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地毯足足有50米那麼長，欄杆的一邊是100多台攝影機和相機，盡頭是一塊碩大的LED屏，靚麗高挑的女主持人還在熱情地採訪劉亦菲和宋承憲。鄔霞抿著嘴唇有點緊張，她的同伴挽了挽她的肩膀。
2015年6月17日，鄔霞坐火車趕到上海，參加第十八屆上海國際電影節，當晚有一個盛大的「互聯網電影之夜」。在過去的一年裡，她參與了《我的詩篇》的拍攝，這是一部關於中國工人詩人的紀錄片。
鄔霞的個子非常瘦小，平時很少穿的高跟鞋更是讓她走起路來一搖一擺，並不像劉亦菲們那麼的優雅。她今天穿著一件深粉色的弔帶裙，這應該是她最喜歡的一款，是從深圳的地攤上買來的，70多元錢。在她的家裡有一個衣櫃，裡面有十來件弔帶裙，當攝製組去拍攝時，她一件一件拿出來給導演看。其實，鄔霞在平時幾乎沒有機會穿弔帶裙，她在深圳的一家服裝工廠當燙熨工，每天工作十來個小時，大多數的雙休日也要加班。
但是，鄔霞是一個弔帶裙控。在《我的詩篇》里，她說：「下班後，勞累了一天的姐妹們都睡下了，外面的月光很好，我會悄悄爬下床，穿上弔帶裙，躡手躡腳地溜進女廁所，月光照在鐵窗玻璃上，我照玻璃，看見自己穿裙子的樣子很好看。」
鄔霞是一個出生於1984年的工人女詩人。
她的家鄉在四川內江，從小父母就外出打工，鄔霞是第一代留守兒童。13歲的時候，還沒有讀完初中二年級的她也來到深圳寶安，成了一個打工妹。她的日子一直非常拮据，她的父親在幾年前因患重病而試圖服毒自殺。現在，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一家人住在一間不到10平方米的出租房裡。
過去的十多年裡，鄔霞在工作之餘寫下了300多首詩歌，卻從來沒有正式發表過，其中有一首，題為《弔帶裙》。
包裝車間燈火通明/我手握電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溫/我要先把弔帶熨平/掛在你肩上才不會勒疼你/然後從腰身開始熨起
多麼可愛的腰身/可以安放一隻白凈的手/林蔭道上/輕撫一種安靜的愛情/最後把裙裾展開/我要把每個皺褶的寬度熨得都相等/讓你在湖邊/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風吹
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讓裙裾飄起來/帶著弧度/像花兒一樣/我要洗一件汗濕的廠服/我已把它摺疊好/打了包裝
弔帶裙/它將被打包運出車間/走向某個市場/某個時尚的店面/等待唯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愛你
多麼優美而略帶憂傷的詩歌，它活生生地來自苦悶的生活，卻又讓人從石縫中看到漏進來的光。包裝車間、電熨斗、廠服、市場店面，這些充滿了僵硬的製造業氣質的名詞，第一次生動地進入漢語詩歌的殿堂，帶著勞作的汗味和工業化的蒸汽。
秦曉宇是《我的詩篇》的文字導演，也是一個身形粗獷的詩評家，正是他發現了一個十分隱秘的事實：在當今中國，起碼有一萬名像鄔霞這樣的地下工人詩人，他們在生產線、建築工地、礦井和石油工地上勞作，同時也在默默地用詩句記錄自己的喜怒哀樂。
他們寫青春與出口玩具，「我青春的五年從機器的屁眼裡出來/成為一個個橢圓形的塑料玩具/售賣給藍眼睛的小孩」；
他們寫勞動與死亡，「一顆螺絲掉在地上/在這個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輕輕一響/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個相同的夜晚/有個人掉在地上」；
他們寫礦難，「原諒我吧，兄弟們/原諒這個窮礦工，末流詩人/不會念念有詞，穿牆而過/用手捧起你們溫熱的灰燼/與之進行長久的對話」；
他們寫斷指，「我寫過斷指/寫過他們纏著帶血的紗布/像早產或夭折的嬰兒/躺在長三角，珠三角……/這些產床上」。
那天晚上，對鄔霞來說，走紅地毯是一件煎熬人的事。
她和秦曉宇等人站到簽名大屏前面，攝像機們象徵性地舉起，然後快速地放下，幾分鐘後即將到來的李易峰才是真正的高潮。在那個尖叫聲四起的「互聯網電影之夜」，《我的詩篇》無疑是最沒有娛樂精神的一部冷片。
冷遇是一個已經習慣了的常態。秦曉宇曾在北京皮村舉辦過在線詩歌朗誦會，十多位工人詩人到場，「微吼」用出了吃奶的勁推廣，也只售出200多張票。天津大劇院舉辦兩場大型朗誦會，第一場售票30張，第二場售出10張。
在第十八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我的詩篇》作為唯一一部進入決賽階段的中國影片角逐金爵獎最佳紀錄片。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此次入圍的五部電影中，居然有三部不約而同地聚焦於工人題材，美國導演的《夜宿人》反映外來務工人員與城市資源間的矛盾，韓國導演的《工廠奏鳴曲》對韓國「血汗工廠」進行了反思。至少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電影人沒有缺席，中國工人沒有缺席。
讓鄔霞高興的是，《我的詩篇》最終奪得了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她跟秦曉宇等一伙人去衡山路上好好涮了一頓火鍋，然後回到深圳，繼續自己的打工日子。拍攝和得獎，如同她的弔帶裙被微風吹拂了一下，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對於鄔霞來說，人間所有的遭遇，一半是詩意，一半是苦難。你將歷經滄桑，我已竭盡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