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琢是華為早期的一名副總裁，因為與愛人常年兩地分居，他向任正非提出辭職。任正非聽到這個理由後，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他脫口而出：「為什麼要離職，你可以離婚啊！」
2016年4月的一個晚上，有人在虹橋機場拍到一張照片，72歲的任正非獨自一人拖著拉杆箱，排隊等計程車，身邊沒有助理和專車。過了兩個月，又有人在深圳機場的擺渡大巴上，拍到幾乎同樣的場景。
這一年的5月30日，北京召開全國科技大會——1978年，33歲的任正非參加過這個大會，當時他是6000名與會者中最年輕的人之一——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俱到場講話。輪到任正非發言時，他說：「華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華為已前進在迷航中。」熟悉他言行的人都知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他一直表現得憂心忡忡，隨時準備迎接「大限」的到來。
事實上，華為是四十年企業史上最成功的民營企業。在2012年，華為取代愛立信，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設備生產者。2014年，華為的國際專利申請件數超過多年盤踞第一的美國高通，躍居全球公司之首。在2017年的世界500強榜單中，華為以785.1億美元營業收入名列中國民營公司第一名，全球第83名。
任正非似乎是一個笛卡兒式的懷疑主義者，他們承認知識的有限程度，對人類行為的正面動機缺乏信心，因而更願意以系統性的懷疑和不斷的勇猛考驗，達到求知求實的目的。放置於中國，他則類似於商鞅、曹操這樣的人物。
多年以來，他一直拒絕與媒體直接見面，只在2014年的6月，接受過一次並非事先安排的、短暫的記者群訪。外界對他的思想的了解，全部來自那些有意無意「泄露」出來的內部講話或信件。
2000年，華為躍居全國電子百強首位，他發表《華為的冬天》，提出「磨難是一筆財富，而我們沒有經過磨難，這是我們最大的弱點。我們完全沒有適應不發展的心理準備與技能準備」。2002年，他寫下《北國之春》，認為：「什麼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那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
2012年，他發表《一江春水向東流》，其中透露：「2002年，公司差點崩潰了，IT泡沫的破滅，公司內外矛盾的交集，我卻無能為力控制這個公司，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夢醒時常常哭。我的身體就是那時累垮的。身體有多項疾病，動過兩次癌症手術。」對於危機，他仍然保持了極大的警惕：「我們對未來的無知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我們可以通過歸納找到方向，並使自己處在合理組織結構及優良的進取狀態，以此來預防未來。」
在一份內部講話中，他更直率地說：「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麼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我們大家要一起來想，怎樣才能活下去，也許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敗這一天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
「向死而生」是當代存在主義哲學的元命題之一，死亡在存在論上不是一個事件，而是存在本身，因此薩特才說，「我不是為著死而是自由的，而是一個要死的自由的人」。在任正非的所有傳世文本中，均未見他言及任何哲學家思想，這隻能說，是生命的苦難和磨礪讓他成了一個悲觀的勇敢者。
華為是一家非常獨特而神秘的企業，在資本架構的設計上有兩個特點。其一，任正非本人在華為的持股比例只有1.01%，其餘的98.99%屬於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10多萬名華為員工在服務期間享有股息分紅權，離職之後則再無瓜葛。任正非說這一制度設計是當年他與老父親討論的結果。其二，華為是資本市場的「絕緣體」。在2013年4月的一封內部郵件中，任正非明確表示：「未來五到十年內，公司不考慮整體上市，不考慮分拆上市，不考慮通過合併、兼并、收購的方式，進入資本遊戲。」
在某種意義上，華為更像一個內向繁衍的「種族部隊」，自生胚胎，外拒通婚，因而保持了強大而純粹的文化聚合力，同時也容易引發外界的好奇和猜測。2012年，當華為超越愛立信之際，《經濟學人》曾發表《誰在害怕華為？》一文，質疑華為的崛起，引起了關於網路間諜活動的恐慌，「有人認為中國政府在幫助華為贏取海外合約，以便讓諜報人員利用其網路來進一步窺探全球電子通信網路」。
在企業文化上，華為的全部管理制度和政策強調「以客戶為中心，以奮鬥者為本」，讓聽得見炮聲的人來呼喚炮火。正是這種對前進的不容置疑的擁抱，造就了一個很難被擊垮，卻又有著種種內在糾結的戰鬥型組織。
在華為，有兩個10%的制度。
其一，公司每年拿出營業收入的10%投入科研。這一制度堅持了二十多年，使得華為成為中國乃至全球最具研發衝擊力的科技公司。2015年，華為的研發經費為596億元，這個數字超過了全國25個省市的研發投入。
其二，每個層級不合格幹部的末位淘汰率要達到10%，這使得華為內部的崗位競爭空前激烈。在1996年和2007年，華為曾發起過「集體大辭職」的運動，每次均有7000人遞交辭職報告，在接受組織的評審後，再行簽約上崗。為了保持公司的年輕態，華為還規定45歲即可申請退休。
在任正非的價值觀里，「企業的意義」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東西。活著是至高無上的信條。華為對國家的責任是合法納稅、多納稅，而公司與員工的關係則只與契約有關。有一次，管理學教授陳春花與任正非對話，談及員工與公司的關係時，她用到了「感恩」這個詞，任正非當即表示不接受，他說：「在華為，我們不需要員工感恩，如果有員工覺得要感恩公司了，那一定是公司給他的東西多了，給予他的多過他所貢獻的。」
到2017年，任正非創業滿三十周年。如果不是在1987年以2.1萬元資金創辦了一家叫華為的小公司，他現在應該是一個疾病纏身的退伍老軍人，每天鬱鬱寡歡，偶爾寫一點不咸不淡的回憶小文，以翻閱《讀者》雜誌為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