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康河谷一線布防，擋在遠征軍前面的日軍，是日軍第18師團主力。這個師團本來是一個兩旅團編製的甲種師團。加入緬甸方面軍後，為適應山地作戰取消了旅團一級建制，減少了一個步兵聯隊，改為三步兵聯隊制山地師團，但大大擴編了其炮兵編成，在胡康河谷這樣的山嶽叢林地帶，其實際戰鬥力反而得到增強。
這支敵軍的主要編成如下：師團共轄六個聯隊，其中步兵聯隊三個，即第55、第56、第114聯隊，每個聯隊轄三個大隊和兩個炮兵中隊，每個大隊轄四個步兵中隊和一個炮兵隊、一個輜重隊。步兵以外，師團還轄一個山炮聯隊，即第18山炮聯隊；一個工兵聯隊，即第12工兵聯隊；一個輜重聯隊，即第12輜重聯隊，總兵力兩萬餘人。
胡康河穀道路艱險，溪谷縱橫，非常不適於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作戰。在戰史上，對中國遠征軍從印度殺回國內選擇了胡康河谷這條險路，曾經有一個說法，認為這是為了出其不意。
試圖出其不意，卻遇到兩萬多敵軍攔路，這實在不能算成功。事實上，日軍緬甸方面軍參謀前田博少佐在他的著作《緬甸方面軍的作戰和戰後處理》中，披露了當時日軍的作戰計畫，對於中國軍隊會選擇胡康河谷反攻緬甸，日軍早有準備。
1943年年中的時候，日軍在緬甸一共有五個師團。這些部隊包括隸屬於第15軍的第18師團、第33師團和第56師團，以及直屬於方面軍的第55師團、第5飛行師團。
日軍對這些部隊的配置如下：司令部配置在緬甸首都仰光，第5飛行師團分散配置在緬甸各個機場；第55師團負責南緬防務，部署於印緬交界線南端的港口阿吉普一帶，警戒英軍從海上發動登陸攻勢或沿海岸東進攻擊；第33師團負責中緬防務，部署在曼德勒以西地區，對抗英帕爾方向的英軍；第56師團和第18師團均部署在北緬，警戒中國駐印遠征軍和雲南方向部隊的攻擊。中國遠征軍發動反攻之後，日軍乾脆將北緬單獨列為一個戰區，成立了第33軍直接指揮該地區的作戰。此後，日軍陸續增兵，到1945年，在緬甸方面軍屬下共計有九個師團又三個獨立混成旅團，用於緬北的就有五個師團和一個混成旅團，占其總兵力的一半以上。
從這個配置看，日軍對緬甸的防衛重點為重西輕東，重北輕南，在印度的中國遠征軍如果發動自胡康河谷的反攻，地點正在緬甸的西北，恰恰是日軍防衛的重點。
既然明知這是敵軍防衛的重點，地形又如此不利於進攻，中國遠征軍為何不選擇另一條路發動反攻呢？
這是遠征軍總指揮、中印緬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中將的決定。史迪威做出這個決定，並不是他缺乏軍事常識。事實上史迪威是一名優秀的軍事將領，他很清楚選擇這條反攻路線的風險。察看當時的史料，似乎可以看到這位高個子將軍決策背後的一絲無奈。
史迪威急於發動緬北反攻的原因，與麥克阿瑟在菲律賓浪漫的「I shall return」（我會回來）不同，有著更加現實的目的，那就是儘快打通中印公路，穩定中國戰場，並通過這條路線提供裝備、物資，重新武裝中國軍隊，以期從東方發動對日軍的反攻。
1943年的中國戰場，牽制著日軍29個師團的主力，世界很難想像中國如果倒下，將給反法西斯陣營帶來怎樣的災難。要知道，美日在索羅門群島的血戰，把瓜達爾卡納爾島打成了「地獄島」，把薩沃島灣打成了「鐵底灣」，日軍出動的部隊，也不過一個多師團而已！但是，作為一個農業國，中國軍隊的戰鬥，必須依靠世界其他國家的工業支持。大到飛機、汽車，小到望遠鏡的鏡片，電台里的真空管，當時的中國，幾乎都無法自己製造。在美國參戰以後，這個「世界民主國家的兵工廠」也對中國打開了大門。然而，隨著沿海港口的喪失，中國失去了海上的補給路線；蘇日友好條約的簽訂，關死了西北方向的援助；滇緬、滇越路的中斷，又讓西南方向的援助無法入口。偌大的中國，只剩了一條飛躍喜馬拉雅山的「駝峰航線」與外界保持著艱難的聯繫。高山，低壓，劇烈的空氣運動和日軍飛機的攔截，使這條航線艱險異常，中美飛行員在這條航線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連中國防化兵事業的創始人李忍濤將軍，都在這條航線上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天氣晴朗的時候，「駝峰航線」的飛行員們甚至可以用地面墜毀飛機閃光的鋁片作為導航指示，可見損失之慘重。
因為太過艱險，駝峰航線的運力有限而且代價昂貴。即便盟國有心為中國提供更多的裝備物資，也無法依靠這樣一條空中路線。為此，史迪威下決心指揮中國遠征軍反攻緬甸，目的是打出一條直通印度的地面公路運輸線，這就是後世所說的「中印公路」。
史迪威選擇胡康河谷這條進攻路線，是因為沒有其他路線可供選擇。
收復緬甸，其實有很多路可走，粗粗一看，即可以通過五條道路：
第一條路，從緬甸南部沿海登陸，直取首都仰光。
第二條路，從印緬邊界南段，阿拉干山以南的阿吉普方面從西向東進攻，沿海邊攻奪仰光。
第三條路，從印緬邊界中段，阿拉干山以北的英帕爾方面從西向東進攻，攻擊目標為緬甸古都曼德勒，在那裡可以直接切斷南緬和北緬日軍的聯繫。
以上三條路線，大多是在道路寬闊、行進便捷的平原和高原地區，易於美式機械化裝備的部隊作戰行動，同時人口稠密，物資也較為豐富。
另外兩條路就艱難得多了。
第四條是從印度通過胡康河谷、孟拱河谷攻取北緬中心密支那，而後南下曼德勒，將日軍趕向南方。
第五條是從雲南越過高黎貢山，收復滇西，再奪取舊滇緬路要隘臘戍，徐徐向西向南推進。
這兩條路線，經過的地區都地勢險峻，易守難攻，而且人煙稀少，補給必須依靠自己。
通過前三條路線，都容易直接威脅日軍在緬甸控制的核心地域和主要交通線，或對日軍形成切斷進而圍殲；而後兩條路線即便成功，也更容易與日軍打成「頂牛」，形成一進一退的局面而難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問題出在英國人身上。英國人在緬甸的態度十分清楚，就是排斥其他任何大國進入這一地區，堅決等待戰爭結束後，日本「合情合理」地向大英帝國歸還這塊領地。因此，無論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染指緬甸，無論出於何等目的，都是不能允許的。因為這個，羅斯福斡旋丘吉爾與蔣介石約定的，在緬甸南部島嶼登陸的作戰計畫，被一拖再拖，終於無疾而終。
可是，此時的英國，已經不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個龐然大物了。兩次世界大戰耗幹了英國人的心血，世界的天平已經向新興的大國傾斜。在德黑蘭會議上，人們形容丘吉爾先生在羅斯福與斯大林面前的地位，就彷彿「美國鷹和俄國熊之間的一頭老瘦驢」（赫爾曼·沃克《戰爭與回憶》）。所以，面對財大氣粗的美國人，有求於人的英國人也不得不做出一點象徵性的讓步——史迪威將軍可以發動反攻，但是他的路線只能局限於北緬。
第一次緬甸戰役的時候，英國方面曾同意中國遠征軍在緬甸全境作戰，戴安瀾將軍死守的同古，就在仰光北面一點點，向南打出兩百公里，就可以看到印度洋了。這個距離，也就和北京、天津之間的距離差不多。當時，在緬甸的華人給了遠征軍最大的支持，甚至在遠征軍失利敗走野人山的時候，還有上萬華僑堅定地追隨祖國的軍隊撤退，寧可埋骨荒山，也不放棄。
大約是這種熱情，讓英國人感到了中國在緬甸的強大號召力。在發動反攻的第二次緬甸戰役中，英方嚴格限制中國遠征軍的行進路線，試圖盡量避免他們與緬甸普通民眾的接觸，以免給英國在緬甸的殖民統治造成問題。將中國遠征軍進攻的路線限制在人煙稀少的緬北，大概不無這方面的考慮。
在這種情況下，史迪威只好無奈地選擇了胡康河谷來發動這次進攻。
談到從印度出征的中國遠征軍，史迪威的名字不能迴避。作為這支數萬名官兵組成的中國軍隊的最高指揮官，史迪威並不是一個掛名的擺設，他有著真正生殺予奪的大權。這在當時乃至此後的中國，都堪稱一件古怪的事情——把軍隊交給外國人來指揮，這幾乎是一種近乎於賣國的行為。史迪威能夠指揮中國駐印軍，純粹因為他手中握著的美援，他是中國實在不能得罪的。
不過，反攻開始以後，史迪威最終還是將指揮權還給了孫立人和廖耀湘兩位中國將軍，放手讓他們指揮前線的作戰。實戰讓他明白，指揮中國軍隊，最好還是中國人自己來干，否則再好的美國將軍，無論是柏特諾還是梅里爾，在當時的條件下都沒法突破中西文化的高牆，把一支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充分發揮出來。從結果來看，他這個選擇堪稱明智。
一個有指揮權卻又並沒有真正指揮每個戰役的將軍，一個在最後勝利之前黯然回國的美國人，史迪威的形象在不同人眼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