機的生命形式。為了維持運營，這些巨頭在短期內可能仍然需要賣廣告，但它們現在評估應用程序、產品和公司的標準已經不再是能賺多少錢，而是能收集到多少數據。某款熱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