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鍊我們，磨鍊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
——本書作者
到今年年底，孫中倫將完成碩士學業，他出生於1994年，在劍橋大學的人類社會學系就讀。在過去的幾年裡，每當暑假期間，孫中倫就會回國參與不同的社會實踐。他在北京的單向街書店當過店員，去甘肅定西做過支教老師，在成都漆器廠當過學徒工。2015年的時候，他孤身南下東莞，在一家電子廠當了兩個月的打工仔。
在這個國家最簡陋的教室及那些被機器轟鳴聲淹沒的車間里，孫中倫遇到了他的同齡人和一個陌生的當代中國。「那裡有打鐵聲，塑膠味，一群忙碌無言的人和一堆日夜不休的機器。」孫中倫說，「我真無能為力，為他們做不了什麼，我就是想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
距離他打工的工廠300米遠，是亞洲最大的觀瀾湖高爾夫球場，那裡出沒著這個時代的成功者，當然也包括他們那如南國陽光般明亮的子女。根據中歐商學院的一份調查報告，一半左右的企業家二代表示對繼承他們父輩的產業興趣不大。 孫中倫的家鄉在江蘇江陰，那裡是改革開放以來最早富裕起來的鄉鎮，與他的祖父年紀相近的吳仁寶是第一代著名農民企業家，他領導的華西村一度號稱「天下第一村」。如今，吳仁寶已經去世，由他的三個兒子領導的華西村集團正面臨嚴峻的轉型壓力。
四十年來，一切已經出現的、正在發生的，都無可厚非。每一個人的生活都如同一粒被糖衣包裹著的巧克力，它也許是甜膩的，也許是苦澀的，但是，其內心卻是一致的焦慮。
焦慮也許正是這個時代唯一的特徵。
在這輪經濟變革開始的1978年，全體國民並不知道未來之路通往何處，他們所能夠告訴自己的是，必須從貧瘠中逃離出來，無論用怎樣的手段，在金錢的意義上改變自己的命運。那是一個混亂而野蠻的年代，一切秩序都被破壞，一切堅硬的都煙消雲散。
到2008年的時候，廣袤疆域中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每一堵圍牆都被衝擊和推倒，每一個城鎮、街道和家庭都面目全非，經濟的高速成長以及奧運會的盛大舉辦，給全民留下了一段激蕩的歲月記憶。
再過了十年，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當孫中倫們也成熟起來的時候，新的國民命題開始出現了。人們發現，舊有的機遇、經驗和能力消失了，貧富懸殊、階層固化替代物質發展成為新的挑戰，甚至連互聯網也形成了讓人畏懼的壟斷性力量。
從1978年的徘徊苦悶，到2008年的激越亢奮，再到此時此刻的群體焦慮，四十年的中國以空前的破壞性創造，向世界證明了自己的勇氣和格局。同時，也讓這個國家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邁向更遼闊的未來。
對抗焦慮的最好手段，也許仍然是不甘現狀和劍及履及的進步。
美國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發現，20世紀中期，美國中產階層中瀰漫著焦慮的情緒。在《焦慮的意義》一書中，他挑戰了「精神健康就是沒有焦慮」的流行觀念，相反，「適度的焦慮與人的活力以及創造性成就，存在密切的內在關係」。許多時候，解藥與毒藥並行交織，而減緩焦慮的手段之一，便是從事瘋狂的活動，「對工作的大力強調，已經成為緩和焦慮的一種心靈功能」。
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中國既有自身成長的轉型特徵，同時，它也越來越融入全球現代化的普世性進程。從年廣久、吳仁寶，到張瑞敏、柳傳志，再到馬雲、馬化騰，以及正在劍橋深造的孫中倫們，中國在不同的時代給出不同的機遇和使命，讓一代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承擔和解答。
中國現代化的動力源到底是什麼，這一直是容易引發爭論的、讓人無不焦慮的話題。
早在1948年，青年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用「衝擊—反應」模式解釋中國的現代化之旅。在他看來，「西方是中國近代轉型的推動者，是西方規定了中國近代史的全部主題」。 面對這一衝擊，中國做出的回應是在逐漸引進引起「永久性變化」的要素的同時，背棄傳統的「周期性變化」模式，走上現代化道路。
到了半個多世紀之後，當費正清編完厚厚十五卷《劍橋中國史》之後，他卻部分地修正了自己的觀點。在《中國新史》中他承認，中國的現代化儘管受到西方的影響，但是，主要仍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不過，直到去世，費正清仍然沒有解釋清楚，中國變革的內在動力與西方制度創新之間的互融與衝突關係。
就如同在文化思想界發生的情景一樣，關於本輪經濟改革的制度對標體以及它的動力源，從改革的第一天起就出現了分歧，一度竟表現得十分激烈。直到進入第四十個年頭的今天，這一懸疑的課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迷人。
羅納德·科斯在《變革中國》一書中，曾用「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來形容中國的本輪經濟變革運動，「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事件並非有目的的人為計畫，其結果完全出人意料」。當他在2008年寫下這段文字時，也許已經預見到接下來的十年，中國改革的獨特性仍將讓人在好奇中忐忑不安。
從四十年的歷史來俯瞰，科斯的判斷也許只對了一半。
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並非國家治理的唯一目標，它從來被置於穩固執政地位和維護國家安全的兩大前提之下，因此，有著高於經濟發展的「人為計畫性」和別於他國的中國特色。對這一現狀的漠視，造成了很多中外學院派學者的長期誤判。
2015年9月，曾因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而名聲大噪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他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他修正了十多年前的「歷史終結論」，提出一個國家的成功發展離不開三塊基石：國家能力、法治與民主責任制。在他看來，中國與美國分別處於這一政治秩序的兩端：中國擁有強大的政府，能夠有效快速地落實各種民生政策，但它需要在法治和民主上繼續努力；而美國雖有法治和民主，但由於制衡體系過於龐雜繁複，「制衡效率太高」，導致聯邦政府的施政能力低下。
福山的現實主義修正，對解讀中國改革提供了新的視角。
在一開始，看到中國的城鄉變化，很多經濟學家都嚇出了一身冷汗，現象的複雜性難以用既有的理論予以解釋，因為它們暗示著諸多「意外」的協調一致。最後，人們終於克服了這個問題，辦法是回到人的慾望本身。
透過本部企業史所描述的無數細節，我們可以發現，在缺乏長期性頂層設計的前提下，中國經濟變革的動力來自四個方面。
制度創新——四十年來，恢複及確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與作用，一直是中國治理者在持續探索的方向，其間的稚嫩、反覆及彷徨，構成了改革的所有戲劇性。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國有資本集團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這也成為制度創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容忍非均衡——中國改革的非均衡特徵和「灰度治理」，是打破計畫經濟體制的獨特秘訣。它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給予外資集團的超國民待遇，甚至還有對環境破壞的長期容忍、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以及民營企業家對現行法律的突破。
規模效應——龐大的人口規模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紅利，這使得每一個產業的進入者都有機會以粗放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然後在此基礎上，建立核心競爭力。「巨國效應」及規模可能形成的勢能，無論是產能、消費力，還是資本能力，往往會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創造出新的可能性和模式突變。
技術破壁——相對於制度創新的反覆性，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准入性壁壘，從而重構產業範式，並倒逼體制內改革。這一特徵在改革的前三十年並不突出，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很多產業的原有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帶來了競爭格局的煥然一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的領域中持續發酵。
中國的整體國家能力的形成，帶有鮮明的集權體制特徵和代價性，同時也呈現出基層組織創新和人民創造歷史的熱情。從費正清到羅納德·科斯，以及所有現世的中外學者，都試圖破解「中國之謎」，這個任務仍有巨大的解釋空間。
在2018年的某個時刻，從柳傳志和馬化騰的辦公室往下眺望，你可以清晰地看見他們的來路去途。
聯想控股大廈位於北京中關村。26歲那年，柳傳志從珠海白藤農場被抽調入京，進入中科院計算機研究所當一名助理研究員。14年後的1984年，他在中科院的一個門衛室創辦聯想公司，從此展開了一段別樣的人生。十多年前，中科院把計算所的土地拿出來，交給柳傳志開發，今天的聯想控股大廈正是蓋在這塊地上。站在幕牆大玻璃前，年過七旬的柳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