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目的就是把時間收集到一起，從而所有的人都在對時間的同一探求和征服中成為兄弟和夥伴。
——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
「對於過往的十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您的答案是什麼？」
2017年4月，在杭州舉辦的一場「互聯網+」峰會上，我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請教了這個問題。此時，我已經開始著手這部作品的調研寫作，與十年前的《激蕩三十年》不同的是，我一直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來定義剛剛逝去的這段歷史，它變得更加的多元、複雜和令人難以言表。
周其仁，這位曾在東北長白山當過八年狩獵人的學者是中國經濟最傑出的觀察家之一，他總是能用簡潔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揭示出來，好像用一粒鉛彈擊穿遮蔽森林的迷霧。
他略沉思了一下，然後回答我。果然，他只用了四個字——「水大魚大」。
的確是水大魚大。
在這十年里，中國的經濟總量增長了2.5倍，一躍超過日本，居於世界第二，人民幣的規模總量增長了3.26倍，外匯儲備增加了1.5倍，汽車銷量增長了3倍，電子商務在社會零售總額中的佔比增長了13倍，網民數量增長了2.5倍，高鐵里程數增長了183倍，城市化率提高了12個百分點，中國的摩天大樓數量佔到了全球總數的七成，中產階層人口數量達到2.25億，每年出境旅遊人口數量增加了2.7倍，中國的消費者每年買走全球70%的奢侈品，而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39歲。
急速擴容的經濟規模和不斷升級的消費能力，如同恣意泛濫的大水，它在焦慮地尋找疆域的邊界，而被猛烈衝擊的部分，則同樣焦慮地承受著衍變的壓力和不適。它既體現在國內各社會階層之間的衝突、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與妥協上，也體現在中國與美國、日本、歐盟，以及周遭鄰國之間的政治及經濟關係上。
如同塞繆爾·亨廷頓所揭示的那樣，一個大國的崛起，意味著新的利益調整周期的開始。 這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著不確定性的調適周期，迄今，身處其間的各方仍未找到最合適的相處之道。
大水之中，必有大魚。
在這十年里，中國公司的體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財富》世界500強（2017）的名單中，中國公司的數量從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4家進入了前十大的行列。在互聯網及電子消費類公司中，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別增加了15倍和70倍，闖進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機領域，有4家中國公司進入前六強；而在傳統的冰箱、空調和電視機市場上，中國公司的產能均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產公司中，中國公司佔到了7家。全球資產規模最大的前四大銀行都是中國的。
也是在這十年里，中國公司展開了激進的跨國併購，它們買下了歐洲最大的機器人公司、曼哈頓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好萊塢的連鎖影院、比利時的保險公司和日本的電器企業，還在世界各個重要的樞紐地帶擁有了起碼30個港口和集裝箱碼頭。
在剛剛過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國的商業投資界發生了基礎設施級別的巨變，如巴菲特所言，「今天的投資者不是從昨天的增長中獲利的」，幾乎所有的產業迭代都非「舊土重建」，而是「新地遷移」。以互聯網為基礎性平台的生態被視為新的世界，它以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消費者互動關係，重構了商業的基本邏輯。
在十年時間裡，中國人的信息獲取、社交、購物、日常服務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改變。甚至在文化趣味上，中國式的自信也正在復甦，國學和「中國風」重新復活，人們回顧更值得讚美的過去，並呼喚它的內在精神回歸。很多人覺得「天」變得比想像的快，舊有的人文環境和商業運營模式正在迅速式微，人們所依賴的舊世界在塌陷，而新的世界露出了它鋒利的牙齒，我們要麼被它吞噬，要麼騎到它的背上。
大魚的出現，造成了大水的激蕩，並在魚群之間形成了新的競合格局，它同樣是讓人不安的。
有人在警告新的壟斷出現，有人提出了新的「中國威脅論」，也有人在驚羨大魚肥美的同時，小心翼翼地預測它的虛胖和死亡。甚至連大魚自己，也對陡然發育的體量無法適應。巨型央企的出現引發了新的爭議，大型互聯網公司以及與之攜行的萬億級風險投資集團對產業經濟和公共社會的滲透和控制，造成了新的驚恐和反彈。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十年看到的景象，它既波瀾壯闊又混沌失控，充滿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對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懼，大水與其他大水之間的博弈，大水與大魚之間的適應，以及大魚與其他大魚、小魚之間的衝撞，構成了一幅難以理性靜察的壯觀景象。
在2008年到來之前，全球化的浪潮已經高漲了整整六十年，人類學習著用和平競爭的方式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1946年才發明的計算機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信息世界的建設，互聯網不但改變了資訊流動的方式，更推動了新的公司範式和財富積累運動。
但是，在2008年之後的十年間，全球經濟出現了兩個新的特徵。
其一，互聯網經濟的技術變革周期結束，阿爾文·托夫勒所定義的「第三次浪潮」謝幕，「殺龍青年」長出龍鱗，成為新的巨龍統治者，信息化革命的推動力日漸式微，而新的產業變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經濟出現了以通貨緊縮為共同特點的產業「空窗期」。
其二，由美國次貸危機轉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國際貿易的增長在這一階段幾乎陷於停滯，各國相繼通過貨幣競賽和貿易保護主義來維持自己的利益，由此，「黑天鵝」頻飛，民粹主義再度流行，2016年的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更是讓新保守主義甚囂塵上。
世界發生新的動蕩和對峙，在這一時期，作為全球化的最大獲益國，中國的處境不無尷尬。
開始於2008年的外貿下滑，在濺起一片驚呼的同時，也被動地推進了國內的基建投資和產業轉型，宏觀經濟的增速從9%陡降到6%～7%的「新常態」。與此同時，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幣值競賽充滿了火藥味，中央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引發了種種新猜想。對中國的依賴與遏制，構成了一種充滿矛盾的並生現象。
隨著特朗普的當選，華盛頓宣布「回到美國」，中國似乎成了唯一一個仍然在全力推動全球化的超級大國。無論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還是2014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2016年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都是一些標誌性的重大事件，它們代表了中國的一貫立場和姿態。不過，有一些時刻，中國是孤獨的。
「是世界更需要中國，還是中國更需要世界？」這是一個無解卻又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這一糾結的背後，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國對中國崛起的複雜心態。
在這十年里，中國經濟總量超越了日本，製造業規模超過了美國，汽車產銷量在2009年的趕超更是在底特律引起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中國成了互聯網普及度最高的國家，每一個到中國旅遊的歐洲人都對4G網速羨慕不已。幾乎把巴黎老佛爺店擠爆的中國遊客讓法國人又愛又恨，甚至連中國大媽們對黃金的熱愛，都構成了期貨市場的一個非常規性指標。
在歷時四十年的中國改革史上，我們發現，所有的重大變革主要是由兩個因素造成的。
其一是制度的創新與勇氣，如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90年代末的外向型經濟和城市化運動，以及數十年間一直處於徘徊探索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現出中國式制度創新的獨特性和複雜性。其二是技術帶來的破壁效應，它繞過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壘，從而在一個貌似固化的產業里別開生面，譬如微博、微信對公共輿論和思想市場的促進，以及電子商務對製造、流通和金融業的再造。
這兩種因素中，前者是可逆的，後者則絕不可逆。在某些領域，它們同時發揮作用，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既發生了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和大數據革命對傳統銀行及證券產業的顛覆，同時，政府也打開了民資進入銀行業的准入門檻，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批民營銀行。速度可以掩蓋很多的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發展的方式衝決過去，可是也有相當的一部分——尤其是制度建構層面的，卻始終無法繞將過去，你不得不勇敢直面。
在這一漸進式的中國變革之路上，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戰略性矛盾，它們有的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便已存在，有的則是近十年來出現的新景象。
經濟增長方式的彷徨：在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快速推出四萬億元振興計畫，在各國經濟體中率先衝出衰退的低谷，而同時也固化了靠投資來振興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