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因為時局的不穩定，也因為父母離家隨單位去作集體性的勞動改造，我作為一個無學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親戚家。「革命」正在興起，存有舊書、舊畫報的人家為了安全，儘可能將這些東西燒毀或者賣掉。我的親戚也狠賣了一些舊書，只在某些照顧不到的地方遺漏下零星的幾冊，比如床縫之間，或角落裡的一張桌子腿兒底下……我的身高和靈活程度很適合同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發現了丟落在這些旮旯里的舊書，計有《克雷洛夫寓言》、《靜靜的頓河》電影連環畫等等，還有一本書脊破爛、作者不詳、沒頭沒尾的厚書，在當時的我看來應屬於長篇小說吧。我胡亂翻起這本「破書」，不想卻被其中的一段敘述所吸引。也沒有什麼特別，那只是對一個農村姑娘出場的描寫。那姑娘名叫雙眉，作者寫她「哧哧地笑」，寫她抱著一個小孩用青秫秸打棗，細長身子，烏黑明亮的頭髮披在肩上，紅線白線紫花線合織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條短褲，光腳穿著薄薄的新做的紅鞋。她仰頭望著樹尖，臉在太陽地里是那麼白，目光是那麼流動……細看，她臉上擦著粉，兩道眉毛那麼彎彎的，左邊的一道卻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禿禿的斷了……以我當時的年齡，還看不懂這小說的時代背景是「土改」時期，不知道這雙眉因為相貌出眾，因為愛說愛笑，常遭村人的議論。吸引我的是被描繪成這樣的一個姑娘本身。特別是她的流動的目光和突然斷掉一半的彎眉，留給我既曖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覺這類描寫與我周圍發生的那場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為不一致，對我更有一種「鬼祟」的美的誘惑。那年我大約十一歲。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這本「破書」的作者是孫犁先生，雙眉是他的中篇小說《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產生要當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階段。我的家庭鼓勵了我這妄想。父親為我開列了一個很長的書目，並四處奔走想辦法從已經關閉的市級圖書館借出那些禁讀的書。在父親喜歡的作家中，就有孫犁先生。為了驗證我成為作家的可能性，父親還領我拜會了他的朋友、《小兵張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師。記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師對我說，在中國作家裡你應該讀一讀孫犁。我立即大言不慚地答曰：孫犁的書我都讀過。徐光耀老師又問：你讀過《鐵木前傳》嗎？我說，我差不多可以背誦。那年我十六歲。現在想來，以那樣的年齡說出這樣一番話，實在有點不知深淺。但能夠說明的，是孫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時至今日，我想說，徐光耀是我文學的啟蒙老師，他在那個鄙棄文化的時代里對我的寫作可能性的果斷肯定和直接指導，使我敢於把寫小說設計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學的本質，去領悟小說審美層面的魅力，去琢磨語言在千錘百鍊之後所呈現的潤澤、力量和奇異神採的，是孫犁和他的小說。
那時還沒有「追星族」這種說法，況且把孫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許多文學青年一樣，迷戀他的文字帶給我們的所有愉悅，卻沒有去認識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個機會來了。一九七九年，我從插隊的鄉村回到城市，在一家雜誌做小說編輯，業餘也寫小說。秋天，百花文藝出版社準備為我出版第一本小說集，我被李克明、顧傳菁兩位編輯熱情請去天津面談出版的事。行前作家韓映山囑我帶封信給孫犁先生。這就是我的機會，而我卻面露難色。可以說，這是我沒有見過世面的本能反應；也因為，我聽人講起過，孫犁的房間高大幽暗，人很嚴厲，少言寡語。連他養的鳥在籠子里都不敢亂叫。向我介紹孫犁的同志很注意細節的渲染，而細節是最能給人以印象的。我無法忘記這點：連孫犁的鳥都怕孫犁。韓映山看出了我的為難，指著他家鏡框里孫犁的照片說：「孫犁同志……你一見面就知道了。」
我帶了信，在一九七九年秋日的一個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終於走進了孫犁先生的「高牆大院」。這是一座早已失卻規矩和章法的大院，孫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並詳細描述過它的衰敗經過。如今各種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著，稍顯平整的一塊地，一戶人家還種了一小片黃豆。那天黃豆剛剛收過，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會神地撿豆子。我看到他的側面，已猜出那是誰。看見來人，他站起來，把手裡的黃豆亮給我們，微笑著說：「別人收了豆子，剩下幾粒不要了。我撿起來，可以給花施肥。丟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溫厚，語調洪亮，夾雜著淡淡的鄉音。說話時眼睛很少朝你直視，你卻時時能感覺到他的關注或說觀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褲，當他騰出手來和我握手時，我發現他戴著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著他引我們進屋，高聲詢問我的寫作、工作情況。我很快就如釋重負。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會不苟言笑的，戴著套袖的作家給了我一種親近感。這是我與孫犁先生的第一次見面。
其後不久，我寫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說，篇幅卻不短，大約一萬五千字，自己挺看重，拿給省內幾位老師看，不料有看過的長者好心勸我不要這樣寫了，說「路子」有問題。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膽將它寄給孫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報》的《文藝》增刊上發了出來，《小說月報》也很快作了轉載。當時我只是一個剛發表幾篇小說的業餘作者，孫犁先生和《天津日報》的慷慨使我對自己的寫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雖然這篇小說在技術上有著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做自己對文學的深意有了一點真正理解的重要開端，也使我對孫犁先生永遠心存感激。
我再次見到孫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著大風。他剛裁出一沓沓粉連紙，和保姆準備糊窗縫。見我進屋，孫犁先生迎過來第一句話就說：「鐵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見老？我這兩年老得特別快。」當時我說：「您是見老。」也許是門外的風、房間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縫用的粉連紙加強了我這種印象，但我說完很後悔，我不該迎合老人去證實他的衰老感。接著我便發現，孫犁先生兩隻襖袖上，仍舊套著一副乾淨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著一種幹練的活力，一種不願停下手、時刻準備工作的情緒。這樣的狀態，是不能被稱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見到孫犁先生，是和幾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沒撿豆粒，也沒糊窗縫，他坐在寫字檯前，桌麵攤開著紙和筆，大約是在寫作。看見我們，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座。我特別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見了那副套袖。記得那天他很高興，隨便地和大家聊著天，並沒有摘去套袖的意思。這時我才意識到，戴套袖並不是孫犁先生的臨時「武裝」。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聯繫著什麼，我從來就說不清楚。聯繫著質樸、節儉？聯繫著勤勞、創造和開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沒有問過孫犁先生為什麼總戴著套袖，若問，可能他會用最簡單的話告訴我是為了愛護衣服。但我以為，孫犁先生珍愛的不僅僅是衣服。為什麼一位山裡老人的靛藍衣褲，能引他寫出《山地回憶》那樣的名篇？儘管《山地回憶》里的一切和套袖並無瓜葛，但它聯繫著織布、買布。作家沒有忘記，戰爭年代山裡一個單純、善良的女孩子為他縫過一雙結實的布襪子。而作家更珍愛的，是那女孩子為縫製襪子所付出的真誠勞動和在這勞動中傾注的難以估價的感情，傾注的一個民族堅忍不拔、樂觀向上的天性。滋養作家心靈的，始終是這種感情和天性。所以，當多年之後，有一次我把友人贈我的幾函宣紙精印的華箋寄給孫犁先生時，會收到他這樣的回信，他說：「同時收到你的來信和惠贈的華箋，我十分喜歡。」但又說：「我一向珍惜紙張，平日寫稿寫信，用紙亦極不講究。每遇好紙，筆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紙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見過習慣戴套袖的孫犁先生，或許我會猜測這是一個名作家的「矯情」，但是我見過了戴著套袖的孫犁，見過了他寫給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紙不是《天津日報》那種微黃且脆硬的稿紙就是郵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則永遠是印有紅色「天津日報」字樣的那種。我相信他對紙張有著和對棉布、對衣服同樣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勞動的尊嚴與德行，是人生的質樸和美麗。
我第四次與孫犁先生見面是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六日。這時他已久病在床，住醫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孫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頻頻打擾，但是去醫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麼固執。感謝《天津日報》文藝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孫犁的女兒孫曉玲女士，他們滿足了我的要求，細心安排，並一同陪我去了醫院。病床上的孫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狀態，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雙目光溫厚、很少朝你直視的眼睛也幾近失明。但是當我握住他微涼的瘦弱的手，孫曉玲告訴他「鐵凝看您來了」，孫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應。他緊握住我的手高聲說：「你好吧？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他那洪亮的聲音與他的病體形成的巨大反差，讓在場的人十分驚異。我想眼前這位老人是要傾盡心力才能發出這麼洪亮的聲音的，這真摯的問候讓我這個晚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