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雖寬，這條路卻難走
我看遍這人間坎坷辛苦
我還有多少愛，我還有多少淚
要蒼天知道，我不認輸……
——汶川大地震賑災歌曲，《感恩的心》
「一路高漲的房價是否走到了一個下跌的拐點？」
2008年1月底，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記者柴靜採訪房地產界的三位明星企業家——王石、任志強和潘石屹，向他們提出了同樣的一個問題。
在剛剛過去的2007年，各大城市房價又上演了一波脫韁暴漲的行情。全國土地開發面積只增長了1%，而完成的房地產開發投資額則達到2.5萬億元，增長30%。在大量資金的湧入下，房價一路上漲，深圳住宅價格同比上漲51%，北京為45%，津、渝、滬三地的同比漲幅也都超過了15%。在民怨沸騰之下，中央政府開始了嚴厲的宏觀調控，到下半年，一些中心城市陷入有價無市的僵局，業界恐慌開始蔓延。
王石是「拐點論」的提出者，在他看來，現在的房價已經讓他心驚肉跳，不再具有繼續上漲的理性空間。有一次在長沙做活動，一個小女孩讓王石幫她參謀是否要購房。他問：「你準備結婚嗎？」女孩說沒有，但是擔心三四年之後就買不起房子了。王石脫口而出：「如果三四年之後你買不起了，那是市場的問題。」又有一次，王石在深圳參加地產論壇，他在台上足足用了40分鐘分析眼下的形勢，勸大家不要抱幻想。末了，一位老闆站起來說：「王總啊，我求求你，你能不能在公開場合說房地產走勢就要開始上升？」
王石的悲觀態度對市場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同時也形成了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
當柴靜問到任志強的時候，他不同意王石的判斷，這位地產界的「任大炮」認為，從長遠看，持續上漲是趨勢，至於是今天反彈還是明天反彈，則需要看宏觀政策。他甚至認為房價漲得還不夠快，1978年全國平均月工資28.6元，到現在增加了一百倍，2分錢一棵的大白菜，現在賣2元錢，也增加了一百倍，而房價只增加了16.6倍。
當問到潘石屹的時候，他顯得坐立不安，被逼得急了，他索性站起來說：「你老追問我，我都不知道說到哪兒了。我去找水喝！」
正在路上的2008年，從一開始就散發出這種不確定的氣息，同時充滿了對峙和相互矛盾的焦慮。
一方面，在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高速成長之後，中國變得空前自信，即將在8月8日舉辦的北京奧運會被認定是宣示「大國崛起」的標誌性時刻。另一方面，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似乎正在發生一些讓人不安的變化。
2007年2月，滙豐銀行宣布北美住房抵押貸款業務遭受巨額損失，減記108億美元相關資產，次貸危機由此拉開序幕。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隨後30餘家次貸公司陸續停業。當年8月，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宣布旗下兩支對沖基金倒閉，隨後花旗、美林證券、摩根大通、瑞銀等相繼爆出巨額虧損。
2008年3月中旬，貝爾斯登因流動性不足和資產損失被摩根大通收購。投資者的恐懼情緒像一鍋熱水突然逼近沸點。
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中國的決策層及經濟界一直以「觀影團」的姿態觀望華爾街正在上演的這出崩盤大戲。次貸危機被認為是美國的危機，是流動性過剩闖的禍。如果中國要從中吸取什麼教訓的話，也是應當警惕通貨膨脹。在全國兩會的記者見面會上，溫家寶總理很明確地表示：「我們在確定今年的經濟政策時，第一個防止就是要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
這一決策思路投射到具體的經濟政策上，便是放出兩個大招。首先是勒緊貨幣投放的繩子，從1月25日到5月20日，央行連續四次上調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銀行的準備金率達到16.5%的歷史高位。其次，便是在產業經濟層面抑制股市和樓市的投機泡沫。
上證綜指從上一年10月16日的6124點開始掉頭下跌，這被認為是去泡沫化的過程。而在房地產市場上，很多大佬都認為頂點已達，無可作為，王石的「拐點論」便是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提出的。
從4月開始，萬科在杭州率先降價促銷，繼而在全國30多個城市推廣，這引起了已購房者的憤怒，一些樓盤的預售處遭圍堵，甚至被砸爛，警察來了，卻只站在一旁。在南京、上海等城市，政府派出調查組進駐萬科查稅、查賬。到2008年9月，與2007年11月比較，萬科的股價跌去88%，保利地產跌去75%，碧桂園跌去87%，中海發展跌去70%，可謂慘不忍睹。
從今年1月1日起，北京市公安局將不再給京字轎車上黑色牌照了。這個通知的背後，意味著一項重大的經濟政策的悄然轉變。
黑底白字白框的黑色車牌是一種特權的象徵，凡是註冊為中外合資（包括港、澳）的企業，都有資格以免稅的方式進口一輛轎車，而在日常通行中，又可以享受種種非常優待。在很長時間裡，它是身份的代表，也是國家給予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的標誌。隨著北京市的新規定，各地也相繼取消了黑色牌照政策。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為反映公平競爭的市場呼聲」，頒布了新的《企業所得稅法（草案）》，規定內、外資企業稅率分別由現在的33%、15%統一為25%。路透社在一則消息中評論說，中國試圖打破內外資稅收不公平的規則，意味著這個最激進的外資引進國正逐步終結國際資本的「超國民待遇」。自1992年起，中國已連續十六年成為世界上吸收外資最多的國家，全球《財富》500強企業中有480多家在中國落戶，註冊外商投資企業28萬家。
大規模的外資引進，一方面補充了國內資金的不足，引進了先進技術和管理，另一方面也造成某些領域被外資控制或壟斷的景象。中國社科院的一份報告顯示，在22個領域裡，外資已佔據了70%以上的絕對控制，如東南沿海一線城市的大賣場業態已經被外資佔領了90%。在醫藥領域，一些外資企業在定價方面不受政策性限價的限制，同樣療效的藥品價格遠遠超出國內企業。按照《中國藥典》標準進行生產，同樣的葯，外資企業生產的卻比國產的貴十幾倍，據不完全統計，外資葯平均價格相當於國產葯的1311%。
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取消，是一項悄然而有序進行的工作。到兩年後的2010年12月1日，中國宣布對外企正式徵收城市建設維護費和教育附加費，這意味著中國境內的所有企業統一了稅制。
在這一年，另外一個引人矚目的事件是《勞動合同法》的全面施行。根據新的法律，所有企業主僱用員工必須簽署勞動合同，而一旦解僱，則必須給予員工補償。
這個法案被一些媒體視為「良心法案」。在此之前，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只有7.3%，六年後，這個數字達到了21.9%，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比例從4.1%降至2014年的0.8%，農民工工傷保險參保率從3.5%提升到26.2%。
不過，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這項法案將導致中國製造最核心的優勢——勞動力成本優勢從此喪失殆盡。2月13日，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博客中稱：「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約，有意或無意間增加了勞資雙方的敵對，從而增加交易費用，對經濟整體的殺傷力可以大得驚人。」
張五常寫這篇博客的時候，正在廣東東莞做調研。在過去的很多年裡，他一直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關注中國經濟的衍變。他不太相信別人提供的數據，包括產值、貨運量乃至用電量。每到一地，他最喜歡問的兩個數據是廠房租金和生產線工人的工資，在他看來，這是最無法偽造的真實數據。在東莞，他看到了兩個令他擔憂的景象，一些企業主正打算把工廠遷到勞工價格更低的東南亞國家，例如越南、印尼等，「在未來幾年，工廠南遷是一個似乎很難阻擋的趨勢了」。而同時，外貿訂單突然發生了斷崖式的下滑，在這一年，東莞外貿增速大幅下滑20.7個百分點，這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如果說，發生在房地產行業的「鬧劇」是銀根緊縮造成的心理恐懼，那麼出現在外貿領域的險象，則是美國次貸危機擴散為全球金融危機的前兆。支撐中國經濟「三駕馬車」之一的600萬家外貿企業，對正在發生的突變毫無準備，張五常在東莞看到的事實很快像瘟疫一樣傳遍東南沿海。
4月底，在浙江台州地區，一位被稱為「國寶」的縫紉機企業主提出了破產申請。
邱繼寶的飛躍集團創辦於1986年，是全球最大的縫紉機專業廠商，曾被評為「中國製造業民營企業品牌競爭力50強」的第一名。2000年，朱鎔基總理在杭州聽取他的報告後，很讚賞地說：「你邱繼寶是個『寶貝』，是『國寶』。」 三年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