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醒來，我兩眼發光，精神飽滿。雖然史培士警探一再堅持，我們到手的全是些無憑無據的假設，卻使我更加相信戚索之死絕非自殺。更何況，不管史培士有意放棄，我已令他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一夜的微雪；人行道及車頂上蒙著一層淡薄的白粉。暖暖的朝陽，卻迅速將它溶盡。天空蔚藍，清風徐來。這與我的心情簡直太相襯，我出發去見石耶魯的醫生時，便把好天氣視作這一天的好兆頭。
杜醫生的診所是當街的一幢黃磚公寓房子。高過附近的高級住宅。八點十五分到達。他的接待小姐瘦高，紅色鬈髮上是一頂頭巾式的帽子。一張尖削的晚娘臉。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特別長，塗得血紅，皮包骨的手腕上掛一條附著一大堆小飾物的手鐲，走到哪兒響到哪兒。她冷冷的招呼我。
「高佑大，來見社醫生的，」我興沖沖的說。
「來早了，」她丟下一句。「坐著等。」
於是我把大衣、帽子擱在腿上，坐著等。
八點二十五分，另外一位護士出現——這次是個小個子——她對我招手。
「醫生現在見你，」她說。
站在雜亂的桌子後面的人物，中等高度，很壯，一個沉甸甸的肚子突在那件白色短外衣前面。戴一幅無邊厚鏡片的眼鏡，給予他一個凸眼的長相。抽黑雪茄；空氣里全是難聞的煙味。
「早，醫生，」我說。
「五分鐘，」他衝口便說。「不能再多。」
「我明白，先生。」
「你跟石耶魯又是什麼關係？」
「我在電話里跟您說過，」我耐著性子，「我正在査石教授的失蹤案。」
「你是個私家偵探？」他懷疑。
「不是，」我說。「我是石教授的律師那兒的人。您要是不信可以問石太太。」
他咆哮幾聲。
他沒請我坐下。
「好吧，」他說。「你問你的。答不答在我。」
「可否告訴我，石教授是什麼時候來求教(求診)的？」
他從桌上拿起病歷，很快翻過，雪茄仍咬緊在他的牙齒中間。
「去年十月和十一月來過七次。你要確實的日期嗎？」
「不必，不需要那麼麻煩。可是石太太說他病發在去年夏末。」
「怎麼樣？」
「他一直到十月才來找您嗎？」
「我剛才說過了，」他暴躁的說。
「是否可以告訴我，石教授到這兒來之前有沒有去看過別的醫生？」
「我怎麼知道？」
「他沒有提過？」
「沒有。」
「醫生，」我說。「我不敢奢望您說出石教授得的是什麼病，但是——」
「說對了，我絕不會說，」他馬上打斷我的話。
「但是，您是否能告訴我，石教授的病情，假如不接受治療，會致命嗎？」
他眼光閃爍。接著低頭，往下看，將雪茄煙蒂捻熄在一個很大的水晶煙灰缸里。再說話時，聲音卻出奇的溫和。
「往肉里長的腳趾甲，不治好是會致命的。」
「石教授不來看您的時候，病是否痊可了？」
「在復元，」壞胂氣又開始。
「他的病會傳染嗎？」
「這是什麼？」他大怒，「機智問答？」
「我不是要您說出病名，醫生，」我說。「只是問它會不會傳染。」
他尖利的看著我。
「不會，它不是花柳病，」他說。「你想問的就是這個，對吧？」
「對。依您看石教授的精神狀態如何？」
「是個相當頑固、難纒的病人。」（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過要是說他在病情之外顯出任何精神失常的癥狀，答案是否定，他沒有。」
他不曾發覺，這段話已有所泄露：教授確有某些精神失常的徵候與他的病情有關。
「他可曾給您任何一點暗示，有意拋棄他的妻子和家庭？」
「不曾。」
「您可不可以把您這位病人的情況當一種疾病來描述一下，醫生？」
他注規壁上的鐘。
「五分鐘時間到，」他說。「再見，高先生。」
我在外間穿上大衣。有三、四個人在候診。
「非常謝謝你，」我對那位接待小姐露出一個最天真可愛的微笑。這不常見效，這次有了；她解了凍。
「他是只熊，對不對？」她悄聲道。
「比那更惡劣，」我也悄聲回道。「他一直那樣？」
她骨碌著眼睛。「一直那樣，」她說。「嘿，可不可以請教你一個私人的問題？」
「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三英寸，」說罷，我揮手道別。
在出門遇見的第一個電話亭里，撥電話回公司。留話給鮑茜瑪，說明我在外出勤，待會兒再告訴她回去的時間。
搭上百老匯的公交車到四十九街，步行至益馬丁設辦公室的所在，一幢老舊的樓房。他的姓名仍列在樓下人名指示欄內，但是上達九樓，九一〇室的門大開，一個著油污工作服的大鬍子漆工，在毛玻璃窗檻上，正忙著用刀片猛刮，「益馬丁：私家徵信社」的字樣，已經去掉一半。
我站在漆工後面，偷眼往裡瞧。房間空空。沒有桌椅、檔案櫃，什麼都沒有。只剩骯髒的牆壁，封滿灰塵的窗戶，和龜裂的塑料地板。
「要什麼？」漆工在問。
「你知道這間辦公室的傢具都到哪兒去了？」
「去問經理。」
「上哪兒去找經理？」
「樓下。」
「能不能告訴我經理的名字？」
他不答話。
樓廳的後面是一扇門，門上貼著一方厚紙板：「經理室」。我使了些力打開門。一道陡峭的鋼梯直通下去。我小心翼翼的、吊著沙沙的扶手走下去。一條黑暗的水泥長廊伸到大樓的背後。天花板上是縱橫交錯的通氣管、水管。隧道末端有一扇斑痕累累的木門。我推門而入。
就像走進了監獄。只差鐵柵欄。水泥頂、水泥牆、水泥地。沒有窗。傢具全像「你丟我撿」來的。這個小室里窩著兩個人。一位非常動人的東方女孩對著一架老爺安德活牌的打字機劈啪敲著，偶爾停頓，把烏黑的長髮自臉龐拂開。一個瘦小棕黃皮膚的男人坐在一張大桌子後面，以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極快速的在講電話。他桌上有一塊干浄的銅板：「經理，衡克來」。
我進去，他們誰也沒看我一眼。我耐心等。衡先生繼續以無法理解的語言滔滔不絕，之後突然囀成英文。
「彼此一樣，混賬！」他尖吼一聲，掛斷電話。便看見了我。
「啊，有何效勞之處，先生？」他柔聲問道。
「也許您能幫我個忙，」我說。「我找益馬丁，九一零室的。可是他的辦公室都空了。」
「啊，」他說。「益先生已不再與我們同在。」
「哦？」我說。「那麼，您能吿訴我他遷到哪裡？」
「啊，」衡先生道，「益先生不是搬家。益先生死了。」
「死了？」我叫。「天哪！什麼時候的事？」
「兩天前。益先生死在地下火車車輪下。您是，呃，他的朋友？」
「客戶，」我說。「真可怕。我有幾份很重要的文件在他那兒。您知道他的文件數據怎麼處理的？」
「他的，啊，未亡人，」衡先生說。「昨天來把一切取走。」
「你就讓她拿嗎？」我聲音大起來。
這位經理攤開手掌聳聳肩。「人家的未亡人有資格拿走他的一切。」
「你確定那是他的未亡人？」
「啊，益先生欠了兩個月房租，」衡先生圓滑的說。「這個女人全付了。」
「那不能證明她就是未亡人。」我很生氣。
那位東方女子停止打字，但是並未轉身看我。
「是她沒錯，」她說。「有一次我在門廳見過他們倆在一起，他還做了介紹。」
「看吧？」衡先生以勝利者的姿態說。「未亡人。」
「你有她的電話？」
「啊，抱歉沒有。」
「住址？」
「也沒有。」
「住址當然還在租約上？」
「沒有租約，」衡先生說。「我們按月出租。」
「那我只好査電話簿了，」我說。
衡先生停了一秒鐘。「啊，不，」他傷心的說。「益先生有一個沒登記的號碼。」
我謝過衡先生，便離去。穿過陰暗的隧道，快到樓梯口的時候：聽見一聲叫喚「嘿！」我迴轉身。那位動人的女孩向我跑過來。
「十塊錢，」她說。
「什麼？」
「十塊錢，」她重複一遍。「交換益先生的住址費。」她從我指間一把抓走鈔票，已