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發生後，陳游標是第一批趕到現場的企業家之一。他帶領一支由120名操作手和60台大型機械組成的救援隊，馳援災區。據報道，「他親自抱、背、抬出200多人，救活14人，還向地震災區捐贈款物過億元」。 年底，他被授予「全國抗震救災英雄模範」，併當選中央電視台年度經濟人物。
在後來的十年里，他一直以「中國首善」的形象出現，卻因種種戲劇性行為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陳游標出生於江蘇北部一個農村家庭，在他四歲的時候，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因為家庭極度貧困，先後餓死。1997年，29歲的陳游標創辦了一家醫療器械公司，他發明了一台「跨世紀家庭CT儀」，「患者只要手握儀器的兩個電極，就能在顯示器上直觀地看到自己身體哪個部位有疾病」。2003年，他創辦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福布斯》曾估計陳游標的個人凈資產為7.4億美元，不過，他從來沒有公布過黃埔再生的經營業績。
他應該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至少是一個竭力試圖以慈善來自我呈現的人。從創業的第一年起，就有記錄顯示，他捐款幫助白血病患者。在後來的一些年裡，每當有災害性事件發生的時候，譬如2003年的「非典」、2004年的東南亞海嘯，總能看到他的身影。汶川救援讓他成為一個全國知名的新聞人物。
在中國社會，「富人」一直是一個貶義詞，「為富不仁」「殺富濟貧」這些成語均無前綴，似乎是順理成章的定義。改革開放以來，「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一開始被稱為暴發戶，後來被叫作企業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以及他們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一個沒有被認真討論並達成共識的命題。出身於赤貧家庭的陳游標決意用行動，塑造一個現代企業家的公益形象。但是，他的一系列慈善行為似乎讓這個話題變得更加撲朔複雜。
2010年1月，陳游標用10萬元人民幣捆成一塊「牆磚」，一面牆一共330塊，共計3300萬元。他宣稱這是即將捐獻的善款。後來的幾年，他先後6次以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捐款決心，最多的一次動用了16噸人民幣。
2011年1月，陳游標飛赴台灣，進行「行善感恩之旅」。他到南投、桃園、花蓮、高雄等地，在大馬路上給「貧困的台灣民眾」發現金紅包，一時引起兩岸極大的爭議。
2012年3月5日，是學雷鋒紀念日，陳游標專門拍了一組身穿軍大衣、頭戴綠軍帽、手持衝鋒槍的照片。他曾對澎湃新聞的記者說：「雷鋒就是我心中的佛，我跟雷鋒的最大的差距就是，我缺一個毛主席的題字。」
2014年1月，陳游標宣布將出價10億美元收購《紐約時報》。他撰文說，「《紐約時報》的傳統和作風，讓他們很難對中國做出客觀公正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分析。倘若我們能收購它，則可以推動其風氣發生改變」。他專門飛到美國，在《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上刊登廣告，宣布將尋找1000名窮人及流浪漢，在紐約中央公園為他們提供午餐並發放300美元的紅包。回國後，陳游標還飛到遼寧撫順，在雷鋒墓前獻上《紐約時報》等外媒報紙，「來向雷鋒叔叔彙報美國之行的成果」。
在紐約期間，陳游標還接受了來自「中國全球合作基金會」頒發的一張表揚狀，以聯合國的名義，授予其「世界首善」的榮譽稱號。很快，聯合國的官方微博委婉闢謠：證書上的「united nation」少寫了表示複數的「s」。
陳游標似乎有自帶喜感的表演天賦，每隔一段時間，他總能以出人意料的行動引起人們褒貶不一的關注。2011年，陳游標宣布為了倡導低碳生活，全家都已經「改名」，他改名為「陳低碳」，太太張婷改名「張綠色」，兩個兒子分別改名「陳環保」「陳環境」。兩年後，為了號召大家節約糧食和水電，春節、婚禮不放鞭炮，他又申請改名「陳光碟」。
2016年，陳游標成立「天杞園微商創富中心」，宣布：「要在兩年內，通過微商事業，培養100個億元微商、1萬個千萬微商，10萬個百萬微商……我的平台很大，跟著我做微商，發財的機會更大！」也是在這一時期，《財新周刊》記者歷時近一年，對陳游標的商業和慈善事業進行了深度調查。
在口述自傳體《高調的中國首善——陳游標傳》一書中，陳游標自稱江蘇黃埔再生公司2009年營業收入是103億元，凈利潤4.1億元。而工商資料中的年檢報告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江蘇黃埔的稅後利潤均為負數，2012年全年凈利潤18萬元多，年末負債超過1億元。2016年8月，黃埔再生公司遭到警方突擊檢查，被搜出170枚假公章。
陳游標聲稱歷年捐款額超過20億元，然而，這一數據一直備受質疑。經《財新周刊》記者的調查，「陳游標捐資建學校幾乎不存在；給官方慈善機構的捐贈，很多進行了重複計算，或者由其自行執行，慈善機構拒絕為其出具發票背書；他多次直接發放現金的公開作秀，實質金額大量注水，而且涉嫌違法募資；而他號稱捐建的公共設施，經查證，曾經或一直為其自用並牟利」。
對於《財新周刊》的指控，陳游標宣稱「偽造公章事宜，之前對此毫不知情」。他向法院起訴雜誌，要求索賠100萬元。
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陳游標一直被爭議纏繞，迄今未歇。
他的種種行善之舉，看上去並無惡意，但一次次地混淆了人們對企業家慈善的認知。從「億元錢牆」、數度改名乃至去台灣和美國「發紅包」，他讓公共社會不但沒有感受到慈善本意中的慈悲與捨得，反而從中體味到了金錢的惡俗和反現代性。
在這個意義上，他的「中國首善」頭銜進一步加重了人們對企業家群體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