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看了北京人藝的一出話劇名叫《窩頭會館》，編劇是中國非常優秀的作家劉恆。有人問起作者這齣戲的主題，這讓劉恆感到發窘，於是他說主題就是一個字：錢。如果「錢」顯得直白，換個含蓄一點的說法是：困境。
正是「困境」這個詞打動了我，讓我想到第二屆東亞文學論壇的主題之一：貧富和慾望。這幾乎是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無法迴避的大問題，因為有人類就有貧富和慾望，有慾望就有困境。而人作為生物界的高級動物，所面臨的困境更為複雜。「外在的困境是資源短缺，內在的困境是慾望不滅。」這也是劉恆的話。
面對一個大的命題，我常常感到自己敘述起來的力不從心。那麼，不如就讓我從小處開始，從我的一個短篇小說講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我寫過一個名叫《意外》的短篇小說，這是迄今為止我最短的小說，一千個字，漢字排版一頁半紙。有時候我也會像劉恆那樣被朋友問道：你這個小說是寫什麼的？為了簡便，我常用一句話表述，我說這大概是一個關於困境和美的故事。小說大意是這樣的：二十年多前，中國北方深山裡的小村子台兒溝，很少有人家掛照片，因為很少有人出去照相。鎮上沒有照相館，去趟縣城，跋山涉水來回五百里。誰家要是掛張照片，頓時滿屋生輝，半個村子也會跟著熱鬧幾天。小說主人公山杏的哥哥來信向家裡要張「全家福」照片，信中特別提到，最想念妹妹山杏。他在南方一個小島上當兵已經兩年，走的時候山杏才八歲。接到哥哥的信，山杏就催爹媽去縣城照相，從春天催到秋天。後來，摘完了核桃、柿子，山杏一家終於決定遠征縣城去照相。那天晚上山杏一夜沒睡好，看媽在灶前彎著腰烙餅，爹替她添柴燒火。他們用半夜的時間準備路上的乾糧，如同過年一樣。天不亮，他們就換上過年才穿的新罩衣，挎起沉甸甸的乾糧籃子出了村。他們搭了五十里汽車，走了二百里山路，喝涼水、住小店，吃了多半籃子干餅，第三天才來到縣城。他們找到了照相館，照相師傅將他們領進攝影間。當滿屋燈光嘩的一下亮了起來，當高樓大廈、鮮花噴泉之類的他們從未見過的華麗布景把這一家三口人包圍時，他們甚至來不及驚嘆，照相已經開始。在照相師傅的指揮下，他們努力把自己坐端正，同時大睜著眼睛向前方看去。隨著燈光嘩地滅掉，這隆重的事件，幾乎一瞬間就結束了。半個月後，山杏爹從村委會拿回一個照相館寄來的信封。山杏搶著撕開封口，裡面果然有張照片。但這張照片上沒有大睜著眼睛的山杏一家，照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正沖她們全家微笑的好看的捲髮姑娘。第二天，山杏家的牆上掛出了這張照片，照片上的姑娘沖所有來參觀的人微笑著。有人問起這是誰，爹媽吞吞吐吐不說話，山杏說，那是她未來的新嫂子。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家文學雜誌的小說編輯，有時候我會在小說《意外》那樣的深山農村短暫地生活，或者說「採訪」。在一個名叫瓦片的村子裡，我在「山杏」的家裡住過。那一帶太行山風景峻美，交通不便。村子很窮，土地很少，河灘里到處是石頭。因為不能耕種小麥，白面就特別珍貴，家裡有人生重病時，男主人才會說一句：煮碗挂面吃吧。我卻被當成貴客款待。山杏的母親為我煮挂面，煎過年才捨得吃的封存在小瓦罐里的臘肉。當我臨走把飯費留下來時，他們全家吃驚地漲紅了臉，好像這是對他們的侮辱。在這個家庭，我見到了被常年的灶煙熏黑的土牆上掛著唯一一張城市年輕女性的照片，就是我寫進小說里的那一張。有位德國作家說過，變美是痛苦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那麼山杏一家對這陌生照片的態度，就是把困境變成了美吧？還有善良。
二十年之後，小村莊瓦片已是河北省一個著名旅遊風景區的一部分了，因為鐵路和高速公路鋪了過來，一列由北京發車的火車經過瓦片通向了更深的深山。火車和汽車終於讓更多的外來人發現原來這裡有珍禽異獸出沒的原始森林，有氣勢磅礴的百里大峽谷，有清澈明麗的拒馬河，從前那些無用的石頭們在今天也變成了可以欣賞的風景，而風景就是財富的資源。我曾經為了自己一部電影的拍攝再次來到這山裡，電影里需要深山農戶的院落，我毫不猶豫地嚮導演推薦了山杏的家。我看見從前的瓦片村民大多開起家庭旅館，山杏們有的考入度假村做了服務員、導遊，有的則成為家庭旅館的女店主。她們不再會為拍一張照片跑幾百里地，旅遊景點到處都有照相的生意。她們的眼光從容自信，她們的衣裳乾淨時尚，她們懂得了價值，也知道談論信息。當我向她們打聽一個更遠的名叫「小道」的村子時，山杏們優越地說：「哼，小道呀，知道。他們富不了，他們沒信息！」瓦片和周邊的村子都富了，在這些富裕起來的村莊里，也就漸漸出現了相互比賽著快速發財的景象，畢竟錢要來得快，日子才有意思。就有了坑騙遊客的事情，就有了出售偽劣商品的事情，就有了各種為錢而起的「嚼清」。
那一次導演對我的推薦很滿意，山杏家幾乎原封不動地成了電影里女主角的家。製片主任問我場地租金怎麼算，我想起從前山杏一家的純樸，有把握地說，你就隨便給吧，他們不會計較。但事情並不似我的預料，當我回到我的城市後，曾很多次在家中接待瓦片的房東——山杏的爹。因為有了汽車、火車、電話，因為有了信息，遙遠的山杏爹總是能夠快速把我找到並申訴攝製組付他報酬的不合理。比方他說攝製組用墨汁把他的新房的白屋頂刷成了黑色；大燈把院里一棵石榴樹烤成了半死；為了劇情需要他們還往河裡摔過他的羊，摔了一次又一次，五隻羊被摔得十天都站不起來……這都是錢啊，可他們都沒給錢。我一次次放下手中的寫作幫助憤怒的山杏爹向攝製組要錢，心中卻時有惱火：要是沒有火車呢？一切不是單純得多嗎？交通、通訊和旅遊業給瓦片帶來了財富，同時也成為一種運載慾望的挑釁的力量。現代化的強大輻射面對封閉的山谷，是有著產生這種力量的資格的，雖然它的挑釁意味是間接的，不像它所攜帶的物質那麼確鑿和體面。並且我始終認為，它帶給我們的積極的驚異永遠大於其後產生的消極效果。
的確，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進化著鄉村物質文明的同時，也扮演了催生慾望的角色。商業文明的到來和它「溫柔的挑釁」使未經污染的深山農人的品質變得可疑；沒有它們的入侵，貧苦的山杏們的思維邏輯將永遠是寬厚待人。可我想說，這種看似文明的抵抗其實是含有不道德因素的，有一種與己無關的居高臨下的悲憫。貧窮和閉塞的生活里可能誕生純凈的善意，可是貧窮和閉塞並不是文明的代名詞。誰有權力不讓山杏們利用大山的風景富裕起來呢？誰有權力不許一個鄉村老漢跳上火車去找人「投訴」虧待了他的攝製組呢？其實當我在這兒比喻火車是催生慾望的角色時，蒸汽機火車已經從中國全面退役成為我們時代的一個背影；內燃機車、電氣機車也不再新鮮。幾年前上海就已經出現標誌著國際領先技術的磁懸浮列車。在這個人類集體鍾情於速度的時代，那彷彿不久前還被我們當成工業文明象徵的蒸汽機車，轉瞬之間就突然成了古董。蒸汽，這種既柔軟又強大的物質，這種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近現代文明之旅的動力也就漸漸從領先的位置上消失了。實用功能衰弱之後，它那暖意盎然的懷舊的審美特質才凸現出來。問題是，當今世界，早已先期享受了工業革命那實用功能所帶來的諸多物質進步的人們，誰又有權力為了個人今天的審美愉悅，去對那些大山裡的山民們說，我們可以富，但你們卻不行呢？
我在這時想起一個深山裡的少年。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初秋的下午，我在一個名叫小道（向山杏們打聽過的小道）的村子裡，順著雨後泥濘的小道走進一戶人家，看見在堆著破鐵桶和山藥乾的窗台上靠著一塊手絹大的石板，石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三行字：
太陽升起來了，
太陽落下去了，
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好呢？
問過院子的女主人，她告訴我這是她九歲的兒子寫的。我又問孩子是否在家，女主人說他割山韭菜去了。那天我很想看見這個九歲的深山少年，因為他那三行字跡歪扭的詩打動了我——我認為那是詩。那詩里有一個少年的困境，願望，他的情懷和尊嚴，有太陽的起落和他的向好之心。那天我沒有等到他回家，但我一直記著石板上那三句詩。今天那個少年早已長大，或許還在小道種地，或許已經讀書、進城。假如在新世紀的今天，把他的詩改動一個字，變成「太陽升起來了，太陽落下去了，我什麼時候才能變富呢」，我還會認為這是詩嗎？
與其承認這還是詩，不如承認這是合理的慾望。如同十六世紀葡萄牙詩人在歡迎他們的商船從海上歸來時那直白的詩句：「利潤鼓舞著我們揚帆遠航……」
「利潤」這字眼嵌在詩行中看上去的確令人尷尬，但文學的責任不在於簡單奚落「變富」的慾望，因為變富並不意味著一定變壞，而「變好」並不意味著一定和貧窮緊緊相連。文學在其中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